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蜂”的心理动因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一窝蜂”现象都屡见不鲜。所谓“一窝蜂”现象,通常指在某一特定社会情境里,许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可能出现的后果,竟相从事某类事情,往往一轰而上又一轰而散,诸如大跃进岁月的小高炉炼铁、放丰产“卫星”,数年前的抢购风以及近期的开发区热,等等。每当事变之后,或者业已造成无可挽回损失之时,有些人往往后悔当初不该盲目地凑热闹和赶风潮,但事过境迁,当社会生活中出现另一股时髦风浪的时候,又会一窝蜂地去追逐。这类现象之所     

从"死生有命"展开的思考

如果文化真有明确疆界的话,那么每一疆界似乎都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界标”。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代表或表达着一个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观念的词汇和格言似乎就可以被用做这样的形式上的界标。我们试将“命”这一独特的观念视为中国文化的某种界标,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边界意味着一文化之界限,而命恰恰是中国文化中的界限观念。说命可能首先让人想到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念。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信的是那个不以“天”为定语的“命”,或者至少也是一个天已由之悄然隐去的命。古语有“安之若命”,今人则说“人不跟命争”或“认命”。这些说法均蕴涵着,命标志着人或人力的限度或边界。而这也就是说,这一意义上的命标志着人本身——人的可能性——的某种限度或边界。边界则意味着     

画龙点睛--谈谈杨朔散文的结尾

散文散在“形”,两“神”是绝对不能散的,纵然再优美的文字语言,也需要有“神”的约束,而结尾则往往是“神”的集中点。好的结尾往往给人以画龙点睛之感。正如杨朔的散文一样,结尾往往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给人一种特殊的艺术享受     

文化研究中的假命题与文化研究困境──文化研究的经济学批判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兴起一种文化研究热，一批学者（包括少数经济学者）试图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解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疑惑。笔者不敢简单否定这种“热”的意义，但在总体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缺乏批判性思维而耽迷于引经据典的“考据派”学风。有的学者则是以书斋里幻想出的概念联系，来替代现实事物之间本来的联系；还有的学者甚至把玩着一串串概念，在搞填空游戏。分析中国社会的过去与未来不联系中国的文化，是不适当的；但如果在这项研究中不采取批判性立场，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文化问题呼唤实证性研究。本文试图用…     

佛教的称谓及职称

吴立民所长这篇文章是应赵朴老的建议而写的,我们觉得在本期当代佛教文化专辑上发表有其特别的意义。一般来说,提到佛教文化人们很少会想到称谓及职称与文化的关系。但读过《岳传》的我们知道牛皋向一老者问路是一声:“呔,老头”,而岳飞则下马拱手称其“长者”,说明称谓反映不同的文化是很直截了当的。过去人们相互称呼同志,觉得很自然,但有人见到领导如不称呼其官衔就诚恐让对方感到不恭。至于老板、太太这类称呼那时说不出口,而现在这些称呼给人的感受早已与过去不同,这都说明了称谓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就佛教本义来说“名”本是“说是,即…     

蔡元培与新文化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新文化的伟大建设者,毛泽东说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一评价精到而公允.在“西学东浙”的历史潮流中,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的人认为西方文化什么都先进,而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因而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人则恰恰相反,据守固有的传统文化,拒斥西方文化,但多数人反对以上两个极端而赞成中西融合,吸收西方文化新营养,改造传统文化,建设适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蔡元培始终站在这一潮流的前头,领导这     

悖谬却入理

有一首获奖的咏物短诗，说的是“生石灰”：越发冷水越焕发出热情由“冷”而变为“热”，看似悻谬，但仔细一想，生石灰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于是，我也试文写了一首“咏冰”的小诗：即便是弱农也有汽修修硬骨一“弱”－“硬”，使石却人理．这种思维方式之奇特，就在于反党合这，佯谬而实智．从语言形式来看，关键是将一对反义词巧妙地组合在一块．美国著名的盲人作家海伦·凯勒，曾以非凡的致力创造了惊人的成就。请看一段谈话：访问者：一个人可能遭到的最大悲哀是什么？海伦·凯勒：有眼睛而仍然看不见。无独有偶，中国的保尔——张海迪…     

儒、道生死观异同论

“此岸的永恒”是儒、道生死观的合命题。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都用彼岸世界的永恒性弥补此岸现实人生的有限性,导致宗教,而中国的儒道则不然。儒家和道家对于死都坦然处之,但推论则不相同。儒家把理性个体自我融入群体“自我”,用德行、功业克服感性存在的有限性;道家则是用否定的方法,探寻自我的解放,一旦重返生命的本真状态,与道同一,生命自我就有了永恒归宿,获得了最高价值。儒、道获得永恒的途径也于印度和西方不同,只须在现实人生中获得,但两家又有“伪世”与“游世”的差异。儒、道生死观使中国人没有沉湎宗教的迷狂,甚至中国佛教也受到影响而具有此岸性。这有着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同时也导致了疏异科学,鄙夷感性而高扬理性,轻视物的价值和逻辑实证。     

郭璞的殡葬观与道家道教的崇水精神

在中国文化史上,东晋郭璞(公元276～324年)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改造、发展游仙诗的祖师、语言学巨匠,而且被奉为术数大师、堪舆之祖。相传为郭璞所撰的《葬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堪舆学专著,为历代堪舆家所重,被尊为“葬经”,世传葬术起于郭璞。是书提出的“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杨永彬:群蜂现象和中国传统文化

群蜂现象是指在特定文化环境中 ,特定群体行为一体化的盲目性和随机性。“随大溜”、“一窝蜂”、“大轰大嗡”是它的通俗叫法 ,“社会遵从”、“从众心理”则是它的文雅称谓。群蜂现象的形成大体有客观与主观两种因素。客观因素包括 :(1)领袖人物榜样作用、不仅包括国家社会的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经文:约叁2 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太9:12)那就是说,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就医用药,而健康的人,则没有这样的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好多人是自以为健康,他们身体健康而灵魂却缺乏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了一个定义,说,健康是“体格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全安逸状态”。这个定义,不但包括身体的,还包括道德的。一个人若道德不健康,整天想入非非,思想低级趣味,就会萎靡不振,睡眠不佳,最终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一个人的道德很重要,我们国家现在提倡“以德治国”,教会也提出“以德治教”,这符合我国传统文化的要求。同时我们从圣经看到,十条诫命的后六条就是讲伦理道德的,是对人的要求,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灵性健康的表现。     

做一个大写的人:我们在阅读中与《孟子》相逢

如果我们愿意在阅读中与《孟子》相逢,我们就应该立志去做一个大写的人。从道德理想主义层面看,《孟子》要求我们“证性善”,确立人之为人的性善之本;期盼我们“恶乡愿”,拒斥八面玲珑的伪善之方。从文化守成主义层面看,《孟子》呼唤我们“友古人”,经由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回想而求证本根之源;促使我们“辟邪说”,通过对异端邪说的批驳而澄清智慧之旅。有理想有文化的人,才会是一个大写的人。无论对于针砭欲望横流的当下世态,还是对于建构人皆尧舜的未来愿景,这种人格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谈谈现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研究哲学史的人突然从古代跳到现代研究起当代西方哲学而又不甘心承认是赶浪头,则需要解释几句。本来,“当代哲学是哲学史发展的结果”这句话是大家都会同意的,因而在一般意义上并无人否认当代哲学和哲学史的联系,但如何进一步理解这句话,使研究当代哲学和研究哲学史的人都感到这两个学科本不可分而相互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则还需要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曾经说过,这个问题在西     

“冷”/“热”执行功能缺陷影响ADHD儿童核心症状的作用机制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以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为核心症状的神经发育障碍,与前额叶发育异常所致的执行功能缺陷密切相关。基于此,从神经-认知-行为的发展途径提出执行功能缺陷可能是认知层面上导致ADHD核心症状的发病机理,其中与背侧前额叶相关的“冷”执行功能缺陷可能是导致注意缺陷核心症状的主导因素,而与腹内侧前额叶相关的“热”执行功能缺陷可能是导致多动、冲动核心症状的主导因素。一方面,“冷”执行功能缺陷主要引起工作记忆表征维持失败、抑制控制能力不足、认知转换困难等方面,这些缺陷进一步导致了个体在注意持续、注意选择和注意转移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热”执行功能缺陷则带来厌恶延迟、奖赏加工异常、动机失调等问题,使得个体行为抑制失败,更容易做出冲动性选择,从而表现出多动、冲动等核心症状。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冷”、“热”执行功能缺陷影响ADHD核心症状的理论模型以及从认知神经层面上提供更多的实证证据,同时还需从生态层面考察“冷”和“热”执行功能缺陷对ADHD核心症状的交互影响,并基于执行功能开发对ADHD核心症状具有个性化、精准化、长效化的干预方案。     

人生感悟

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或长处,正是自己的缺点或短处。我们不可能改变一切,但可以做到不被一切所改变。通俗是一种常态,而庸俗则是一种“变态”。“功利”是人类的本性, “势利”是动物的本能。假如一个人没有了个性或脾气,也就没有了激情。消磨一个人斗志和激情     

中国古代士文化与英国贵族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士”的出现,他们对于政治、生活、现实都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与情感体验,并由此形成一种士文化。他们向往着“达则兼济天下”,但更多时候处于“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英国贵族文化是随着贵族阶层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直到今天它还无处不在地影响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特征,如对社会责任感的注重,对思想自由与精神充盈的追求,对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独立的强调等。同时,作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两者又有一定的差异。分析比较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对于把握中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将传统文化运用于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研究的对象、历史和方法

去年底,有报刊预测今年将兴起“文化热”,这种预测无疑唤起了更多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兴趣,遂使“文化”一词成为近来出现频度最高的理论用语之一。 的确,在这个变革的时代,研究我们的文化、反省我们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知“日用而不知”,觉“日行而不觉”,就会将塑造我们民族新文化的努力变成自觉的历史实     

真武山风采

宛如三角翠屏的真武山,横亘在湖北襄樊市襄阳城的西南,从檀溪路南望,她身背绵延的五岭,虎头、华山、凤凰高耸,端坐在葱茏怀抱之中,不起眼的小山头,文化积淀之深够我们去探觅的了。几百年来,出于饱览“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胜境心态的并不多,朝拜“小顶”却成时尚,与武当山大顶齐名,年节更是蜂拥,祈求真武祖师庇佑,印证了千年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由于晚年健身和怀旧原故,顶风踏雪,挥汗冒暑,三四年来多少次攀登,由15分到20分钟到达山顶,步履确实慢了,而一次次地领悟与青少年时勃兴登山迥然不同。四望真武,峰岭高低各不同,如从东麓…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各有特点。在对待死亡态度上 ,儒家重生轻死 ,对死亡存而不论 ;道家则由反对悦生恶死 ,进而歌颂、赞美死亡。在对死亡本质的认识上 ,儒家认为死由命定 ,是天意的体现 ;道家则认为死是气聚气散的结果 ;同时二者又都认为死亡本质上是一种安息。在对待死亡价值问题上 ,儒家强调把死亡落实到道德价值的开拓上 ;而道家则坚决反对给死亡以价值判断 ,强调避死全身才是人生之根本。在超越死亡的途径上 ,儒家认为只要生活充实 ,为理想而奋斗 ,创造了某种永恒之物 ,便可超越死亡 ;而道家则强调通过“心斋”“坐忘” ,达到与大道合一 ,从而实现死而不亡     

古典教化思想的现代命运——以冯友兰为例看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意义

上世纪初叶 ,鲁迅曾提出中国文化应“外不落后于世界先进之思潮 ,内不失固有之血脉”的命题 ,虽未引起学界长久的轰动效应 ,但却“预言”式地规划了此后的文化进向的大致格局。鲁迅偏重于“窃火于异域”改造“国民性”这一侧面 ,而当代新儒家则偏向于“不失固有之血脉”的侧面。这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相反相成地构成了一个“合力” ,推动着发展着更新着中国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蹒跚行进。回首百年历程 ,不难发现 ,这两个方面仍然存在于当下 :从上世纪的 80年代的“国学热”到今天的“西学热” ,展开了新一轮的互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 ,是这一系统的反思、前瞻的一个文化子题。唐文明的文章 ,旨在探讨“合法性”之所以生成的历史背景 ,民族命运启动的心灵震撼生发出的重振华夏风采、摆脱“主奴困境”的“苦恼意识”的“自信”在文化上的表现。应该说 ,这暗含着恩格斯重释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的积极意义 ,有启发性。但仅从作为个案承担者的冯友兰的文本价值祈向 ,也不难看到以缩影形式反射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复杂心态。当然 ,唐文只是一个个案 ,难以涵盖全体。而且就哲学所统属的知、情、意即认识论、美学、伦理学来看 ,并未全部遭遇“合法”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