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关于玄奘研究的新进展——吉村诚《中国唯识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识学派》评介

正玄奘(602-664)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对中国佛教的理论发展及中外佛教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中外学界历来对玄奘与其所宣扬的唯识思想及其所开创的唯识宗派多有关注及研究。驹泽大学佛教学部吉村诚(1969-)教授的近年新著《中国唯识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识学     

玄奘《八识规矩颂》新译

本文是为作者新译释的《玄奘八识规矩颂》而撰写的导言。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的是佛教“唯识学”及其“识”的基本含义。在第二部分中则进一步介绍“唯识学”在印度的缘起及其以后的发展史,以及它在中印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是对《八识规矩颂》作者玄奘的总体介绍和评价。第四部分再现了历史上关于《八识规矩颂》之真伪的争议,并对这个争议做出自己的评价。最后的第五部分则是对《八识规矩颂》新译释的几个方法和义理的说明。     

谈谈玄奘对梵语声明学的译介与弘扬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玄奘是一位具有里程碑式的翻译家,他将转梵为汉的佛典翻译事业推进到全新的高度,开启了佛经翻译的新纪元。本文以玄奘所译佛典及著述中对梵语声明学的译介与弘扬为研究对象,探求他在会通华梵语言文化传统方面的成就与特点。     

因明三种比量探讨

因明作为佛家认识论的逻辑,同时又作为各宗各派共同遵守的论辩逻辑,在悟他门中,依立敌双方对所使用概念或判断是否共许,其论式可以分成三种比量:自比量、他比量和共比量。三种比量的判别标准和各自功用如何,这是因明理论中十分重要而又较为复杂的问题。以玄奘在印度无遮大会上提出的“唯识比量”为例,它究竟是共比量还是自比量,究竟是“万世立量之通轨”,还是“一时之用”的权宜之计,奘门弟子就评价不一,褒贬有异。究其根源     

关于当前佛教界几个思想理论问题的反思(中)

三、关于“佛教是文化”的反思清末之际,佛教衰败至极,几乎被时人视为民俗信仰和僧人谋生的工具。“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人们的空前质疑,不仅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四起,而且佛教、道教多被贬斥为封建迷信,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愚民工具,保守势力与落后习俗的代表,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绊脚石,似乎百弊而无一利,革命者不仅大兴庙产兴学之议,而且有“人其人,火其庐”之势。正是在这种舆论、思潮和佛教危机的形势下,一些社会贤达和有识之士竭力寻找佛教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试图重新定义佛教,以为佛教开辟一线生机。有的说“佛教是宗教”,…     

学诚法师在政法大学讲述“中国佛教与文化自信”

中新网北京6月8日电(记者刘舒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7日晚应邀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做题为"中国佛教与文化自信"的讲座。学诚法师围绕中国佛教与文化自信,从五个方面来阐释:中国佛教的兴衰与展望;文化自信的内涵和意义;中国文化的内容和自信;中国佛教在近现代的意义和自信;中国佛教推进现代中国文化自信。     

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印顺导师与人菩萨行学术会议"在台湾召开

为缅怀佛教界与学术界共同尊敬的印顺法师圆寂周年,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于2006年5月20—21日在台湾玄奘大学慈云厅圆满举行。本次研讨会系由玄奘大学宗教学系、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慈济大爱电视台、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弘誓文教基金会联合主     

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切入点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摆在中国佛教界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一、对中国佛教的前途与命运要有新认识佛教传入中国并渗入中国文化血脉历经两千多年。一部中国佛教史就是一部佛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历史,也是一部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相容、依存、互动、融合的历史。首先,佛教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佛教在早期译传阶段,经罗什、玄奘等大师大量译著和研究成果的推动,一开始就融汇到中华多民族的文化洪流之中,并很快取得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崇高地位,确立了“不依国主则…     

《俗语佛源》的启发

提起佛教文化,许多人觉得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彼岸世界,与现实人生了不相关。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由儒、道、佛文化共同构成的“大传统”及千流百派的“小传统”汇聚而成的中国文化海洋里,简直如空气一般须臾不可分离。近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写的《俗语佛源》一书,其中记载赵朴初先生在“文革”中曾对一位青年学者推心置腹地说：“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的成份。……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试论大乘佛教对于“真如”的不同看法

一、大乘佛教的思想体系按照佛教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印度佛教可以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数、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大乘佛教在印度有中观、瑜伽、密教之分;传到中国又先后形成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密、净土、律八个宗派。我们要探讨“真如”一词的含义,首先必须弄清大乘佛教各派的思想体系。因为各派的思想体系不同,对“真如”的看法也就不一致。玄奘的及门弟子窥基(632—692)     

誓续慧灯无尽际——突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论述及其贡献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佛学大家,还是一位佛教文化的积极弘扬者。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充分发挥其在中国佛教界的领导作用,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多种途径,反复强调“佛教是文化”这一思想,致力推动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佛教是文化”的观点引起教内外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开展。     

论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史观

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等著作中,对佛教史观有一系统明了的阐发:佛教的创立、传播及发展与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演进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质之传统,鉴于现实,“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的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贯穿于赵朴初先生佛教史观的主题则是人,是思想文化。     

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完)

四论玄奘法师的音译关于五不翻古代译师认为音译是不得已的事,僧睿《大品经序》说:“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出三藏记集》卷八)所谓“不可变者”即是没有办法翻的。古代一般学者认为音译不算是翻译,所以隋代灌顶法师和吉藏法师谈论到nirvana译为“涅槃”的时候,都说这是“无翻”、“不翻”或“不可翻”(分别见于《涅槃经玄义》和《涅槃经游意》)。唐以前的大德对于哪些词是不可翻曾有理论上的阐述,如刘宋广州大亮曾枚举五种不可翻,并说明何以不可翻(《涅槃经玄义》卷上引)。玄奘法师早年曾从     

论玄奘的因明学成就

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法,“道贯五明,声映千古”（窥基语）,他在因明学（论辩逻辑）方面的成就代表了印度当时的最高水平。本文拟从西行求学、回国译讲和培养人才以及从理论上继承、发展陈那新因明三个方面来加以评述。玄奘法师既是研习因明的楷模,也是运用因明工具宣传其唯识思想的典范。在留学后期,奘师创造性地运用因明工具来论证唯识思想,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提出唯识比量,无人敢破,不战而胜,取得了辉煌胜利。他因此而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人尊为“解脱天”。这为奘师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留学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在玄奘进入北…     

玄奘的目光，海泽的目光

有两则关于目光的故事,介绍给朋友一读。公元629年,当玄奘西行至辅卫玉门关的五座烽火台时,他遇上了一位强悍果敢自称一言九鼎的胡人石磐陀。石磐陀发誓护送玄奘过“五烽”。那一天,他们三更抵达沙河,关隘已隐约可见。渡过河后,玄奘便择地而睡,恍惚中见磐陀持刀逼近他,但只前行数步又返回了。大师默念佛号,无多计较。天亮后,磐陀终于坦言:前程险远,更缺水少食,五烽下虽有水源,必须夜深偷取,若被发觉,必死无疑,不如回头。玄奘说,吾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亦不悔也。尔若胆怯,请君自便。石磐陀恼羞成怒,拔刀直逼玄奘。玄奘声色不动…     

人间佛教的制度变迁模式(上)——当代中国四大寺庙的比较研究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深深嵌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变。佛教在此过程中为适应时代要求,亦经历了从出世到入世的变化。近代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人间佛教”的提出,为佛教从出世向人世转变。从而进入社会领域提供了现实基础。     

隋唐时期佛教对科技发展的作用之探讨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且这一时期科技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佛教的发展。因此,本文在考述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之种种原因的基础上,着重就智顗、玄奘、一行等为代表的隋唐佛教徒所翻译的佛经中含有大量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展开论述,以展示深广圆融的佛法究竟是如何推动隋唐时期的科技发展。但须明确的一点是: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佛教推动科技的发展以及科技自身的发展都要经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过滤、转换和折射,可以说,佛教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已对科技的发展作出巨大努力。     

余经犹枝叶 般若如树根——关于学研佛教义理的随想

近十几年来,佛教学术文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重印和新版的佛教书籍有近千种之多,涉及领域之广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但阐述佛教义理的专著见之不多,有影响的新著则更少,未免令人感到遗憾。可喜的是,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化丛书”将在今年出版一批研究佛教义理的著作。这     

释彦琮及其“八备”“十条”

大凡提及佛经传译的历史,人们很自然地想到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大译师。这里向大家介绍的历事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被誉为“翻经大德”的彦琮法师,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翻译大师。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以及对佛典传译事业所做出的卓著成绩,都是后人不能忘记的。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人。生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少时聪颖,记忆力过人。十岁出家,初名道江,师事僧边法师,勤奋学习佛教经律,悉心领会经文的深奥含义。北齐武平初年(公元570年),年仅十四岁的彦琮(当时法号“道江”)西入晋阳,且听且讲,以求深造。当时尚书敬长瑜等曾请他讲解《大智论》。齐皇后至晋阳,也曾请他入宣德殿讲解《仁王经》,在场僧俗二百     

近现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深度

时至近现代．以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印经、讲学、弘法为机枢，中国佛教一改明清以来衰敝不振的状况，全面复兴。其波推浪涌、波澜壮阔之势，运承隋唐中国佛教之盛．而有别于隋唐佛教的则是．近现代中国佛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乃至社会政治领域中．大放异彩．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