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     

《易传》以气论性的人性论探析

《易传》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传》指出,人性源于天。而天,它能够生物,《易传》以为,天是以气生物的,气即阴阳二气。因此,作为天的产品,性自然含气。然而,《易传》持有"阳尊阴卑"的立场,故人性兼具善恶之质。这种以气论性的人性解读方式,深刻影响了汉代儒学以及宋明儒学人性论的走向。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人性论研究的新视域与新路径

本文对轴心时代以来传统或古典的人性假设、人性论的现代性转折、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人性论进行了扼要考察。指出,人性理论的研究有产生背景和发展承继之变、有论证方法之异、有"是然"和"应该"之争。人性理论的研究要紧扣人性论研究的目的,也即紧扣人性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域(归纳为人性论核心要义):人性来源于何处(因什么是然)、人性是什么(是然)、人性应该的取向(应然)。人性论核心要义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是人性理论解析、建构的关键;尽可能扩展人性论的研究视域,同时紧扣人性论的核心要义,进行综合理解和共识融通,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的人性论与新达尔文人性进化论之间的综合理解,对现时代人性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超越善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被遮蔽的人性论突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孔子“人性”思想的生成敞开进路

孔子思想的原点是其人性论,它蕴含存在论意义的"性相近"、生存论意义的"习相远"和实践论意义的人性重塑。孔子努力于后者,创建起以"持礼成乐"为生活目的,以"以仁入礼"为基本进路,以"博学内省"和"敬德修业"为内外双修原则和以"齐""治"为践行方式的道德人性论。孔子之人性论思想为后世开辟出多种可能性:《中庸》以此为出发点,为后世开出致思人性的形上学先风;告子从生生、本能、自律入手弘扬了孔子的天赋人性观;孟子和荀子则发展了孔子实践论意义上的道德人性论思想,分别创建起性本善和性本恶理论,为血缘宗法政治之可以德治和必须德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人性依据。     

论荀子性朴论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

荀子持"性朴"论而非持"性恶"论,"性朴"、"性恶"两命题完全不相兼容;荀子《性恶》篇之"性恶"系"性不善"之讹,约讹于西汉刘向时代。荀子驳孟子"性善"说并建构起"材—性—伪—积"的性朴说,其理论结构是:材是性的基础,性是材的机能,性即材的性能,材朴则性朴,人为则习积,"材—性"关系若"结构—功能"关系。原始材性若天赋,后天之"伪"(人为)基于原始材性且后天成善、恶之习性或德性皆是可能。人性的具体内容是形神并生的"血气心知","血气心知"下生命皆趋利,朴性乃可化,故治世须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朴说是荀子学说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是对思孟派人性论的拨正与对孔子"性近习远"人性论的正确绍继与发展,为迄今为止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说的最高成就。     

佛性论与程朱人性论重建

程朱理学吸收和借鉴佛性论的思维方式和修行途径,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建构。程朱借鉴佛教的真如佛性本体论,将仁义礼智等人伦之善预设为人性本体;借鉴佛性论关于人生在世为生死流转的思想,将人生现实的善恶差异归之于气质之性;依照佛教"一心二门"的理论模式,提出"心统性情"的学说;吸收佛性论转迷开悟的修行理论与实践,宣扬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的理学修养论。程朱援佛入儒重建人性论,既使儒学获得了重大发展,也为儒家人性论带来了一些问题。     

试论王夫之的“通”论思想

王夫之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通"之精神,并在其"通"论思想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表达了重视个体与殊异性等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天人关系中,王夫之阐明了天人相通相继但不同的道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强调以"变通"之精神师法古人智慧,以应对当下社会具体问题;他继承和吸收了张载的"通"观念,在伦理学中强调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以"尽己"和"推己"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思想,并在人性论中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人性与物性相通的内容;在知行问题的阐述过程中,他从"诚明"与"知行"关系层面,深刻揭示了广义的知与行在人之成德、成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通性。王夫之的"通"论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致思路向。     

荀子的心性论及其道德动力问题

孟子的性善论是关联着天而言的,人性之善必须关联着天才有其绝对性与超越性。荀子讨论人性没有关联着天,故荀子的人性论无论是什么形态,都逃不了性恶论的窠臼。但荀子又欲以性恶论使人达致圣人,于是,他的道德动力便成了问题。荀子要解决道德动力问题,就必须向孟子的人性论和心论靠近,尽管这在荀子是不自觉的,但思想的理路必然如此。由此证明：性善论是唯一的人性论。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人性论根据——兼评唐镜的《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人性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唐镜先生在《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人性可塑"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论基石,为我们进一步从人性论角度清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德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线索。     

心理学中的人性论问题

"人性",是指人所普遍具有的属性;"人性论",是指关于人性的理论、观点。心理学中研究人性论存在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论人性;二是从生命初始便具有的本来能力或欲望论人性。人性论对于心理学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作为心理学的前提假设,决定着心理学理论的方向;另一方面,由于人性论的差异,导致心理学理论之间的差异、不同,甚至分裂。     

《黄帝四经》人性论的理论逻辑与思想史意义

《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王夫之“继善成性论”中的哲学建构

在王夫之以易学为根基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中,《易传》的"继善成性论"成为其哲学建构的重要经学文本与理据。王夫之在天人关系的视域中对儒家所言的"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以此对以往的人性论进行判释、鉴别,继承和细化了宋儒从气化论、天道观和体用论等方面言"性"的传统,通过分析道、善、性之内涵与关系,来对人性的来源、本质、生成、善恶、异同等诸多问题展开分析,运用宇宙论和本体论两种思维方式,重点分析了"继"与"成"的逻辑内涵及相关延伸问题,为其独具特色的人性生成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皇侃性情论内涵辨析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儒家学者,其性论一改魏晋以来的玄学思维模式,回溯先秦以来"即生言性"、"禀气定性"的人性论传统,提出了"性者,生也";"性无善恶,而有浓薄";"人生性分各有所能"等命题。展现在"性""情"关系上,皇侃虽然借鉴了王弼"性其情"论,但已不再是玄学式的以本体之"性"去支配经验之"情";而是注重阐发人性中天然具有的合理性,及其在现实中基于这种合理性而去恢复人的自然真情。因此,皇侃性情论可视为南北朝时期玄学流宕氛围中的儒学奇葩。     

朱熹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

朱熹在对性之内涵及其与心、情、欲之关系的理解上与荀子相异。朱熹最为指责荀子人性论的一点在于其不能接受荀子将人性设定为恶,他坚持性理本体的善的绝对性,而只承认恶是由后起的气质所引起。在修养论和工夫论方面,朱熹与荀子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学习、致知的重要性,并且朱熹认可荀子提出的对"偷则自行"之心的拟制和对"使之则谋"之心的塑造。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张载成性论及其哲理基础研究

本文基于<张载集>及集外佚书<孟子说>、<礼记说>等文献,从两个方面探察了张载的"成性"理论.第一,探究了作为张载成性论哲理基础的性论和人性论,包括性论和人性论的整体模式、结构层次、本末关系、人性善恶等问题.第二,考察了张载成性论的基本意涵,包括成性过程三个阶段的划分、各阶段的不同主体称谓、工夫形态以及成性目标等.作为结语,最后还评析了张载成性论对道学的哲理贡献和历史影响.     

礼制的规范与人性的理解——荀子人性新论

荀子对"性"概念的界定是属于"生之谓性",是指人基于其自然生命之上种种生理及心理的本能和欲望。孟子的"性"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立言,而荀子的"性"则相反,其所指恰恰是人与禽兽之共通性的属性而言。从广义上来说,荀子人性论内涵心、性、情、欲四者;从狭义上来讲,荀子人性论主要是指情与欲二者。荀子通过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心"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性转换,这也是人的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