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高手的自白

胡海牙在《追求》1996年第3期上发表了《我说扶乩》一文,以亲身经历谈了假降神骗信徒的经过。他说:“我小时候对扶乩感到很神奇,老想弄懂它。有一天在某乩坛内寻到一本书,是专门研究扶乩的,便如获至宝读起来。那书是个手抄本,书作者是这个坛以前的乩手。他除了讲这坛的历史外,就是讲扶乩的方法。那本书最后还写了一句话:‘扶乩很易学,点划和撇捺,两手要能倒写字,都得学会它’。这本书我认认真真地琢磨了两遍,终于看出了学习扶乩的秘密方法:原来扶乩一点也不神,‘神’的是人——扶乩手！我看了书后,     

台湾民间巫术与台湾社会

本文通过对台湾童乩、红姨、法师、符法师、司公、术士、扶鸾等与巫术有关的现象分析,还述了台湾民间信仰中的"巫".     

儒生、乩坛与道教：清代四川乐山的文人扶乩研究

清代四川乐山存在着时间较长且跨越代际的文人扶乩现象。康熙末年，时任四川上川南道观察的汪锡龄通过扶乩的方式“跟随张三丰”修习丹道，并初步整理了与张三丰相关的文献。道光初，乐山儒学生员李西月效法汪锡龄，重新组织张三丰和吕洞宾乩坛。李西月以扶乩修习丹道之事，引起了当地众多退休高官和儒生文人的兴趣，他们纷纷加入其中，不仅建设了固定的乩坛活动场所，甚至发展出独特的宗派意识。汪锡龄、李西月等人虽然没有正式入籍道教，但是其修炼法门源自道教，并在宗派建构上有意向道教认祖归宗。研究明清时期的文人扶乩现象，可以为学界认识明清道教发展动向提供新的视角。     

当代台湾本土宗教的文化史诠释——童乩仪式装扮的新探

“童乩”是台湾社会备受瞩目也屡屡引发争议的宗教人物.他们被许多民众认为可以“降神”(神灵附体)以替人祈福解祸,不仅扮演沟通人神(鬼)的“灵媒”(medium)角色,有时还成为医疗者或小区守护者.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们是“神棍”,是邪恶、疯狂之人.过去的众多研究大都是从社会层面着眼,本文则另辟蹊径,从童乩在仪式过程中的仪武装扮(ritual costume)入手,将相关图像数据与文字数据,两者交互参证,以剖析当代台湾童乩的仪式装扮,并讨论其古今之变.     

治疗、降乩与地方社会：1900年的高淳

学界通常关注清末善堂作为慈善机构的历史,以及善堂在地方社会、朝廷与地方精英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但较少涉及善堂成员个人宗教生活。本文通过《高淳普济堂志》及高淳地方志文献,探讨高淳普济堂的历史与功能,解读作为普济堂弟子的高淳地方精英的宗教性。高淳地方文人精英既与同时代大多数扶乩团体一样,试图以降乩、治疗、善书等方式,实现自我救赎和救世,同时又受地域资源与个人选择影响,具有地方化的特点。普济堂的个案研究,为理解中国文人的施善教化提供了更多佐证。     

民国学者的扶乩研究

作为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仪式,民国时期,扶乩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陈大齐、黄翼从心理学的角度,健碧班红馆主(凤茜)、许地山从实证的角度切入,对扶乩进行研究。在坚持科学精神、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下,他们对扶乩所进行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贡献。但因这些研究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立场上,且对材料的搜集、利用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民国学者的扶乩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研究。作为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仪式,民国时期,扶乩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陈大齐、黄翼从心理学的角度,健碧班红馆主(凤茜)、许地山从实证的角度切入,对扶乩进行研究。在坚持科学精神、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下,他们对扶乩所进行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贡献。但因这些研究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立场上,且对材料的搜集、利用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民国学者的扶乩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研究。     

《山海经》刑天神话再解读

<山海经>是古代原始宗教崇拜的真实记录.刑天是从属于夏桀政权、代表太阳神崇拜的方国首领.刑天与帝争神的失败是商部族的天帝至上神崇拜战胜夏王朝的太阳神信仰的曲折表达.刑天断首后的干戚之舞,是运用军事巫术仪式震慑敌人、维护宗教信仰的重要手段.这种巫术仪式演变为宗庙祭祀舞蹈,通过祭祖仪式象征部族不灭、宗教精神永存.     

道教神霄派渊源略考

本文围绕道教神霄派的渊源始末,例举唐代道教符篆派的一些事迹,认为道教之雷法已于其际开始流行,从而为神霄派在北宋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对汪真君的存在与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喜欢追根究底的我

早先那些阴阳(就是风水先生,四川人把他们叫做阴阳)、算命先生或女士,跳坛神的端公,自称能走阴间的道婆,能请神灵来到乩盘的坛主,跑江湖卖膏药的把式,等等,我倒是都见过,有的还看过他们的表演。他们那些东西,其实人们许多时候是半信半疑;卖膏药的因卖出的药常有假货,还给取了个不恭敬的名字“扯谎把(把是音,也许是别字)”但他们的     

从神仙信仰看道教对工匠建房巫术的影响

道教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咒术倾向的宗教,对我国工匠建房巫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种情形是道教神仙直接或间接地对工匠建房巫术系统的形成产生增益作用;第二种情形是在道教的影响下,建房工匠祖师鲁班最终演变成道教散仙,并成为建房巫术仪式中祭祀的主神。从神仙信仰来看道教对工匠建房巫术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倾向,也可以验证巫术与道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