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权力之善——读《权力之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善的探析》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引下,我们应当如何紧扣我国的政治生活实际,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主义政治权力问题,提出相应的伦理对策,引导和规范权力向善,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这是一项极富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近日,笔者有幸拜读了钱俊君博士撰写的《     

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义利之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两者谁先谁后,是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回避的首要价值问题。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儒家义利之辨的理论价值。如果拂去蒙在其上的时代烟尘及偏见误解,那么时至今日,它仍具有值得借鉴的理论光彩与实践意义。     

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及其理论分析

义利问题是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论争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大的方面考察和论证义利之辨。 一、义利之辨的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源远流长,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两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近代五个大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第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寻找善的定义：“义利之辨”和“因信称义”

寻找善的定义是一个恒古话题.本文分别考察了中国儒家的"义利之辩"和中国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中对善的定义方式.本文的考察展示了如下重要事实:首先,从逻辑上看,它们是两种对立的善定义方式.前者强调人在诚中完全占有善恶判断权,而后者则要求人在信中完全放弃判断权.其次,从生存上看,前者因拥有善恶判断权而必然走向霸权话语和思想僵化,而后者则因放弃判断权而可能走向迷信.再次,当这两种善定义方式合二为一时,我们就进入一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     

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

从儒家思想史看,义利之辨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私之辨,但是公私问题依然是其核心要义。在公共生活中,公义和私利在何种情景下、何者更具有优先性的思考,是义利之辨的实质之一。在儒家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个体让渡部分私人利益来落实公义,并以此促成社会的和谐。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优先原则,在儒家的仁爱学说、大同理想、修身工夫等思想中也有体现。就此而言,义利之辨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展开。     

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

义利观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它由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两个逻辑层次构成.义利之辨层次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孟子正确审视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性张力,既能鲜明地坚持道义论的基本立场,又能够对经济生活进行独具特色的伦理辩护.与这一“显层次”相比,德福一致是孟子义利观的“隐层次”,但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德福一致的强调,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义利之争和思想意识中的义利之辨,是立足于主体素质的建设本身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重新梳理孟子义利观的逻辑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道义论传统的文化意蕴.     

《易经》——中国历史哲学之滥觞

如果说,《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著作,那么,《易经》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它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素朴的唯物主义认识途径,对前代历史文献、民歌民谣、卜筮之辞、民间谚语、日常生活格言,自然知识、社会知识进行广泛地搜罗,在其象、数、辞三者统一的思维模式中,表达出“唯变所适”的历史辩证发展的思想萌芽,并企图以此认识规律达到“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把握世界变化的目的,从而去指导人们的现实活动。因此,这部历来多被误认为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的迷离朴朔的上古经典,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并不是一部卜筮之书,而是一部“兼三才而两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早期历史哲学之作。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善与恶——读《唐山大地震》的随想

钱钢同志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真实地再现了大自然突然强加给人间的那幕悲剧,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人们在毁灭性灾难面前的那种临危不俱、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拼搏场面,从而揭示出抢险救灾生力军——解放军战士以及那些幸存的人们的高尚品德,与此同时。作者还真实地披露了在一片废墟上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丑恶事情——抢劫     

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读《中国系统思维》

<正> 刘长林先生的新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是一部研究传统文化的系统之作。这部分构思独到新颖,内容统一。百十年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代不乏人。不过,大多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中国系统思维》一书却总览全局,评述了一系列古典文献,哲学、政治、伦理、军事、艺术、医学、农学、天文、历法、科技一一顾及,儒、道、墨、法、阴阳、五行各家各派都有一定位置,既可当作一部哲学史来读,也可当作一部思维专著来读。     

老子《道德经》上善之水的五大哲学内涵

老子《道德经》上下篇多次提到水、甘露、江海、川谷等水意象,以水设喻,论述其独特道体形而上学中的处柔、守雌、虚静的人生观。提出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著名论断。纵贯其水意象的总体趣向,可以归纳出其内在的五大哲学内涵。一、神之造物:涤除从远古有神论角度看,万事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的开拓之作——读《中国伦理思想史》

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国伦理思想史》(以下简称《中伦史》)最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五篇五十六章,六十六万多字,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同志合著。这是自辛亥革命前蔡元培先生发表《中国伦理思想史》简本以后,唯——本中国人自己写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写作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的伦理思想研究的一项空白。 作为某一领域的开拓之作,应该在资料搜集、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义利·德性·成人——从“义利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观及理想人格的确立

孔子的"义"内含"仁"与"礼"两大因素,在外延上展开为"义德"、"义政"、"义利"三个方面。从幸福观一般原则的意义上看,孔子的义利观规定着幸福观的德性基调和现实品格,表现为重公利轻私利、重精神轻物欲的整体倾向,同时也客观地确认了功利的正当性。这种规定和确认是孔子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分析中完成的。孔子的义利观探讨的不仅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且关乎理想人格的成就,"成人"意义上的义利观在内在和深层意义上确立了孔子德性幸福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