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铭说》对“理一分殊”思想的创新

陈亮在历史观上同朱熹的论战,为时贤所重。但对其思想“过渡阶段”的著作《西铭说》,却少有研究。陈亮一方面汲取了道学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义理的理路,另一方面又持守经验论立场,拒斥道学所构建的道德进路的本体论,向道学以即超越即内在路向诠释“理一分殊”的思想提出挑战。《西铭说》由“以身体之”的角度,视“理一分殊”为整体部分关系,以“定分”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理一分殊”。     

如何导引"儒门道脉同归佛海"?——蕅益智旭对《论语》的解释

该文分析十七世纪蕅益智旭(1599-1677)对《论语》的思想世界的解释。该文首先指出,智旭以无限生命、死生一致的观点作为核心,重构孔门的生死观,再以心学之立场重新解释孔子思想中的“学”、“道”与“天命”三个重要概念。智旭将“学”解释为“心”之觉醒,将“道”理解为“空生大觉”之道,将“知天命”解释为对“不生不灭之理”与“虚妄生灭之原”的通透。凡此种种新诠,在东亚《论语》诠释史上,均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展现王阳明以后以“心”学解释经典的“自由的”学风,另一方面则显示明末三教合一之思想趋向。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正> 先秦是我国美学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先秦时期的美学主要是音乐美学。对音乐美学贡献最大的在诸子中首推孔子。“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这是孟子对孔子一生的赞美。孔子也正象一部“金声玉振”交响乐,以和谐之美的基调,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和”则是孔子的音乐美学核心。孔子的以“和”为核心的音乐美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以“本地化”为理想的诠释活动。但是“本地化”既可能转变或者再造原有的文化,也可能使外来信仰被原有文化所融合甚至消解。本文试图处理与此相关的两方面问题:第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诠释、特别是实际的接受,是否反映了“本地化”的理想形态?其“本地化”的历史与现状,能否使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获得合法性身份?第二,基督教对当代中国人的针对性意义何在?是否可能通过诠释基督教思想中的一般价值,为“本地化”赋予新的涵义?在指出“本地化”与“处境化”所面临的困难之同时,本文试图描述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非宗教性诠释”。     

在"理性史"与"理念诗"之间--哲学史上经典之解释与人物之个性的关系问题

本论文所欲讨论者,将主要集中于哲学史上个人之性情、个性对该哲学本文所表达之观念的影响,以及我们对此所应持的诠释态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经典本文之理解与人物个性之品评当得其有机之结合,方能再现“理性史之纹路”与“理念诗之魅力”,如是,我们也便有相当的理由质疑那种一开始就用某种预设了的、严格的因果对应的方式来图解思想家之思想的努力,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因“过度诠释”所导致的诠释者对本文及其所赖于产生的周围世界的轻忽和放逐。     

汉传佛教“方便智”研究:其内涵、分类、修证方法与功能

在佛教发展史上,“方便智”的思想内涵经历了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转变,最终成为大乘菩萨行者重要的修行内容之一,是菩萨从六地登七地之关键.本文考察了以善巧方便思想作为主题的汉传佛教经典,系统地分析了“善巧方便智”的内涵、与“般若智”关系之七种诠释、三数类9种分类,以及显、密二种修证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主要功能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现代性的诠释.     

究竟什么是“不可说”的——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扩展性解读

“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这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个命题;之后,《逻辑哲学论》就保持了沉默。但研究者不可能保持沉默,而必须说明“不可说”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当然,经过研究者的爬梳剔抉、精心阐释,在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面前,“不可说”的东西已然露出了各式各样的“真面目”。本文试图给出另外一种诠释方案,期望在维特根斯坦与哲学传统的关联中诠释其思想的可扩展性。一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严格限定了“可说”之“说”的内涵:(1)只有判断或命题才可能对世界有所言说;(2)命题而非概念或名…     

从“君道无为”到“上下无为”——君臣关系视域下《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

《韩非子》诸多篇章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对《老子》语句的直接引用或化用，也体现为《韩非子》诸篇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老子》的文本给予例证和诠释，从而使得《老子》所阐述的抽象原理下贯于现实政治层面。在道物结构方面，《韩非子》否定了万物先天和谐的“自然”状态，由此，它否认了统治者的普遍贤能，洞察到“臣”的政治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子》强调“臣道”应“顺上之所为”,从而将“下必有为为天下用”的“臣道有为”思想诠释为“臣道无为”。在《韩非子》中，作为“臣道无为”标准的“法”与“术”,一方面脱离了《老子》的“智”的范畴，成为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又与“无为”关联，成为君主“无不为”的治理手段。《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不仅体现了法家哲学对“臣道”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臣道”观念在战国中晚期的凸显。     

谶纬“河图”、“洛书”中神话意象诠释

谶纬“河图”、“洛书”神话,是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发挥玄想,以象立意.根据受众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政治、民生两类.从诠释发生的角度、诠释方式和诠释功能而言,谶纬“河图”、“洛书”与《周易》有异曲同工之妙.谶纬“河图”、“洛书”中的神话意象和意境,看似为非理性的构思,实为理性智慧的阐发,它阐释的重点是儒家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展现了汉儒的普世精神和政治诉求.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老学思想新探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颇具理论特色:(1)对“道生万物”论与“万物独化”论两种对立的思想作了调和;(2)将“常道”和“可道”分别对应于道家的自然无为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认为道与仁义礼智信是体用关系;(3)对人性之本源与人性之现实表现作了区分,认为人性之本源相同,而现实表现则有上、中、下三等;(4)将“无为”的内涵诠释为“不越性分”。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王船山《洪范》诠释中的政治思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尚书·洪范》之作,相传为周武王克商后访问箕子并请教治国临民之道,箕子演说“九畴”大法以为治道之要。后代儒者对《洪范》极为重视,常借诠释《洪范》以论述治道之主张。朱子即曾言《洪范》“此是个大纲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概备于此矣”。（《朱子语类》卷七十九）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由天人关系问题着眼,对于《洪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入发掘,特别是他经由详细分析与诠释“五行”与“皇极”两畴之内涵,从而对王政之要、为政之德与成德之学等问题做出了深刻的阐发。     

刘大绅对杭辛斋师承问题的发隐及易学批评——兼从河图诠释争议比较二家思想之分野

太谷学派的近代传人刘大绅在其著作中透露了杭辛斋师承于该学派王伯琴这一情况，针对杭辛斋诠释河图之数“阳顺阴逆”等易学观点进行批评，并系统论述了太谷学派基于丹鼎炼养之说对河图的诠释。杭辛斋的易学风格倾向于以理性思辨调和古今众说，刘大绅所宗奉的太谷学派易学则以神秘主义为思想底蕴，二家之学同源而异路。太谷学派易学虽至今仍传承不替，然因其思想路数已近于历史陈迹，只能作为“暗流”而存在；杭辛斋易学则表现出一定的“现代性”特色，切合时代精神，呈现博通气象，故能得后世之高度推崇。     

论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保巴作为元代易学家代表之一,在认同程朱易学前提下,以“照着讲”兼“接着讲”的形式,对《周易》经传所内蕴的符号、意义世界进行了一定诠释.通过研究发现,在这种创造性不足的形式下,其易学还有着“自己讲”的创造性诠释的内容,他的以“心”为根基解读圣人作《易》、四圣《易》道与《易》之符号、意义世界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圣人的洁静精微之心在建构《周易》符号、意义世界中的作用,以及《周易》符号、意义世界洗心、养心的重要功能.按照其“以心会心”的思想,我们只有能够契会圣人之心,才能更好地理会《周易》符号、意义世界;也只有理会《周易》符号、意义世界,才能更好地契会圣人之心.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郝敬思想述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郝敬思想中理气论、心性论、知行论以及经学诠释等四个方面的探析,呈现郝敬思想的总体特质。此即:依循圣人之道而倡实事、实践。郝敬以气与理原本无二亦无先后为基本观点,认为“性善又岂有二”,“离才情无复有性”,主张天理与人欲、心与身的相互依存、统一。又在继承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倡导“先行后知”说,凸显行的价值和地位。其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亦可谓是这种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有鉴于此,郝敬本人不仅在实际上充当了晚明思想的批判者角色,亦充当了明末清初返虚入实的努力者的角色。     

“默识”如何成为一种工夫？——基于历史与哲学的考察

“默识”在汉唐期间的《论语》诠释中本属一般性的知识论议题。至宋明,伴随心性哲学的发展,得力于理学对“心”之认知力的开拓、心学对认知隐默面向的极力发挥,乃至佛学之禅修理念的影响,“默识”逐步转变为冥契本体之认知方式与主体涵养之实践要求。“默识”的工夫论演化呈现了儒家心性修养路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微妙转换,同时凸显了儒家心性哲学乃是朝向两个层面的确定性寻求,即确定得者为真（朝向本体）与确定真得（朝向主体）。对“默识”的工夫化进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儒家心性哲学工夫论的探讨提供一历史与逻辑的线索。     

慈云遵式《注肇论疏》的天台宗化诠释及其宗派意识

宋代天台宗僧慈云遵式《注肇论疏》通过将僧肇《肇论》中的般若圣智诠释为“般若真心”,将二谛说与般若鉴照诠释为“二谛互具”“遮照互具”,以及以“一心三观照一境三谛”来诠释僧肇《般若无知论》与《涅槃无名论》,从而以天台宗思想异质化地诠释了《肇论》。这不仅是遵式对僧肇思想继承与发展中的宗派意识体现，也是历代注解《肇论》者普遍采取的方式，是中国佛教文化圆融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儒佛道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