试论中国文化自恋倾向的起源

通过民族征服 ,黄帝 -夏 -周一系为大宗 ,炎帝 -齐许申吕 -楚一系湮没无闻 ,至迟在战国就已形成了黄帝独尊的局面 ,至迟在西周已形成了夷夏对立观。由民族的胜败分出了文化的尊卑 ,夏尊夷卑 ,这是中国文化自恋倾向产生的原因 ,并由此滋长出“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后来是汉文化中心主义 ) ,从西周延续到近代。根据这种偏见 ,华夏族所在的中原地区 (“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 ;只能是中国文化同化周边四夷 (戎狄蛮夷 )文化而不是相反 ;四夷只有学习接受中国文化 ,才可能升格进入“夏”的先进行列。华夏文化圈的国家即使有华夏血统 ,如果染上夷文化的习俗 ,等待它的将是被降格到“夷”的后进行列。文化自恋是学习接受外来先进文明的最大障碍。     

庄子的微笑

正都说中国传统文化有点"妄自尊大",如认为中国居于天下中央,他国皆为"四夷""附庸",只有来朝纳贡的份儿。其实这只是某些目光短浅、心智愚昧的帝王的看法,并非传统文化的一贯立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学者对世界格局已有清醒认识,尽管还不够科学,那结论却与事实相差不远。     

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和进路

<正>基督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基督宗教曾四次传入中国。景教虽然早在唐朝就已传入中国,然而对于大唐帝国而言,这些"夷寺""外道",始终是不入流的,流行的对象也主要是波斯人、粟特人、回鹘人等,虽然那时的传教士们也想进行中国化的努力,如翻译经典,在宫廷中讲论,但始终未融入主流文化,最终在武宗灭佛的影响下在中原消失;元代的也里可温包括了景教和来华的天主教,但由于选错了     

论夷夏之争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夷夏之辨是华夏文化中心论和汉民族政权正统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从三教关系看,广义上的“夷夏之辨”从佛教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但狭义上“夷夏之争”则相对晚一些,到南北朝才正式开始。夷夏问题是跨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溶入中国文化双方矛盾冲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历史定位曾经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论岭南文化评价标准的历史演变

岭南自古就有文化,然而岭南文化长期受到北方学者的鄙视。历史上评价岭南文化标准的演变可以划分为"无同"、"无范"、"无学"和"无家"四个阶段。先秦的"无同"是岭北人在夷夏文化并立、争鸣的背景下对岭南文化特性的直观感受。秦汉的"无范"是在封建帝国的统一规范下对岭南文化所下的判断,随之而起的是在"以夏变夷"的帝国政策下对岭南文化进行强制性的改造。唐宋时期北方学者对岭南"钟物不钟人"的评价,给岭南人的文化自尊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于是自明代开始,岭南人努力摘掉"无学"的帽子,文化自信得到增强。20世纪前期不少学者以岭南古代的"无家"来反衬岭南近代的"有家",并相信岭南近代文化代表了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海国图志》中“夷”的套话的近代裂变

《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编撰的一部史地学巨著,也是一部呈现众多异域形象及表现文化观念变迁的作品,在形象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来探析《海国图志》,笔者发现,魏源以睁眼看世界的眼光,以"夷"的套话囊括了众多的"他者"形象。由于社会与时代的深刻变革,《海国图志》中"夷"的套话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体现了古近之交思想文化的转型与发展,也彰显了魏源卓越的文化探索精神。     

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

本辑的三篇文章,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山大学哲学系,2001年12月15-16日）（1）的论文。以“什么是经典?”为题,其实不是拘泥于关于经典的定义,而是想引发出对与之相关的思想学术文化问题的广泛讨论。选在这里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文化中“经典”意义的探讨。黄俊杰教授的论文《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以中日儒者释经的观点为据,揭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形上学与心性论三个重要内涵。这一思路着重的是经典本身所隐涵的内在价值。王中江教授的《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上。论文分若干层面描述了儒家“六经”形成经典的历史轨迹,强调了教化之典与政治之典同制度结构的关联。陈立胜教授的《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则通过对《大学》公案的研究,从“论说方式”入手揭示儒门之争背后的思想预设,从而展开对经与传、经与经、经与道以及经与解之间多重意义关系的结构分析。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以儒家经典当作中国经典的标准形态来研究,反映了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过,这一专辑的选目并非暗示现代的经典解释学（姑且用这一说法）完全等同于传统经学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宗教研究理论新探索——第二届中国宗教学高峰论坛综述

<正>2017年11月9-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青城山道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宗教学高峰论坛"在四川大学成功举行。本届论坛以"宗教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主题,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研究,中国宗教与优秀文化传承研究,道教的宗派历史、文化传承与教义思想新探,佛教的中国化、现代化及经典研究,儒道释耶四教会通与传统文化关系考论,少数民族宗教文献、民间信仰与文化传承研究,区域道教的历史、仪式与传播研究等七个议题进行阐发。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和专家发言提纲33篇,来自中国社会     

齐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习俗的渊源及影响

“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是司马迁对齐人生活习性的一种概括性评价.这一生活习性的产生,主要是夷人的生活习性和以齐国“尚功利”思想为主体的政策导向所致.齐人的这一生活习性,在齐国的发展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包括,促进了国家管理思想中民本理念的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军事理论的发展,养成了“尚武”的优良传统.但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既影响了齐国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汉代以后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融合.     

论善的整合价值与善的"与时俱进"

社会必须集结凝聚一切向善的人们及力量,以祛除为害社会的种种邪恶的势力。具体的善虽有特殊性,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善的价值整合也是与时其进的,在科学技术大力进步的今天,各方善价值的整合必须应对由科技被"恶"意使用而带来的后果,经济的一体化和人类发展的全球化为善的价值整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善价值整合的强大推动力量。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西部大开发与“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探究

西部大开发实践活动的展开、深入 ,需要营造一种必要的“伦理化的社会环境”,呼唤一种为西部社会群体所需要和普遍认同的新伦理价值观念 ;这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基本精神 (个性追求、内在气质 )和集中表述应该是 :“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 ,即 :以发展求生存 ,以发展促生存 ;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所包含和要求的伦理规范及其现实践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博弈——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实现机制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和谐——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理想目标 ;三是“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分殊——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前提     

"鬼月"话"鬼"

每年阴历的七月,人们俗称“鬼月”,民间至今还流传“七月半,鬼乱窜”的迷信谚语。而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传言更为离奇,据说这天鬼魂全出,人们不可乱走,更忌出远门。倘若碰到鬼魂一年都将不吉利。鬼从何来?其实心理学家早就指出:一般来源于客观事物的突然出现,但却没有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是头脑中所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论科学之"善"

科学之“善”最深层次的内涵乃是现代科学在本性上所具有的“优越”,而科学的自成目的使一种纯粹的科学活动成为可能,这是科学因其自身而固有的善。科学之“福利”与科学之“德性”(智慧),是在“对人有用”或“令人愉悦”的意义上而成为“善”的。在科学之“善”的概念内涵中有异常明显的两难。只有当我们真实地注意到那在科学的实际进展中愈来愈令人不安同时又是不可回避之物之时,科学才可能是优越的、自由的(自成目的)、有用的、令人愉悦的。     

“淑女之争”与“君子协议”:回眸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论战”

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爆发一场影响全世界精神分析学发展的"战争"。以Anna Freud和Melanie Klein各自为首的精神分析师团体围绕潜意识幻想、本能与力比多以及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一系列主题展开激烈争论,即历史上著名的"Freud-Klein论战"。这场"论战"就精神分析培训问题达成协议,并直接导致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独立学派三"组"鼎立的英国精神分析时局。"论战"促使了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的分离,推动了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向关系模式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后续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