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昼寝”正诂

<正> 关于《论语·公冶长》中的“宰予昼寝”一语,历来的注家们多释为“宰予白天睡觉”,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对二千多年来有关“宰予昼寝”的注释粗粗作了一番梳理,到目前为止,共搜集到八种不同的意见: (一)昼寝说,白天睡觉。历来的注家们多持此说,如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等,一直到王力的《古代汉语》教材,这里就不一一赘举了。     

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

张洽作为朱熹的重要弟子,于《春秋》学颇有建树。学界一般视其《春秋集注》为"补朱未备"之书。然亦有学者认为张洽《春秋》学当归入程颐门下。事实上,在宋代《春秋》学程、朱两大流派中,张洽《春秋集注》在具体经说、诠释理路对朱学少有承袭,反而"得程遗意",实为宗程之作。其继承的"程学"是宋代《春秋》学宗主;由朱熹开创,经吕大圭、程端学等人发展成熟的《春秋》朱学则到明代中期才成为学术主流。张洽《春秋集注》体现的程、朱学术差异,是朱子毕生不作《春秋》传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宋、明经学分野所在。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

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是既借助经典诠释创新哲学体系,又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前者是对时代的呼应,后者是对经典的尊重。由此在诠释实践中弱化了“本体”与“方法”的紧张,强化了“原意”与“用心”的统一,发展了中国特异于西方的诠释传统。     

缪协《论语》注玄学思想研究

缪协仅存的二十七条《论语》注包含有丰富的玄学内容,如本末之说、有无之论等。缪协以"名"、"实"论"闻"与"达",其注释中"讳"和"所以讳"类似郭象"迹"和"所以迹"。其注释不仅涉及到王弼、《老子》、郭象等,还涉及到《庄子》、《周易》。此外,缪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位在注《论语》时引用中正之言的注家。     

《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新解

"子不语怪、力、乱、神"历来被视为判定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持理性态度的力证,但从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及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注解来看,"子不语怪、力、乱、神"与传世文献对孔子言行的记载却存在抵牾之处。从文意与语言风格上考察,将此句重新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应更为合理,因而该句也不可视为判定孔子对鬼神问题持理性态度的力证。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新解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这句话如何解读，历来学者颇多分歧。朱熹《四书集注》与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下简称为《朱注》、《杨注》）甚至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朱注》称：“攻，专治也，故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佛氏之言，比之杨、墨，犹为近理，所以其为害为尤甚。”《杨注》称：“攻──《论语》共用四次‘攻’字，像《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     

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

朱子辞世后,黄榦通过对《论语》的创造性诠释推动了朱子学的发展:揭示《集注》用语、用意、针砭、两说,奠定了发明《集注》的基本样式;利用《语录》等对《集注》的辨正批评,传承了朱子学批判继承的精神;提出心便是性、便是仁的心性合一思想,突出"检点身心"、"求放心"、"反身一念"等身心工夫是求学根本,体现出包容心学和"内转"倾向。勉斋对朱子学发明、批判、转向兼具的多元诠释,构成了勉斋学派的基本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后朱子学"发展的基本路向,对现时代朱子学研究亦具启发意义。     

《论语》诠释的有效性及其向度——对《论语义疏》的一种诠释学考察

《论语义疏》是《论语》诠释的经典注作之一,它所汇集的汉魏六朝诸家注释,含有深刻的诠释学意义。首先,《论语义疏》讨论了《论语》文本与孔子的真正意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论语》诠释的有效性问题。其次,《论语义疏》包含了《论语》原文、汉代《论语》注和六朝《论语》注这三重义理和结构,体现出了《论语》诠释的历史性。最后,综观《论语义疏》的全部注释,可以看出《论语》诠释的两种向度,即知识的向度和意义的向度,两种向度互补、互动是中国经典诠释的一大特点。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     

《四书集注》“改易本文”述作精神发微

朱子《四书集注》于所引二程学派之说,多以己意改之,然似因"每有增减"乃古人引书通例之故,"增损改易本文"(以下简称"改文")历来成为《集注》诠释中一个向被忽视的重要问题。《集注》"改文"略分两类:一为"述而不作"型,即循古人惯例,引其意而改其文,以求表达简要、典雅;二是"寓作于述"型,因不满被引之说而改之以就己意,甚至改为对立看法。朱子对引文的增删调并,运用了数字简化、副词指代、语序调整、文本对应、突出虚词、化俗为雅、引文杂糅、概念修改等方法,实现了精密称等之效。《集注》改文的曲折反复,直观反映了朱子自身思想的前后演变,有助于从发生学角度认识《集注》的创作过程。改文之取舍出入,显示了朱子与二程学派思想异同和在批判中传承创新的述作兼具之精神;改文之文、意兼顾,显示了朱子融训考据与义理为一的诠释取向,实现了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内在一体性。深入分析《集注》改文现象,是读懂《集注》用心,落实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训诫的必由之路,对中国哲学的转化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孙子十家注》考辨

《孙子十家注》考辨谢祥皓《孙子十家注》，又称《十家孙子会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注解》、《孙子集注》等，它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宋代梅尧臣等十一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如果连同郑友贤的《十注遗说》，则包括了十二家注释者的见解。一则由于这些注解出...     

《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正>本书为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研究成果,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及两汉"论语学"概要,包括两汉"论语学"的三种类型、两汉《论语》注的诠释种类、汉代经学《论语》注特色总括、汉魏之际儒家《论语》思想的演变、魏晋之际玄学《论语》的兴起、两晋之际玄学《论语》新意等。下篇论及东晋《论语》注综述,包括东晋《论语》注考释、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东晋玄、儒《论语》注研究、南朝     

普遍伦理学的出发点：自由个体还是关系角色?

①见朱熹集注本《孟子·万章章句上》。 ①《圣经·马太福音》10:35-37。 ②《圣经·马太福音》22:37-40 ①《论语·子路》,朱熹《论语集注》卷七 ②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本,第一册,第132页 ③有学者认为,“如果从深度伦理学上来看,……孔子的直德亦有其根据。”也就是说,有一种深度伦理学,从这种深度伦理学出发,不管父子干什么罪恶勾当,他们互隐都是合理的。(参见《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普遍伦理学的出发点:自由个体还是关系角色?@黄裕生$中国社…     

朱棣《金刚经集注》版本与注家考溯

明成祖朱棣所编之《金刚经集注》，是众多《金刚经》注本的集大成之作。但明清以来，由于对其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变情况梳理不清，致使该书的载录存在诸多混乱。经过对有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勘，可以判定该书的版本演变过程为：南宋杨圭编纂有《金刚经十七家释义》，朱棣《金刚经集注》即以该书为基础辑录其他注文修订而成，后洪莲又以朱棣《金刚经集注》本为底本进行重刊，这就是署名洪莲编的《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或称《金刚经注解》）。朱棣本中所辑之注家，并非如传闻所说的百家或五十三家，实际上仅十八家而已，即在杨圭本十七家的基础上，增补了李文会一家。后人对朱棣本成书过程之误判，与杨圭本、朱棣本、洪莲本版式之编排相关。     

两晋《论语》注的总结——论江熙《论语集解》

在中国经学史尤其是魏晋《论语》注释史上,江熙《论语集解》有着重要的地位。从经学史的角度说,何晏《论语集解》与江熙《论语集解》相比,前者主要为汉注的精粹集合,后者是两晋《论语》注的总结与汇集。它是在参考卫瓘、李充、孙绰与范宁等晋人《论语》注的基础上,根据己意筛选、编撰而成的。由于上述晋注在南朝时便大都散佚,因而江熙《论语集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就其中的江氏注文及其思想而言,江注充分体现了东晋的解经特色:不仅凸显了江熙个人作为东晋中后期经学家的儒学立场,而且透射出魏晋玄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上的某些特点,其思想价值更不可忽视。     

朱子的“三纲五常”与角色间的有限尊卑

朱熹认可"三纲五常",惟提及次数较少,且纲常说在朱学体系中只是应用性伦理,而非本体之论。"三纲"有二义:普通义指君臣、父子、夫妇三伦构成人世纲领,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普通义下的多种特殊义之一。朱子述此特殊义,仅见于《论语集注》《通书注》。其所暗含的尊卑关系,在朱子所继承的儒家礼法中,倒也充分体现。特此尊卑不是无限尊卑,乃可量化的有限尊卑。依三礼、朱子《家礼》、《唐律》、《宋刑统》等所具,夫妻同尊而有别,父子尊卑至多相去一等,而君臣尊卑可相去四等。凡此皆就社会角色而言,非在某角色,即无某尊卑可言。     

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

朱熹的哲学与方法虽集中反映在倾其毕生精力的《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但欲真正了解《集注》的哲学与方法,则必须与《论孟精义》(以下简称《精义》)、《四书或问》(以下简称《或问》)和《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的相关部分对照着研读。本文试图通过此四种诠释,探讨其中所呈现的理念、标准和方法。然《四书》体大思精,难窥全豹。《论语集注·学而》题注:“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67页。下引只注册数与页码)《语类》则讲:“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     

论理学家的经学著作成功的根本原因——以二程、朱熹的相关著作为范例

自元代起,国家科举考试所列入的经典注本,除了几部古注释之外,清一色是程朱理学一派的经学著作。本文首先剖析二程理学的体系架构和主要命题,继以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来探求理学家解经的特点,指出宋儒经典诠释的成功之道:一是在于他们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使他们对传统经典中"性与天道"问题的解释能做到得心应手;二是他们也并未抛弃传统的训诂学方法。这两点对我们今人创造性地诠释经典有重要启示。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从《论语集解》到《论语义疏》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四家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又采入魏初三家注释,并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朱熹高足黄士毅考论

朱熹门人黄士毅生于1167年,卒于1224年,1196年从学朱熹.其学术主旨以贴近日用之功夫论为主,重在内心体验和切己践行.朱熹去世不久,即率先从事乃师著述编纂,《晦庵书说》填补了朱熹《尚书》专题论述的空白,类注《仪礼》亦为先师未完心愿,创作理学组诗《训蒙绝句》,对后世影响巨大.朱子三大代表作文集、语录、《四书集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