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转向”的哲学反思

崔伟奇：“语言的转向”的哲学反思所谓的“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这一转向的发生、发展,反映了哲学发展中的...     

哲学中的“技术转向”

“转向”是一个很重的术语。说哲学中存在着某种转向 ,意味着哲学重心的转移 ,意味着哲学透视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根本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 ,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2 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相比 ,“技术转向”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但是 ,我愿意借“转向”这个有着特殊命名力量的字眼 ,来唤起人们对如下发展趋势的关注 :技术正在或即将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这种中心地位表现在 ,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 ,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问题。也可以说 ,一切问题都是技术问题 ,而一切技术问题都不是 (狭义的 )“技术…     

从“思辨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向

20世纪以来,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昭示了时代对哲学的呼唤.思辨哲学将世界二重化,这既是它的理论前提也是其思想结果;以逻辑方法的科学性为开端,以信念方法的非科学性而终结;以宇宙本体为开端以理性概念认识为终结.     

“技术转向”与技术哲学

一、从代达罗斯谈起1 7世纪 ,曾以《新大西洋岛》而对新技术充满无限希望并为之摇旗呐喊的培根 ,也曾以一个人所共知的古希腊神话表达了他对这种从未有过的新力量的深深疑虑。根据这个神话 ,代达罗斯拥有一种既大胆但又不甚安分甚至是非道德性的机械技艺。他由于谋害侄子而被逐出雅典。在克里特岛国 ,代达罗斯利用携带丝线的蜘蛛逃出了迷宫 ,并决定用蜡和羽毛制作翅膀 ,以便与儿子伊卡洛斯一同飞离克里特岛国。但粗心大意的伊卡洛斯因为没有听从父亲不要飞得太高和过低的忠告 ,在越飞越高中让太阳烤溶了翅膀上的腊 ,终于丧命于大海之中。当…     

“生存论转向”的哲学内涵

在哲学史的意义上 ,我们为何可以把当代哲学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称之为“生存论转向” ?我以为主要包括下述三重意蕴。首先 ,以“生存论转向”来表达对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理解 ,是因为这种概括凸显了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 ,即把哲学视为关于人类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在“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的理论进军中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 ,所谓“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弊端 ,在于它把人同人的世界割裂开来 ,试图以人的“理性”去“洞悉”与人相对峙的“世界”的“普遍规律” ,并把这种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无涉的、永恒的“普遍规律”作为规范人的思…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思考

一谈到“哲学的转向” ,无论是从哲学发展史的维度看 ,还是从时下人们使用这一话语的实际境况看 ,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人在使用这一话语时 ,通常有不同的解读。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指向。其一 ,它指向哲学研究的兴趣与研究主题的转换。在哲学史上 ,这种类型的转向经常发生。苏格拉底所实现的由主要认识外部自然界向认识人自身的转向 ,康德所实现的由以本体论为重心向以认识论为重心的转换 ,便是这类转向的典型现象。时下人们谈论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方法论转向、价值论转向、人学转向等等 ,也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转向。这种哲学…     

马克思哲学与“生存论转向”

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变革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这一变革的实质就在于 ,它使哲学发生了“生存论转向” ,即使哲学关注的焦点从超验世界转向“感性世界” ,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 ,从“寻求最高原因”转向探究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 ,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马克思语 )。这样 ,马克思哲学便终结了“形而上学” ,使西方哲学从知识论形态转向生存论形态 ,从而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我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     

佛教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从印度河文明开始,简要论述佛教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认为前佛教时期至少存在二期语言学转向,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都分别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佛教传入我国也是经历一次语言学转向。佛教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家,也是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现代,随着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佛教正在经历一次最大的语言学转向。     

当代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探源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1inguistic turn)”,这几乎已是众所周知的论断。与此相对应的看法是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从古代的存在论向近代的认识论、由近代的认识论向现代的语言哲学的两次转向。我以为这一论断似乎并未揭示出更为深刻的一面——决定这两次转向的原因是西方哲学的知识主义倾向的演变。所谓知识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传统,它把世界、人、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的存在者作为知识的对象,以理性论辩的方式进行探究。从思想成果来说它以知识为中心,包含了对知识之基础与发生的思考;从思想方式来说,它以理性为原则,涵盖了对理性的历史考量。     

评德勒泽的“欲望哲学”

吉尔·德勒泽的“欲望哲学”是后结构主义的主要理论,其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尼采主义,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以“五月风暴”失败为标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失敗的反思,其实质是一种反对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它对我们的价值是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提出了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人的欲望的问题。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及其意义理解

存在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实践哲学转向",既是为伽达默尔本人所肯定也是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伽达默尔学术研究重心演变的基本看法。不过近年来,学界有些不同的意见。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加以深入的讨论,将使人们能够真正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性主题和思想实质。伽达默尔晚年曾明确指出,自《真理与方法》之后,他的研究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践哲学及社会科学问题。正是通过实践哲学的转向,并在与贝蒂、赫施、哈贝马斯、利科尔和德里达的批判与反批判论争中,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维度得到了鲜明的展开,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得以确立。这一转向也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多维度变革性意义,并引发了西方哲学从注重对世界事物的绝对的永恒的知识性认知的理论哲学向反思人类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哲学的伟大转变,极大地推进了现当代实践哲学接续、重建和复兴的思想运动。     

从“语言”到“实在”——柏拉图语言哲学新探

语言何以表现"实在",是哲学、语义学和认知科学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它充斥着悬而未决的问题、谜题和悖论。在论述语言与知识关系的《克拉底鲁》中,柏拉图着重说明语言在认识"实在"中的中介角色和基础性工具地位;作为一种用于分离"存在"的工具,语言有客观上确定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同"实在"同构,并映照"实在"的结构。但在其他地方,柏拉图却基于"思想本身在结构和内容上是语言的"的原则,对语言的价值、意义、真理的本性,及语言与思想、"实在"的一般关系做出不同论述。通过对柏拉图相关对话录及其现代阐释进路的分析可知,与当今分析哲学将语言学哲学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应用于语言学的科学哲学来发展的主流思路不同,柏拉图并不认为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语言研究不能与对稳定"实在"的研究相提并论,尽管他深信词源学的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论“语言转向”的性质和意义

二十世纪哲学领域里发生的“语言转向”，对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哲学论著的风格，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使它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在我国哲学界，相当多的人认为，“语言转向”已经过时，甚至作为它的直接产物和结果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也已经过时了。他们还认为，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这场革命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数理逻辑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哥德尔定理宣告了形式方法是有矛盾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哲学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是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的。在某种意义…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源”说

列宁曾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近来一些学者发展这一论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亦有其“中国学脉渊承”,中国传统哲学“也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思想资源和历史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提出此说和对此说进行商榷,对于我们深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都是有意义的。我本人一直比较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中国人民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除了中国社会发展…     

评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这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常识。可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却出现了一种新奇的提法,叫做“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最早鼓吹这一怪论的是林彪。他在1959年9月一次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公开宣称:“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在他的把持下,这一怪论于1967年9月22日     

评洪堡语言哲学的美学取向及其限度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语言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专门的研究方法的、独立的哲学学科,即语言哲学。不过,由于历史的和文化传统的缘故,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无论是在对语言的理解上还是在研究语言哲学的角度和方法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当英美的语言哲学家们醉心于对语言结构进行科学的逻辑分析时,欧洲大陆     

“面向语言本身”:从语用学哲学到语言现象学

<正>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句法学到语义学、由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向。语用学对语言的看法,尤其是晚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以及塞尔等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语言观"有着潜在的一致性和融通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     

哲学界重评“综合经济基础论”

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理论界不少同志开始探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报刊上对此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活跃了。这场讨论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侧重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什么的问题上;后一阶段则侧重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本身上。当时讨论的重心则是“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问题。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就是主张迄今为止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几种生产关系并存,其中以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为主,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基础。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应该是以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为领导,包括其它四种经济成份的综合。     

“中国逻辑与当代语言哲学研讨会”

“中国逻辑与当代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由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办的“中国逻辑与当代语言哲学研讨会”于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３０日在该校校董议事室举行,来自大陆、台湾、澳门、香港的２０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先后报告了所提交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