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责任伦理

随着当今世界突发事件的增多、不确定性的增强 ,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当代西方学者对风险的解读已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 ,而是把视野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 ,把风险置于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本文在深入分析风险产生动因的基础上认为 ,责任伦理的确立是人类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有效途径。     

现代性的哲学面孔

现代化、现代性和世界性是同等程度的范畴,其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现代化描述的是一个由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所完成的现代生产逻辑的生成过程。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运动,由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即欲望的神圣激发,它提供了动力;市场的发现和广泛运用,它提供了环境;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充分运用,它提供了手段。当动力、环境和手段被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持续的现代化运动就开始了。现代化运动造成一个整体性的现代社会,它有属于其自身的若干规定性,这就是现代性,它的根本表现就是复杂性。它如同一块银币的两面,在把财富、民主、平等贡献给人类的同时,也把不平等、物化、公共危机(公共卫生危机是危害最大的一种)、风险抛给人类。资本和消费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潜伏、爆发、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用一种风险和代价意识纠正、矫正和完善在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独断思维和任性意志。任性被证明是自由的最大敌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再是单一的价值诉求,而分明成了康德道德哲学视阈中实践哲学的绝对命令。     

现代性视域下的传染病、社会风险与社会加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它所引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危机,而是当代新资本形态背景下的整合性危机。为此,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参照,更新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揭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当代表现形态,进而达致对这场危机本质的深度开显。概言之,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当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表现为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之间的张力;其中,"病毒同有机体之间"与"资本所驱动的现代生产活动同社会机体之间"具有同构性关系特征,这使得此种张力内嵌于现代性本身而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机体承受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取决于其自我限制现代性逻辑从而包容和缓冲此种张力的可能性,这在当代表现为社会总体相对于"社会加速"所保留的"加速冗余"。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将这种"加速冗余"普遍地大幅压缩,这是建立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复杂现代性与拉图尔理论批判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视为"未完成的计划",吉登斯认为我们处在"晚期现代性"之中,拉图尔却主张"我们从未现代过"。拉图尔的理论不乏合理内容,但其命题是模棱两可的。并非我们从未现代过,而是现代性从未简单过,并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已变得越来越复杂。现代性理论需要再启蒙,把被简单现代性理论与实践抽离的概念和制度"再嵌入"其历史展开的复杂关系之中,追溯过去的轨迹,探寻未来的方向。     

风险社会的伦理意蕴

“风险社会”已是人类可经验到的事实。风险是一个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它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使一种拓殖未来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在风险社会,风险是永恒存在的,它只具有有限的可控性,对人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风险和责任是内在关联的。风险社会赋予了伦理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加强风险社会的伦理研究,建立风险伦理学,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防范风险。     

现代社会的"道德迷宫"及其伦理出路

伦理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存在,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并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现代社会转型导致了人类道德活动空间的变化,传统道德哲学提供的理论及其原则已无法解释和应对现代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伦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无所适从的"道德迷宫"之中。在伦理危机四起、"道德迷宫"叠出的现实社会,根据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相应的伦理建设成为我们当前亟须解决的迫切任务。组织伦理是帮助社会摆脱现代性伦理危机,走出"道德迷宫"的关键。     

信任论纲

<正>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合作中,信任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古代文明将 "诚"和 "信"作为重要的德目,乃至作为做人和进入社会以及为政和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准则来看待。在欧洲,自罗马帝国始,"遵守承诺和信守契约"被看作是公正的基础 ( 西塞罗,第 13 页) ,成为普遍的商业乃至司法原则,并形成悠久的文化传统。现代性制度在本质上与信任相关。20 世纪下半叶,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深化特别是 "风险社会"的出现,使信任问题极大地凸显出来,成为全球性问题和社会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性重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伦理学传统中,古典德性伦理学整全性的"目的规范"被现代道德哲学肢解为义务论的"前提规范"和功利论的"后果规范",道德规范陷入了形式与内容割裂的现代性困境之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对现代性道德规范困境思辨超越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揭示了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伦理维度上重塑了道德规范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理解和深入阐释道德规范性问题,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

通过对风险社会以及古典行政学相关理论的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本文认为风险社会所诱发的行政国家的适应性激变,对传统行政国家的三大基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风险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类型,风险国家在国家的角色职能、国家能力、制度范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都与传统行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各类风险的叠加效应,同时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和融入风险国家的双重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采用"1+1"的综合融入式建构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地应对不同风险的叠加挑战,并将风险治理有机地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从暗面到亮面:反身性的再转向及其效果

"反身性转向"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涌现的一股炙手可热的学术思潮。"反身性"的多元内涵之间隐含着"反思"和"自反"的紧张。第一次"反身性转向"凸显的是现代性的暗面。但在米德等实用主义思想家的学术脉络之中,潜伏着"反思"引导和控制"自反"的维度。2000年前后,英国社会理论家阿切尔推动的"反身性的再转向",接续和彰显了米德这一传统,让现代性的亮面得以光大。暗面和亮面的分化,折射出当代人类矛盾的生存境况:一方面风险社会并非耸人听闻,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赖于每一个"积极施动者"。"一般化他人""社会理性"和"团体能动性"的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为反思和自反相结合并让现代性的亮面照进现代性的暗面,提供了可能。     

论风险观念的价值哲学基础

<正>"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和风险观念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以"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社     

“形态”与“阶段”之辨:马克思《大纲》中“人类发展”核心段落的翻译与阐释

学界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演进观时经常随意使用"形态"和"阶段"。通过追溯和分析马克思在《大纲》等文本中关于社会历史演进问题的经典表述之原文、英译文和中译文,可以看到"形态"和"阶段"的混用不仅是一个由马克思自己的文法疏忽引起的翻译问题,更是一个理解问题。澄清混乱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马克思是用"形态"表示人类史前史阶段中的诸种社会形态,诸形态有其实质上的一致,即它们都是人类不自由的社会。相反,马克思是用"阶段"表示人类社会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了真正的自由的人类历史时期。在这一尚未被辨明的区别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可以呈现为更明晰有序的格局,即人类社会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但以自由为尺度,却只有两大阶段。"形态"与"阶段"之准确区分也为人们理解社会历史演进的多样性留下了广阔空间。     

物性存在论:海德格尔与拉图尔

海德格尔对物之为物的思考尝试了多种途径,从前期的此在的时间性,到中期的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再到后期的作为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的聚集之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人的有限性一步步地从根柢上彻底地暴露出来;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表明物的本质首先是作为实践过程而非作为现成之物而存在,决定一物之为一物的是网络式的异质性力量的凝结与生成而非是单一的因素;他们在"物是聚集"的思想上并无本质性的差异。两位哲学家对物性问题思考的殊途同归,不仅确立和促进了当代哲学的"物转向"趋势,而且有助于我们看清人类现时代的本质和局限,从而为克服现代性之危机以及展望人类之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有益的启示。     

信访大数据与社会风险预警

增强全面驾驭风险的本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要求。社会风险预警是社会风险防控的关键环节,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基于社会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已经陷入停滞,新时代的社会风险预警需要厘清社会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机理,区分社会风险的类型,建立持续、有效、可靠的数据来源,界定社会风险预警的适应情境。大数据的兴起、信访的泛化和网络信访的广泛推行为发展基于信访大数据的社会风险预警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此,需要加强网络信访数据的开发与利用,倡导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促进信访数据去敏感化、信访制度去神秘化,发展信访部门与学术机构、商业公司的深度合作,推动信访办理走向信访治理。     

机器与现代性:马克思及其之后的历史与逻辑启示

对现代性的全面揭示和充分理解是超越"现代",绘就新的时代的前提和基础。17世纪,尤其是18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近代科学的指引下,传统生产实践中的部分工具逐渐突破人的自我局限,人的自我力量"伞射"为以现代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并塑造出具有现代性的新社会。现代社会中机器与资本的结合,使人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让位于机器,并加速了人的自我的主体性退让。自我最终淹没于机器大生产、消费等所产生的各种拟像与迷雾之中。马克思及其之后,整个机器与现代性的实践历史展现的是人的自我力量的"伞射"并消失为无限递归而后自我突破的历史。现代性也因此表现出从自我出发走向未来的无限可能,这种现代性最核心的特征是"伞射性",而并非仅仅只是传统认知的时空线性。因此,人机共存的现代社会所要超越的不只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空线性命题,更是人的自我力量与各种实践关系实现当代重构的"伞射性命题"。     

论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

<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催生着生态化时代的到来,生态时代呼唤生态化社会价值观。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发展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正是生态化社会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表现形态,是生态学主导性与多样性原理在我国社会价值观上的具体反映,体现为我国现时代精神的精华。1.生态化时代呼唤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由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气候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侵害等引发的生态危机,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环境,使社会生态化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呼唤着生态化价值观的导向。     

伦理责任：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着力点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向前迈进,各种人为制造的社会风险层出不穷,加强社会风险管理势在必行。伦理责任成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着力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伦理责任是社会风险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伦理责任成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驱动力和内部保障屏。面对我国的诸种社会风险,增强政府、其他社会管理者及公民的伦理责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股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充分提升社会风险的复合管理水平,成为跨越风险社会的有效路径。     

中国特色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现实取向

社会政策应该具有一定的发展性,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注入社会政策的价值之中,是对传统社会政策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赋予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价值理念方面,实现了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在实施策略方面,实现整体性进步和差别性对待、修补性与积极性的统一;在社会效益方面,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附属性与包容性的统一,这"三个统一"促使发展型社会政策完成了其对传统社会政策的超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由此,我们进一步探究在中国推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从目前的情况看,传统社会政策体系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以价值选择的协调性、实施策略积极性、社会效益包容性为特征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政策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能动性、反思性与政治——威廉斯与韦伯

威廉斯认为,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单一地强调了能动性的主观方面,即能动者的理性反思能力与意志决断能力。而一个完整的人类实践说明还同时需要注意能动性的客观方面,如环境、性情与概念配置的历史性特点。韦伯则更进一步,指出"个体自决原则"与"社会支配原则"的对峙,是个体在现代秩序中的基本命运特征。威廉斯与韦伯之别,在于威廉斯仍强调反思平台之于现代生活的重要性,而韦伯思想则涵盖了这一维度,但远不限于这一维度。遵循韦伯的思路,本文认为,现代社会是透明与非透明、反思与非反思、等级与平等特性并置,我们生活在一个"交叠的现代性"之中。     

风险决策中的双参照点效应

以预期理论为代表的决策理论认为, 决策者自身的损益状态对风险决策有重要作用, 因此, 将决策者的现状定义为个人参照点。它决定了决策情境是个人获益还是个人损失。个人参照点直接关乎决策者实际的得失, 具有直接性、真实性和绝对性的特征。然而,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 与他人的比较结果同样对风险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 将他人的状态定义为社会参照点。自身的现状与他人状态相比较的结果决定了决策情境是社会获益还是社会损失。社会参照点无关决策者的实际得失, 具有间接性、假设性和相对性的特征。社会参照点通过自我概念、情绪、认知等路径作用于风险决策。更为重要的是, 社会参照点和个人参照点同时存在于风险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对两者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倾向具有相似性, 因此两者将共同影响决策者的风险选择。基于此, 本文提出风险决策中的双参照点效应。有关双参照点对风险决策过程的影响机制还需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