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

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 年 7 月 8 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 (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 (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 ,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先生的影响并在其文化论说的     

文化与哲学的整合--论张岱年先生早期的哲学文化观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的"综合创造论"体系卓然独立于三、四十年代的哲学论坛,至今仍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在哲学上,张先生力主以新唯物论为基础,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吸收解析派的哲学方法,构成一个新的综合;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而提出了新文化建设的"综合创造"的文化观.本文以文化与哲学的关系为视角,剖析了张岱年先生哲学观与文化观的内在关联,指出张先生广博精深的造诣乃在于二者的有机碰撞和交融.     

从“辩证综合”到“综合创新”——张申府对张岱年的影响

张申府(1893-1986)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之一。他在中西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文化建设上也有独到的见解。然而,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使张申府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在迈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正在加速的过程中,深入探讨张申府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研究张申府思想,一个重要的侧面是,他对其胞弟、当今学术大师张岱年思想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张申府“辩证综合”的思想与张岱年“综合创新”思想的关系为重点,作一初步的探讨。     

解析、综合与理论创新——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观

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曾被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他主张“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最重视解析与综合,而其所建构的是一个“新综合”的哲学创新体系。张先生以“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辩证关系为“文化之实相”,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在他的文化观中,解析与综合的统一仍是重要的特色。盖无解析则无以综合,无综合则无以创新,这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岱年哲学思想四题

就哲学理论的探讨而言,张岱年之哲学思想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为"一本多级"之物本论;二为"真知三表"之经验论;三为"充生以达理"之人生论;四为"文化综合创新论"。它们呈现出张岱年哲学体系的主干,故亦可以成为其哲学体系的框架。     

"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11月23～25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南开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以及南开大学师生共百余人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探讨了一种有别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形式与方法,并以这样的形式与方法在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成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深悟其精义",启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内容的正确理解,同时,也能够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方法启示,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哲学问题的角度去关注、总结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从张岱年的"创造的综合"论到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

迄今为止,首先由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已经有了三个发展阶段.张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创造的综合"论,80年代继续发展为"综合创新"论.经过包括方克立先生在内的诸多学者的阐扬和论证,"综合创新"论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方克立先生高度评价了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赋予其崇高的历史地位,并在2006年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把"综合创新"论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并多次强调这个思想应归于张岱年先生.     

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探析

本文就张岱年对文化综合创新的可能性所作的思考及其方法论思想进行了分析。在张岱年看来,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具有可析取性,这使得文化综合创新在客观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综合创新还有赖于主体的文化自觉以及对文化的正确理解。就其方法论而言,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其“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发展观的具体运用,在“兼和”理念指导下,他主张进行辩证综合,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哲学分析与诠释：方法的反省

由于我经常被视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方法论的角度检讨半个世纪以来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的演化过程,或者不是全无意义的事吧！ 1951年我进台大哲学系,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视方法的世纪。当时英美流行哲学分析,特别是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的思想。我颇为这一时潮所吸引,也相信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观念每失之于模糊,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必须学习哲学分析的技巧。根据逻辑实证论的主张,只有形式科学,如逻辑、数学,与经验科学,如理     

哲学创新与当代中国发展——中国哲学论坛(2011)综述

<正>2011年12月8—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

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应对自近代以来的哲学失语症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国内激烈的反传统风潮,现代新儒家产生了为中国哲学争夺话语权的强烈自觉,他们通过向西方世界发表集体《宣言》、以英文著述等形式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现代新儒家在中西会通中提炼和创新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打造了两层存有论、道德自我、内在超越、内圣开新外王、儒学三期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表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西方话语激活传统哲学话语,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推进了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其得失为当前中国哲学话语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专题(第三期)

主持人语:受《现代哲学》编辑部委托,我继续主持新一期的"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专题。此前两期的文章或者研究"中外哲学传统中的相关问题与资源",或者"寻求理论的突破与创新",显示了一定的特色。本期组稿仍追求这种特色。本期专栏共有五篇文章。拙文《笛卡尔对理论原则与实践原则的区分及其对中国学界的启示》反映了本人在研读     

以梵二会议精神为指导,探索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福传之路

梵二会议是天主教在上世纪60年代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天主教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这次会议后,教会自上而下进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中积极回应现代社会挑战。梵二提倡的改革,并     

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暨“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6日,由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主办的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暨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及韩国檀国大学的学者,以及二张先生的家属代表等50余人出席了会议。河北省哲学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中国哲学史     

多维度诠释与现代性建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3年4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主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报刊媒体单位的代表110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收到论文80余篇,主题非常全面,从先秦哲学到现代哲学,乃至对少数民族哲学、地域性哲学皆有探讨。论文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观点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现综述如下。     

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之路——在“中国哲学论坛(2011)”上的讲话

尊敬的罗保铭书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承办,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讲,“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太原开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后,许多同志建议创办一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专门刊物。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了。     

“和合学与中国哲学创新”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0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孔子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张立文教授执教五十五周年暨‘和合学与中国哲学创新""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召开。来自国内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和学术媒体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大会。会议肯定了张立文教授对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围绕着学派、和合学与中国哲学创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西哲学对话园地：对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现代哲学思潮,对话主义(dialogicalism)可以区分为狭义的对话主义与广义的对话主义。狭义的对话主义,是指以布伯哲学为其代表的现代对话主义学说。它是在一战期间以及一战以后由诸如柯亨(Hermann Cohen)、埃布纳(Ferdinand Ebner)、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埃伦伯格(Hans Ehrenberg)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所共同发起、参与的一种哲学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