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赞许反应:社会个人互动的观点

在处理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时,常用的两种方法为实验控制和统计控制。我们在本文中提出另一个观点。通过回顾近期的相关文献,我们指出: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反映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人们在相应的文化要求下,以不同的自我呈现方式来加强他们追求个人目标的动力。这种社会、文化与个人的对话历程乃研究文化—心理关系的核心课题。用实验或统计方法将因这个历程产生的变量从跨文化数据中剔除后,所得的结果便只有微薄的文化意义了。因此,我们反对将社会赞许反应的文化差异视为跨文化研究的噪音。相反地,我们认为跨文化研究者应认真地分析社会赞许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以社会赞许反应作为一个窗口,管窥社会、文化与行为相生相成的关系。     

不同主题和风险下的人际信任:“信任圈”的中、加比较

在人际关系网络中,那些被信任者构成了个体的"信任圈",信任圈的规模可以代表个体表现出的信任水平。本研究考察了在不同交流主题(借钱、正面和负面信息交流)和风险等级下,中国人和加拿大人信任圈规模的差异。对202名中国和加拿大成年被试的调查表明,交流主题对信任水平有影响,在借钱和交流正面信息时信任圈明显大于交流负面信息时;风险等级越高,信任圈越小,在借钱时人们对风险等级尤其敏感;无论分享正面还是负面信息时,中国人的信任圈都比加拿大人更小,而在借钱方面中国人比加拿大人的信任圈更大。可见,人际信任与主题、风险和文化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有关,这些结果对于理解信任的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往实践非常有意义。     

父母养育目标的文化差异

父母养育目标存在着普遍的文化差异。在理论上,对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的解释呈现出从群体水平到个体水平、从单维到双维的发展趋势。在研究上,除了对文化差异理论的检验之外,养育目标对于各文化群体的养育方式、养育策略,以及子代发展的影响也是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结构化问卷法和开放式列举法是养育目标文化差异研究最常用的两种测量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现有研究存在着过度概括、忽略子女一方的角色和作用等问题,需要将来的研究加以改进和解决     

从自尊的文化差异说起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自尊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在东西方文化中,自尊在其根源性、包容性及表达性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树立文化差异性与普遍性的意识,加强对自尊文化差异的研究对于科学地认识社会心理现象和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可以从自尊的内涵、自尊研究的内容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开展自尊的中国化研究。     

社会通则及其有关研究

长期以来,心理学对文化差异的研究以价值观为主导。2002年Leung等人提出了社会通则概念（Social Axiom）,使得对文化差异的研究有了新载体。社会通则区别于价值观、社会态度、人格特质等概念,它是个体对于他人、社会、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一般化信念,特指个体对两个概念或者两个实体关系的一般性认识。研究者编制的社会通则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问卷在40多个国家的应用表明,社会通则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具有共同的5个维度,即愤世嫉俗、社会多样性、付出有回报、宗教性和命运控制。社会通则的研究从新视角探讨了文化差异以及心理机制和行为表现的关系,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及其对组织的影响

近年来,跨文化管理研究越来越关注国家内部（次国家层面）地域文化差异。在类似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和企业的跨地域布局使得员工与管理者都需要面对不同外部地域文化环境和组织内部人员地域多样化的挑战,研究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及其对组织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现有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普遍存在于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覆盖的国家类型多样,既有美国、巴西等地理跨度较大或有多民族多宗教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有日本、德国等地理跨度较小或历史上民族和信仰成分较单一的国家;既包括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东南亚和南美国家,也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北美和西欧国家。差异的内容主要包括霍夫斯泰德和施瓦茨的文化价值观维度,尤其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此外,不同国家之间内部地域文化差异的程度也显著不同。 聚焦中国大陆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大陆地域文化区的划分和地域文化差异的内容维度。研究早期主要是从理论上根据影响文化的外部因素（如地理环境特征）讨论了文化差异的存在和文化区域划分,后来直接根据价值观相似度对不同省市或地区进行聚类;近年来,少数研究进一步依据多个指标综合划分地域文化区,并开始假设和验证不同区域价值观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本文整合现有的几种中国大陆地域文化区划,用层次聚类法,获得了有较大共识的8个文化区。现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在集体主义、长期导向、风险偏好、儒家价值观等文化价值观维度存在地域差异。 有关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证文献仍然非常有限。 从跨地区文化比较的视角看,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有可能影响当地人群的消费模式、员工行为、管理风格和决策（如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从跨地区文化互动研究看,母公司企业文化与子公司所在地文化互动融合的模式有可能影响子公司经营绩效。最后,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的程度不仅有可能影响本国企业跨地区布局的方式,还有可能影响企业跨境投资方式、企业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 未来研究应更多的关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外的文化维度,探索主位视角来丰富研究理论和测量方法,尤其亟需更多对地域文化差异和跨地域互动在个人,团队和组织层面的结果的研究。最后,文化随着经济活动、政治变化、人口流动、对外交流互动而不断演化。在经济持续发展、商业活动地理布局不断拓展、人员流动极大增加、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大陆各区域及港澳台地区的地域文化价值观的演变,及其组织中不同层面的行为和结果的影响也值得探究。     

文化震荡及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急剧社会文化变迁对众多个体心理产生了强烈冲击,形成了文化震荡,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其心理健康。研究表明,由于不同个体的经历和应付方式不同,其对文化震荡的承受能力也不同。因此,深入研究文化震荡的形成及其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充分挖掘各种文化有益于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宝贵遗产,建立个体心理健康防卫、救护机制和社会安定预警机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合作动机与信任:基于不确定性简化机制的研究

信任是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Luhmann认为信任是简化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合作动机高的个体有着更高的简化不确定性的需求,从而可能产生更高的信任水平。文章研究了不同合作动机下不确定性对信任的不同影响。实验在社会两难范式下采用不确定性(高、低)和合作动机(高、低)为自变量、信任为因变量的混合设计。结果显示:1.合作动机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信任对方;2.合作动机较高时,不确定性增高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也增高;合作动机较低时,不确定性增高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降低。对此的解释是:不确定性的增高造成个体简化不确定性的需求增高;合作动机高的个体会用信任来简化不确定性,而合作动机低的个体会用不信任来简化不确定性;因此在不确定性增高的情况下,前者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增强,后者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增强。     

儿童社会认识论:儿童对信息提供者的选择性信任

个体掌握的知识很多来自于他人的传授。从4岁起,儿童就意识到不同的信息提供者在可靠性上存在差异。他们根据与提供者间的熟悉程度、提供者过往陈词的准确性、以及来自他人的线索等策略对于信息提供者的可靠性进行评估,从而决定谁更值得信任。未来关于儿童对于信息提供者选择性信任的研究应从扩展探究的知识领域、对于信息提供者其他特征的操纵、以及潜在文化差异检验等方面进行。     

社会医疗保险对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基于CGSS2015的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15年CGSS数据考察了社会医疗保险对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体有宗教信仰的概率要低于没有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体,这表明社会医疗保险对宗教信仰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医疗保险对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存在三种路径,健康路径、幸福路径和政治信任路径。社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促进个体健康、提升个体幸福和提高个体政治信任来挤出宗教信仰。因此,要充分发挥好社会医疗保险带来的健康保障、精神保障和政治信任作用,这既能够促进个体更加理性的进行宗教信仰,又能够有效引导我国宗教健康发展。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ity/modernity on identification‐ and calculus‐based trust

We conducted three studies to explore how trust is perceived, displayed or changed by participants in China, which as a country has undergone substant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transition. Traditionality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 (IBT) and modernity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alculus‐based trust (CBT; Study 1). Compared to those primed with modern Chinese culture stimuli, participants primed with traditional icons exhibited a higher level of IBT and a lower level of CBT (Study 2). The study further demonstrated more trust behaviour based on identification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priming and more trust behaviour based on calculus when primed with modern culture (Study 3). In sum, the present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ong with substantial social chang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 exhibit their trust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cultural context, shedding light on the trust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a.     

信任论纲

<正>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合作中,信任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古代文明将 "诚"和 "信"作为重要的德目,乃至作为做人和进入社会以及为政和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准则来看待。在欧洲,自罗马帝国始,"遵守承诺和信守契约"被看作是公正的基础 ( 西塞罗,第 13 页) ,成为普遍的商业乃至司法原则,并形成悠久的文化传统。现代性制度在本质上与信任相关。20 世纪下半叶,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深化特别是 "风险社会"的出现,使信任问题极大地凸显出来,成为全球性问题和社会矛盾     

全球化与新闻伦理文化

在传播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的情况下,媒体面临的冲击直接和激烈;因东西方化价值体系的差异,当传播跨越化产生互动时,难免失谐和冲突。为应对挑战,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新闻伦理化建设刘不容缓。     

Culture, trust, and social networks

Although the role of trust in group processes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role of trust in social network processes. Trust, conceptualized to have generalized and particularistic aspects, was measured by generalized tru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in general) and relationism (people can be trusted if one has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homogeneity (extent to which one has a number of friends with similar attitudes) and network closure (extent to which one's social network is closed) were examined in three Western (Australia,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wo East Asian countries (Japan and Korea). Although generalized trust was shown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network closure across the five countries, generalized trust and relationism had different relations with network homogeneity in different cultures. The results wer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soci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企业中的上级信任：作为一种行动意愿

组织信任已成为管理学领域的热点研究议题, 虽然研究者开发了多种信任测量工具, 但多数信任测量工具与当前主导的组织信任定义不一致, 缺乏针对意愿的信任测量, 更没有研究探讨不同形态信任之间的关系及相应测量工具的适用范围。本研究以上级信任为切入点, 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研究1将信任视为一种行动意愿, 基于信任行为理论框架和开放性问卷结果, 开发了包含6个题目、“依赖”和“表露”两个维度的《企业员工对直接上级信任问卷》。研究2以553名企业员工为被试, 通过潜变量路径分析考察了不同形态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信任(意愿)受认知和情绪因素的共同影响; 可信度在信任基础和信任(意愿)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信任(意愿)在可信度和工作满意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作为意愿的信任, 相对于信任基础(认知和情感信任)和可信度, 与信任结果变量(工作满意)关系最近, 能更直接、有效地测量信任水平。     

探寻中国人的多重互依自我：理论、挑战与整合

为了全面理解中国人的互依自我内涵,整理相关文献后,发现主要有华人本土与跨文化两种研究取向及相关的多种典型理论,如差序格局理论、华人四元自我理论、道德自我理论、三重自我理论和文化会聚自我理论。这些理论适合解释不同类型的互依自我,并面临各自的挑战。在意义维持模型下对这些理论及互依自我类型进行了整理,发现中国人的互依自我是多层次的、动态的。     

现代中国人际信任的传统资源——《论语》《老子》中的“信任”思想略论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人际信任资源,如果能够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可以成为当今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可贵精神财富。部分现代西方社会学家将中国列入低信任度的国家的学术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信任模式,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里有高度的人际信任。中国当代社会的人际信任危机,是由于社会转型造成的,不能依此而断定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     

Is inter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e‐trustworthiness equally important in consumer e‐trust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onsumers' e‐trust building behaviours

Trust is a widely studied phenomenon across numerous disciplines. E‐trust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a vast number of studies, but despite extensive interest in the issue, there are only few studies that concentrate on how consumers build e‐trust. Furthermore, consumer e‐trust is seen to be a function of both inter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e‐trustworthiness, but only limited number of attempt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study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e‐trustworthiness in consumer e‐trust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present article seeks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by studying how consumers' perceived inter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e‐trustworthiness influence their intention to build e‐trus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 that consumers build e‐trust active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trust is not only based on trustees' behaviour. Moreov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personal e‐trustworthi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stitutional e‐trustworthiness in consumers' e‐trust building. Copyright © 2010 John Wiley & Sons, Ltd.     

组织内信任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效应

通过问卷调查,对组织内信任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通过建构6个嵌套模型和2个非嵌套模型,将其与假设模型进行比较验证研究假设。结果表明,个体对于直接领导、同事和高层管理者的信任都会对个体的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并且彼此间的效应相互独立,彼此互补。同时,研究也讨论了多种不同信任对个体工作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个体对不同对象知觉对其行为复杂影响,并发现对高层管理者信任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效应部分由对直接领导的信任中介     

心理资本: 本土量表的开发及中西比较

开发了本土心理资本量表, 并将之与西方量表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 本土心理资本构念具有二阶双因素结构: 事务型心理资本(自信勇敢、乐观希望、奋发进取与坚韧顽强)与人际型心理资本(谦虚诚稳、包容宽恕、尊敬礼让与感恩奉献)。事务型心理资本与西方心理资本基本相似, 人际型心理资本则具有本土文化气息。本土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人际型心理资本、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任务绩效、周边绩效、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及组织承诺显著正相关, 人际型心理资本与传统性、相依我正向关系显著。相比西方量表, 本土量表的信效度更好, 对工作绩效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尤其是对周边绩效。建议进行心理资本研究时应充分考虑中西文化差异, 对组织而言, 则应重视对雇员本土心理资本各要素的开发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