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毗卢大藏经的雕印

一十二世纪初头,石林居士叶梦得对北宋之末天下的印刷书籍,曾下过评价说:杭州者最上,蜀本次之,福建者最下,这时京师(开封)的印刷物殆不劣于杭州,只是纸张不好而已。(译者按: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者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这里评价不太好的蜀之成都,在北宋之初,雕造过勃版的大藏经;福建之地,北宋之末却出     

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程氏易学的为政之道

作为北宋时代的洛党领袖,程颐倾其毕生心血所努力追求的就是一种含弘、宽容、合理的社会存在,企图依据易学原理,找到一条由内圣而开出外王的统一之道,达到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表现出作为儒者“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本文从三个方面一窥程颐丰富的政治思想和同时代的王安石一样,程颐主张改革北宋弊政,提出“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的主张。但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二人有很大分歧;在肯定集权君主的前提下,程颐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君臣之间要推诚相待,任用“刚明之臣”格君心之非”;举贤、任贤的前提是养贤,刑罚和教化为养贤提供条件,刑罚齐其众,教化善其俗。程颐更重视教化的作用,因为通过教化可以达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民以食为天，教以国为本

古人云“人情,一日不食则饥,终岁不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方能有其民哉!”历代先贤圣哲都把“食”看作养民安国治天下的头等大事。这样,就促使人类悠久长足发展,并在其发展中增强人类特有的精神食粮。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科学、文化、风俗道德等数位之合一。我国素有“国强则民安食,国盛则教民兴”之说,可见国与食、民     

略论墨子“尚同”、“尚贤”的政治主张

墨子云：“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同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引自《墨子》，以下凡引自该书不另加注）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乱，生于无正长。”…     

骄傲与谦逊

俗话说:“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满遭损,谦受益”。为我们指出了骄傲于人不利,而谦逊则为了获益。曾国藩也说:“天地间唯谦逊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又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圣经箴言也说:     

挖掘梵净山佛教文化底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北大核心CSSCISSCI

梵净山有着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早在隋唐时期,梵净山就开始有僧人结庐修行,弘扬佛法.明清时期,梵净山两次受到朝廷敕封,山中梵刹林立,以天冠弥勒信仰为特色的佛事活动盛极一时.据明万历四十六年的《敕赐碑》记载:“此黔中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之名也因此名闻四海.     

言路开放与威王称雄

言路开放是齐国政治的特色,兴行于太公封齐建国而一贯于两姓齐国、至湣王而衰。可以说,言路开放制度的兴废是与齐国的盛衰相终始的。 太公为文王武王立“灵台之复”而广泛招贤和纳言。他强调人君要“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就是要兼听广纳、洞察一切。而要洞察一切的根本途径则是善于“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蔽矣”(《六韬·文韬》)。只有广集天下人的所见、所闻、所虑才成集思广益;只有做到兼听广纳、集思广益,才能洞察一切而不被迷惑、不受蒙蔽。     

“以利相交，利尽而疏”?——漫说市场经济社会的人际关系

在“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的市场经济社会人际关系会不会“以利相交 ,利尽而疏”?一个人究竟还能不能交上一些超越利益关系的真朋友 ?换句话说 ,还有没有不“以利相交”的朋友 ?如果这里的“利”仅指钱、财、商品、机会等物质利益 ,那回答是“能”;如果这里的“利”是指包括所有社会资源的广义利益 ,那回答则是“不能”。此话怎讲 ?第一种回答的意思是说 ,即使在市场经济社会 ,也会有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朋友。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 ,大而划之 ,可有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文化需要之分。物质利益基本上只能满足人的生理…     

论《庄子》对“担当”精神的消解

庄子对人的“担当”精神进行了消解。他通过“让天下”意象说明担当天下为人生之负累，境界超越的人并不愿意治理天下，放弃担当才是合乎大道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天下无需治，也不能治，否则只能事与愿违，越治越坏，并对忧患意识和以治国、平天下为担当的圣人做了批判。在庄子理想的“至德之世”中没有互助与担当的位置。庄子消解“担当”的观念植根于其所处的时代，与对“百家”之学的批判亦密切相关，其对“担当”精神的消解始终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和警醒作用。     

自任以天下之重

以天下为己任是原始儒家的核心精神 ,孔子给士人规定的大任是“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也说 :“圣之任者 ,……自任以天下之重。”传统的“天下”有其独特的内涵 ,它既有别于“国家” ,亦不指纯粹的空间地理 ,而是与一种大公与民本观念相联系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在这种天下观的影响下 ,腐朽的王朝被一次又一次的推翻。凡是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 ,皆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鸡虫得失 ,不汲汲于个人的功名富贵 ,他们倡导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观念 ,他们呼唤和恪守社会的公正道义 ,自觉的把个人与国家、天下…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北宋道教发展述论

北宋时期,是道教在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真宗、徽宗掀起的两次崇道高潮,使之有了重大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本文拟就道士数量和宫观建设两方面,对道教在北宋的发展作一简单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宋道士的数量 唐末,道教势力受到重大打击,“真宫道宇,所在凋零,玉笈琅函,十无二三”①,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道教更加衰落。“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②,但是,唐末藩镇割据,五代诸国并立,你争我代,战乱频频。这种现实的苦难正是宗教滋生的土壤。道教在经过短短一个…     

《易经》之知识论

《易经》之求知，乃以实际之事务为基准，最富科学之肯定精神。故知识论实为《易经》精神之所在，盖以理智代迷信之为用，必有相当知识为基础，而后足以解决事物之疑难。《易经》之基本目的，在于深切认识事物真谛，以作言行之依据。故《系辞》曰：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彰往察来”乃推知之方法，“显微阐幽”乃知识之作用。吾人运用其知识，则天下之志可通，天下之业可定，天下之疑可决，其重视知识有如此者。《说卦》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昔者圣人之作《易…     

论中国哲学没有“人类中心论”

目前学界主要依据三类命题判定中国哲学有“人类中心论”:一是“人为天下最灵”,二是“人最为天下贵”,三是“人者天地之心”。“人为天下最灵”的观念出现很早,《尚书·泰誓上》中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话。“人最为天下贵”的说法,更为常见。《孝经·圣治章》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更明确认定:“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东汉王充则从知识、智慧的角度立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人者天地之心”的说法,出现得最频繁。《礼记·礼运》最早提出…     

“有天下”:北宋儒者的理解

北宋儒者通过赋予"中国"以完全的价值意义,界定了"天下"的价值意义,同时取消了二者的地域空间意义,从而将北宋"有天下"的问题转化为北宋是否能治理好天下的问题。二程关于"王道"、"道统"的阐述,将问题重新转化为北宋皇帝是否"有天德",是否可以行"王道"的问题。北宋"有天下"的问题最终得以在北宋士林中解决。后代关于正统的看法也基本延续了将"治统"系于"道统"的思路。     

北宋神霄宫及其威仪钩稽

神霄宫即天下神霄玉清万寿宫的简称,是北宋末道教神霄派的十方丛林和小庙,宋人亦分称为“神霄上院”和“神霄下院”。它是历史上规模宏大、威仪庄严的道宫之一,但经宋末兵燹,“往往不复存在”。笔者以宋代史书所载作一钩稽,供道教研究者参考。 神霄宫下院政和七年(1117)二月建,“自京师始,以致崇极,以示训化,累年于兹”。是时,徽宗信温州道士林灵素“神霄之说,以己为玉帝之长子长生大帝下凡”,建“上清通真达灵神化之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此诏四方,     

商鞅礼学思想研究

商鞅为变法而“观”礼。在商鞅看来 ,礼发生于变乱为治、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 ,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 ;三代之礼不同 ,三代时期各个君王所用的礼亦不同 ,即是说 ,夏、商、周之礼一直在“变” ,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对于儒家之礼 ,商鞅批判之为乱世之源。不过 ,由三代之礼反“观”商鞅之法 ,则可以看出商鞅之法有礼的印记。     

“由是”辨

《孟子·告子上》之“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思而有不为也。”句中“由是”一语，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释译为“由此而行”。在书后所附《孟子词典》中，又释“由，动词，由此而行之意。”杨先生之书既出，世间一般文言选本和高中课本均从其注译。但笔者认为：解“由”为“由此而行”显然不当，释“由是”为“由此而行”亦嫌迂曲，故不揣陋，聊陈愚见于大方。“由是”一语，当是二词，应分释之。《左传·襄三十年传》：“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晋杜预注：由，用也。《苟子·正论》：“放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制君，由此…     

劝善戒恶 弘扬正气

善恶问题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尽管不同社会 ,不同时代对善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但抑恶扬善 ,劝善戒恶一直是各个社会对人们行为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 ,做一个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而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同样需要一种精神 ,“劝善戒恶 ,弘扬正气”正是一种精神的体现。中国自古就是崇尚正义的国家 ,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义”占了极大的比重。所谓“义” ,《吕氏春秋》中说 :“义者百事之始也 ,万利之本也”。墨子说 :“天下有义则生 ,无义则死 ,有义则富 ,无义则贫 ,有义则治 ,无义则乱”。正由于义的存在及其存在价值 ,才出现了…     

"得荃忘鱼"、渔父哲学与当代道德"救亡"

明末顾炎武曾把易姓改号称为“亡国”,而把道德沦丧称为“亡天下”;清末严复写《救亡决论》一文,为民族救亡大声疾呼。今天中国虽无“亡国”之忧,却有“亡天下”之虞,“得荃忘鱼”的病象,“渔父哲学”的盛行,厚黑之道的猖獗,使“道德救亡”已成为当前中国最迫切的现实课题,中国不应回避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待这个问题,只有清理历史传统、改造社会生态才是“道德救亡”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