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与文化传统

知识分子、思想家同文化及其传统的关系问题,是去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传统与现实”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至今尚未充分展开讨论的一个课题(参见本刊今年第2期本刊记者对这次研讨会的述评)。这个论题是从“传统与现实”这个大题目自然引申出来的,因而不是孤立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作何种解答,取决于他们对文化及其传统同社会生活实践的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持何种看法。全面地考察文化史,不能不同时关注文化发展的两条线索:一是历代思想家创立的观念体系之间的前后相承关系;另一是这些体系同当时社会生活实践的关系。以往的文化研究较多地注意了前一条线索,对后一条线索以及两条线索之间的关系则有所忽视,甚至置之不顾。但我们也看到,那些自觉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思想史的孤立研究,而是把思想史同经济史、科技史、政治史和交往关系史紧密结合起来探索。道理很明白,既然文化的发展不是观念自己产生自己、思想自我繁殖的孤立过程,那么,在研究和评价思想家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时,所发生的真正的问题是: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了这些有作为的思想家?亿万群众的实践成果又怎样经过他们的努力而升华为精神文化价值?是什么东西担保他们的努力为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不致成为孤立的活动而被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所淹没等等,正是这种穷根究底的追问,有可能为研究确立合理的参照系和评价的客观尺度,因而能显示文化之哲学研究的优势。探讨知识分子、思想家与文化及其传统的关系,不仅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将有助于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正确认识自己在当代文化变革活动中应有的位置和历史责任,找到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优势的用武之地,认清卓有成效地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现实途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密切关注,是文化研究深化的一个标志。因此,我们借发表李宗桂同志这篇论文的机会,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以期真正深思熟虑的成果在深入的讨论中不断涌现。     

“个人本位”辨析

前几年,报刊上出现了所谓“个人本位”(或“个体本位”)的提法,有些文章是把它作为同“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相对立的新观念加以颂扬的。所谓“本位”究竟是什么含义?这些文章并没有讲清楚。但可以看出,大多不是在进行关于个人和社会的一般关系的理论探讨,也不是在论述作为建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的“第一原则”这     

马克思的历史地思与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历史感,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的自觉确立。马克思哲学运思的真正基础是"世纪"而不是"原理",这正是它的真实历史感所在。维科关于人只能认识自己的产物、观念顺序取决于事物顺序等思想,同马克思关于"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同一性、人的生存方式决定范畴的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德国浪漫派关于历史规律本身的历史性、对超历史的永恒人性的批判等思想,也启示了马克思关于"历史性的规律"、人性在历史上不断改变等思想的建构。但马克思哲学并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是作为启蒙主义的反题出现的,而是作为扬弃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对立的合题出现的。马克思的历史地思,仅仅是在此意义上同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思想史联系。它不能被无视,但也不应被夸大。     

商品经济与人的物化问题——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读后

这篇文章结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有关论述,探讨和阐发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下人的物化问题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应该说,这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同人本身发展的关系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课题。在我们强调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如何看待商品经济的正负两面效应,也已成为理论和实践上无法回避的突出问题。在这种形势下,认真而不是敷衍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正视并科学分析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才能保证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正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我们既要热情地支持和发展商品经济,又要冷静地分析商品经济中的问题和矛盾,以便为社会进行有效地引导和调控提供一个清醒的哲学头脑。”无须讳言,我们在这方面还不能说已经足够冷静和清醒了。目前尚有诸多糊涂观念亟待澄清。例如,如何看待拜金主义的泛滥?这种泛滥是否仅仅缘于观念上的原因(如外来影响或旧思想的影响)?承认拜金主义有其现实根源,又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由泛滥?或者说,批判拜金主义会阻碍还是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像有的人那样把“一切向钱看”和讲究经济效益,商人“视顾客为上帝”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产品的商业价值(如“票房价值”)和其文化价值直接等同起来,难道就是科学的认识吗?实践已经证明,有意无意地助长诸如此类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会起真正的促进作用,而只能是设置新的障碍,加剧改革的难度。这是值得我们理论、宣传工作者深刻反省和充分注意的。     

哲学与实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

十年前,我国大地上普遍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我国当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将以勿庸置疑的定论载入史册。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竟然在亿万群众的心里掀起冲天憾地的思想浪涛,这只有从特定的社会实践的历史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人们从这个事件中再一次体会到哲学的解放思想的巨大功能。哲学不是无用的,轻视哲学是要受到惩罚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哲学推到如此瞩目的地位,然而历史的具体情景也制约着当事者的眼界。对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内容的热情,对于特定的思想僵化和迷信的表现形式的憎恶,总是超过对于普遍的哲学原理的关注。因而当人们醉心于思想解放的欢乐和匆忙地投入新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时,很多人都忘记了是否还需要再仔细审视一下手中的这把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宝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它因何能起这种作用?它的理论内涵究竟如何?它在当前和今后的实践中还会如何发挥作用?正确地理解这一切,将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是我们对于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好纪念。     

图说医学思想史系列之九:福柯——医学思想史的示范课

关于医学思想史,我们常常会生出"顾名思义"的理解,"医学思想史"不就是医学"思想"的历史,然后将历史上一切关于医学的学术流脉、知识片段、观念意象乃至名医格言,一古脑都纳入思想史的范畴,于是,医学思想史几乎成为一盆大杂烩,一条大麻袋,一切历史研究都归于思想史.     

关于民族精神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兼论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历史发展

在我国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关于民族精神问题,是讨论的“热点”之一。但由于对民族精神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探讨不够,其中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讨。本文拟从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六个方面对民族精神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亦试图从抽象到具体地对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历史发展进行阐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人。     

民族精神的发展与民族凝聚力的重构

民族精神的发展与民族凝聚力的重构阮纪正民族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是贯穿于整个民族文化之中的“主心骨”,而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的对象化。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功能和结果。它体现了该民族成员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结合上的协调性和整合性。同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一样,民族凝聚力也是一个历史范畴。特定的民族凝聚力,总是同该民族某个时期特定的经济、社会和精神诸方面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凝聚力的因素,到了现代社会有可能变成离散力的根源。例如人们常说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群体本位”的,这种群体取向“有利于”民族凝聚力。在我看来,这一说法虽不无道理,但须结合具体背景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成立。同样,对那种认为现代商品社会里所谓“个体本位”的精神会妨碍社会群体凝聚力的观点也应作具体的分析。我们社会现阶段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必然引起社会目标的变换、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关系的重组。而我们真正的民族精神、也就集中表现在这全面性的改革变换和重组重构之中。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具有“个体自觉”传统的。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是否具有伦理道德的自觉,而是传统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把人的“个体自觉”纳     

波格丹诺夫的思想理论遗产

不经过耐心缜密地(而不是大喊大叫地)恢复历史真实,重新探讨极为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要害”问题,要想在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命运的争论中寻找到能把人们引出成见迷宫的通道是不可能的。这些“要害”问题长久以来被人涂上带有偏见公式的迷彩,已真象难辨:亚·亚·波格丹诺夫的思想遗产就属于这类“要害”问题之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     

论列宁深化唯物辩证法过程中的认识飞跃——新版《哲学笔记》研究要得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重大变化,总是不断地向我们提出重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著述的任务,这包括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反思我们在学习方法、解读方法和研究态度上的问题,不断提高自我批判的能力。譬如,如何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他们对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以及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概括时代特征、指导改革实践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怎样把对经典作家有关著述的系统把握与对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分析及对现实问题的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前人思维成果的批判,对于指导我们今天有关传统文化和外来哲学思潮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方法论意义;如何深化对实践活动本身的研究进而正确地理解并处理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把有关辩证法、认识论、思想史,逻辑学、历史观乃至价值问题,文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真正把握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整块钢铁”的重要特征;如何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中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的原则指导我们的研究进程(包括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著的读解过程);等等。不言而喻,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可以给当前的改革实践以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又可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试析实践活动运行机制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已经把关于实践问题的探讨,提到了更加突出和紧迫的地位。人类历史就是人们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过程。从这个基本意义上说,正在开展的体制改革,也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活动方式的变革。如果说当前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积累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研究所亟待回答的一系列重要课题。例如,尽管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被某些论者认为是陈旧的、不值一论的问题,然而,为人们所忧虑的从一种片面性滑向另一种片面性的现象,却经常也在这个问题上顽强地表现出来。问题在于:如何突破老生常谈的水平,及时而敏锐地捕捉和分析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的主观因索和客观因素、自觉性和自发性、真理因素和价值因素、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主体性效应和反主体效应等等大量矛盾及其在哲学路线上的反映,深刻地揭示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机械决定论与唯意志论,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与虚无主义、盲动主义等等这些两极相互转化现象的实质和机制,真正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到理性反思的高度。没有这种艰苦的探讨,要真正走出实践中的困境,是不可能的。同样,回避这些从现实中提出的真实问题,理论本身的丰富和发展也只能是空谈。例如,近些年来一些同志之所以感到唯物辩证法的研究“路子越走越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实践范畴也如实地看作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严重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实质上,恰恰是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层出不穷展现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蕴涵着我们寻求的理论本身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近年来兴起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也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这个讨论只有同现实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探讨有机结合起来,将主要精力用于弄清分歧的哲学意义,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进而精确地确定实践范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同其他基本范畴的内在联系,才可望有新的实质性的进展,而避免陷入无谓的单纯术语、概念之争。因此,无论是从当前社会实践的紧迫需要还是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说,深入开展实践问题的研究,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深感兴趣的问题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开设“关于实践问题的探讨”这个专栏,并把这一探讨作为本刊今后一个时期的一个重点,欢迎大家踊跃赐稿。     

社会运行、社会秩序与王朝的治乱盛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运行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具有内在的同一关系,为了有效达成"了解过去,解释现在"的宗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立足当下现实,并回归传统情境.不可以现成的、先验的尺度在资料文献中辨认寻绎社会思想,而应运用社会运行论的知识框架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与实践.     

马克思的市场经济学说初探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不言而喻,要成就这样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样要遵循十四大提出的指导原则,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这些精神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自然也向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例如,怎样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展市场经济有机地统一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有没有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对于当今我国现实条件下的改革实践具有何种意义,怎样结合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及其相互关系?怎样科学地认识和处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而出现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领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等等。而这些重大的现实课题的解决,也需要把哲学研究、特别是哲学历史观的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实现新的突破;同时,改革的深化,也为这种新的突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以往探讨过、争论过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关系,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能动性的关系,历史过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主体性的关系,社会生活的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的关系,历史观中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进步的尺度等问题,由于对市场经济的强调和重视,被赋予新的意义,注入新的实在内容。有志于为改革实践排忧解难的理论工作者,会把亿万群众开创新生活的实践活动视为理论创新的大好课堂,使自己真正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中解放出来,并以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而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真正这样做了,“哲学无用论”还会有多大的市场吗?     

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注重从哲学的层次上探讨和回答当代实践与科学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以此带动和促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处理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行之有效的正确途径。这也就是通过发挥哲学自身的功能来丰富和发展哲学的过程。本刊自1986年以来开展讨论的商品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在改革实践中提出来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和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力求通过哲学原理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结合,来克服过去对原理的简单化、公式化理解。应当承认,要科学地解释和回答当代社会生活实践提出的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需要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从头开始,重新钻研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例如,要真正科学地解决商品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就要具体地研究: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本质和功能,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环节受基础所决定的,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环节来实现其特殊功能的?它跟经济基础的关系,同上层建筑的其他成分跟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什么区别与关联?对这类问题的深入考察,又要求对整个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中实际存在的而非臆造的一系列问题作系统而深入细致的考察。近年来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整体化趋势,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性思想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唯物辩证法的一整套方法论已经过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关系,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因素内部的不同成分之间关系(例如同一社会中道德上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还要不要彻底贯彻唯物辩证法?如果在这些因素和成分之间客观存在着矛盾,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它们相互间是不适应的,而如果基本上是适应的,是否就意味着没有矛盾?还有,构成社会形态的这些因素和成分之间的关系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体现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关系(主体与客体,目的、手段和结果,认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自觉性和自发性,等等),这些关系和矛盾怎样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又怎样在实践活动中解决,等等。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扎实研究,将丰富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加强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将为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难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象这样一些重要课题,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问题是,学科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加剧了研究的难度。我们希望以这个问题的讨论为新的起点,加强哲学同其他科学部门以及哲学原理同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促进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密切结合。我们这里发表的《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对道德适应关系的辩证思考》两篇文章,就意在推动上述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

本辑的三篇文章,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山大学哲学系,2001年12月15-16日）（1）的论文。以“什么是经典?”为题,其实不是拘泥于关于经典的定义,而是想引发出对与之相关的思想学术文化问题的广泛讨论。选在这里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文化中“经典”意义的探讨。黄俊杰教授的论文《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以中日儒者释经的观点为据,揭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形上学与心性论三个重要内涵。这一思路着重的是经典本身所隐涵的内在价值。王中江教授的《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上。论文分若干层面描述了儒家“六经”形成经典的历史轨迹,强调了教化之典与政治之典同制度结构的关联。陈立胜教授的《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则通过对《大学》公案的研究,从“论说方式”入手揭示儒门之争背后的思想预设,从而展开对经与传、经与经、经与道以及经与解之间多重意义关系的结构分析。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以儒家经典当作中国经典的标准形态来研究,反映了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过,这一专辑的选目并非暗示现代的经典解释学（姑且用这一说法）完全等同于传统经学     

理解拉丁美洲哲学的途径——关于文化同一性形成的反思

对那些不清楚拉丁美洲思想特殊发展的人来说,拉丁美洲哲学是否存在是他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存在拉美哲学这种东西吗?”或者“所指的拉美哲学是什么意思?”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哲学一般地讲并不限定是属于哪种民族和文化的。即使用这样限定的话,一般也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即“拉丁美洲”,这种限定。哲学一般认为是仅     

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家族精神的破灭——兼论“市民社会”研究进路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市民社会及其概念演变史，探讨市民社会的历史内容与范畴规定，揭示市民社会研究的现实意蕴。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反封建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建立是对封建家族精神的彻底否定；欧洲近代以来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两个传统事实上不过是对一个新型社会要求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只有在“现代化社会”这一更高范畴中才能被完整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历史使命是寻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现实道路，因而要求必须打破“市民社会”与“国家”两极分裂对待的思维方式     

先秦诸家的人生哲学与传统的人生价值观

先秦诸家的人生哲学与传统的人生价值观邱文山关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解答是历代思想家们所追求的目标。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古代的思想家们都在探求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源头的先秦诸子思想...     

中华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兼论当代文化发展战略

自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以来,许多理论文章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并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作出了丰富多彩的论述。本文拟对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作出较为具体的理论探讨,并就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略陈管见。一、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以及佛教,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全社会的和谐,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法…     

从“世界普遍交往”到“东西南北问题”

在讨论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时，我以为不应该忘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历史研究应当遵循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唯物史观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它主张用物质实践解释观念的形成，反对单纯从观念去解释实践。而实践不仅指物质生产活动，还包括物质交往活动。因此，从物质实践出发看问题，就意味着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及其相互制约作为观察一切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否则，就谈不到“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时代，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开始向各民族之间的“世界普遍交往”扩展。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