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

<正>最近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如何认识、评价儒家伦理的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血缘亲情,以及孔孟等儒者是如何处理血缘亲情与仁义普遍原则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参见郭齐勇主编,2004年;2011年)对此,学者已发表了不少高见,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看,该次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其实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     

私权抗御公权——“亲亲相隐”新论

"亲亲相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近30多年的研究经历四个不断深化的阶段,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古代"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与法律的国家形态中,"亲亲相隐"具有家庭私权利抗御国家公权力的功能和价值。作为法律确认的"隐",包括对犯罪人通风报信以抗御侦查权和缉捕权、"相容隐"之人可免于作证和拷讯取证以抗御刑讯权和审判权。这些正面价值值得认真发掘和研讨。     

“亲亲相隐”的人性魅力解读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所贯彻。亲亲相隐之所以会成为中西法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共同选择,是因为这一制度符合人性的需求,体现了"仁爱"的人性自然亲情,是"孝道"这一基本人性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在继承、改造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亲属拒证权。     

论亲亲相隐与刑事法治

如何协调亲情与法律的关系,减少二者的冲突,使它们能够更加有效的共同维护社会和谐,这是不同的制度文明一直在探寻的问题。亲亲相隐特有的情法结合功能在化解情法冲突方面提供了合理的可资借鉴内容,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论述亲亲相隐的涵义及其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评价了亲亲相隐的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提出应当批判的继承亲亲相隐的观点,并对完善我国刑事法治进行了初步探讨。     

亲亲相隐法律原则的历史变迁

亲亲相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条重要法律原则。亲亲相隐成为一种孝的观念,春秋时期就已产生,汉代时礼入于法,为法律所确认。随着历史的发展,至唐,这一法律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并沿用至清,以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通过对亲亲相隐这一     

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若干辨正

"亲亲相隐"的是非问题是一个聚讼不已的古老话题.世纪初学界又出现一场关于"亲亲相隐"的集中讨论,围绕刘清平教授<美德还是腐败?>等文提出的儒家"亲亲相隐"主张与"腐败"之关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复旦学报>等刊文近40篇.     

亲亲相隐何时休?关系对揭发意向影响的边界

当组织中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跟自己关系非常亲近时,员工可能不会揭发他们的不道德行为,进而给组织带来潜在的隐患。鉴于先前研究较少关注如何降低不道德情境中关系的包庇作用,本研究考察了组织和个体特征在削弱关系与揭发负向关系方面扮演的调节角色。结果表明,关系会抑制员工对不道德行为的揭发意向(研究1~3),且关系对员工揭发意向的负向影响受到了组织关系取向(研究1和3)与员工正直(研究2和3)的调节。随着组织关系取向的下降或员工正直程度的提升,关系对员工揭发意向的抑制作用逐步降低。这些结果对于组织内部揭发机制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亲亲相隐：检验道德认知的差序效应

“亲亲相隐”是一桩饱受争议的道德公案,实证考察其中的道德认知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道德结构。研究1直接验证了道德决策中“亲亲相隐”现象的存在,研究2进一步考察了道德判断与决策的差序效应及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研究3探究了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整个研究表明,“亲亲相隐”根植于中国人“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道德认知中,不同社会关系下所感知到的人际道德义务差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论孔孟“亲亲互隐”中的权变智慧

"亲亲互隐"是儒家权变智慧与经权观的典型表达。儒家经权观的最大特点是,在遵经不能维护正常人伦关系并体现经(道德规范)应有的道德价值甚至违背仁义本性的特殊情况下,或经不能详尽规定人伦实践中的具体情境时,主体依其仁义本心合宜权度而行事,以确保伦常关系的正常化及各项道德伦常规范的道德效力。同样,"亲亲互隐"中的权变智慧并非展现父子兄弟间的慈孝友悌原则与一般社会交往的行义原则之间存在价值高低或矛盾对立,更不等于利害权衡与主观任意选择,而是在亲人陷入不义的特殊情况下个体依其仁义之心合宜权度与灵活行事,共同维护慈孝友悌原则与"行义"原则的道德效力,展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也谈“民贵君轻”——与龚维英先生商榷

《管子学刊》1990年第1期发表了龚维英先生的《“民贵君轻”正解》一文(以下简称“龚文”)。该文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进行了“本义训释”。其观点,要而言之:“民”训“人”,“是原指人口”,“上古地旷人稀,蕃衍人口是各族的第一要务。此所以‘民为贵’也。”而“社稷”“是祀求生殖神保佑人丁兴旺,实远古生殖器崇拜之残余。”“次之”,那是因为“至孟轲时代,民智已开,生殖器崇拜早成仿佛依稀的远昔之事。”“表明孟轲虽亦重视人口的蕃育,但已知‘社稷’这些调调儿并非繁衍人丁的必要手段。”至于“君为轻”,龚文则认为其由来于孟轲重民、爱民的思想。对此,笔者不以为然。特提出商榷,就正于方家。     

“思无邪”释义辨正——与晁福林先生商榷

思无邪,从汉代至今一般误读为思想纯正。其实,思无邪在《诗经·鲁颂·駉》一诗中,思作句中语辞,连接无邪作补语,即以车袪袪思无邪,无邪指不偏斜,补充说明马的步子正,不偏离所驾车辆的行进方向。思无邪,思马斯徂,写马匹其致一也。孔子以思无邪评价成百上千诗之旨归,引《诗》断章,但未失原义,以马匹的其致一也写诗三百的其致一也,所致者王道也。     

论“生生”——兼与丁耘先生商榷

本文首先是对丁耘先生《生生与造作》一文的回应。尽管笔者非常认同丁耘对生生与造作的区分,但认为这种区分仍显不够。柏拉图的创造和亚里士多德的制造模式,是西方哲学理解存在之形成的基本模式,海德格尔对此也做过深刻反思,但并未脱离制造的模式。本文依据《周易》阐发中国哲学中的生生模式,以为生生是阴阳二原则相互作用而化生万物,这与西方取象于手工业制造的理解方式迥然有别。在中国思想中,阴阳交合而生万物既是宇宙论的基本理解,也是人伦秩序的开端,因而孝敬是被生者对其生命来源的反思性确认,是对生命尊严的庄严确认,所以是人性论的起始之处。     

关于“普遍性的形式”——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本刊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是从批评周易研究中把古人现代化开始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取得了大体上一致的意见,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却还需要继续展开,有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我们建议,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讨论:(一)在哲学史研究中,是否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挂到古人名下以外,还有把古代思想资产阶级化的倾向?一般地说,把古代思想现代化的认识论根源是什么?(二)怎样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本刊上期发表的方克立的文章、本期发表的昭父的文章和冯友兰的《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一文,以孔子的研究为侧,就这个问题初步进行了讨论。我们欢迎一般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欢迎以孔子或其他哲学家的研究为例来进行讨论的文章。(三)历史、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本期衷尔钜就这个问题对冯友兰提出了批评,冯先生的《对于陈义成同意的问题的一些答复》,也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我们希望参加讨论的文章,“有的放矢”,结合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互相批评中,要弄清对方的论点,对准“口径”,避免误解对方的意思和不必要的纠缠。     

如此论证“推不出”——与陈少宗先生商榷

如此论证“推不出”———与陈少宗先生商榷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合肥２３００２６）樊嘉禄一《医学与哲学》１９９４年第６期刊载的陈少宗先生《全息生物医学与美学》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从科学美学的角度对全息生物医学的科学性作出证明。笔者认为,其立题...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     

儒家典籍的语境溯源及方法论意义——兼与郭齐勇先生商榷

郭齐勇先生《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兼与刘清平先生商榷》(载《哲学研究》2 0 0 2年第 1 0期。以下简称“郭文”,标页码 )一文 ,在回到古典语境的经典解读中 ,努力发掘儒家“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与意义”,并引申出一个重要而深刻的问题 ,那就是 :该如何对待历史上的儒家 ?一从郭先生整篇论文来看 ,他对“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的分析 ,与其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史研究 ,不如说是富于感情色彩的信仰辩词。“‘父子互隐’的命题”,既不为法律所容 ,又有违于伦理公德 ,其间的是非、道德明若泾渭 ,对任何一个奉公守法的正直公民都几近…     

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有必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因为,把古人现代化的倾向,不仅存在于《周易》研究中,而且也存在于孔子和其他古代思想家的研究中;把古人现代化的表现,不仅有人把古人马克思主义化,而且还有人把古人资产阶级化。这些人的主观愿望可能不同,但其客观效果别无二致,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在实质上也是相同的。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突破说”质疑——就社会主义问题与谢林平先生商榷

当 2 0世纪的帷幕徐徐降下的时候 ,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其思想、理论 ,还是其运动和制度 ,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思考、去追究。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把这种思考奠立在科学的合乎史实的基础之上。谢林平发表在《哲学研究     

怎样看“中国集体主义”？——与陈桐生先生商榷

陈桐生先生的《中国集体主义的历史与现状》一文(《现代哲学》1999年第4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孝进行了“九层”的细致分析,读后很受启发。但是,笔者同时认为该文将孝归结为“宗法集体主义”,并进而认定此即“中国集体主义的历史”,是不妥的。现发表几点看法与陈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