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影响

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显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形成是十七世纪罗马为了落实天主教远东本土化政策和力排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行动的结果。虽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传教经费来源上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资助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的传教团体(Association),而非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过程曾经产生过推动作用。     

晚清时期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述评

鸦片战争前,1723年清朝政府曾经颁布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和中国人信教的“禁教令”,在此后一百多年期间,仅有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在华秘密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44年法国利用《中法黄埔条约》,强迫清政府废止“禁教令”,使得外国的对华传教活动便由秘密转为公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同时向罗马教廷和清朝政府施压,顺利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保护”各国在华传教利益的特权(史称“保教权”)。19世纪末,因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法国又不得不放弃它的所谓“保教权”。     

比较元代景教与天主教传播的异同

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景教和罗马天主教两部分,它们在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地域上都有不同,导致其传播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表现在经典文本翻译多少的不同,墓葬形式和墓葬碑铭风格的不同,文化领域传播程度的不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但景教表现的更丰富,更具有典型性。景教的本土化是其能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对中土文化的亲近和接受,导致了景教虽然没有天主教有组织的传教,但其传播范围与影响远远大于天主教。     

试析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兴起的原因

明清之际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处于一种对他们极为不利的文化、政治环境中,加之教会自身条件的不足,他们被迫通过著书立说来消除中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蛮夷丑号、规避政府禁令、弥补人手之缺以及跨越语言障碍。与此同时,教会人士认识到书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时就势,把书籍作为了归化中国人的手段。此外,传教士的"西儒"身份也让他们走上了笔耕之路。     

北京天主教与教育

教会学校是天主教会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培养人才重要阵地,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各种各样的学校,天主教会学校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了。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教会创办了一所大学即辅仁大学,是中国天主教所创办的三所大学之一(另外两所为上海的震旦大学和天津的塘沽大学)。辅仁大学为直属于罗马教廷教育部的天主教大学,是天主教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全国性综合性大学,1925年由美国本笃会创建。天主教会同时在北京也创办了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一、辅仁大学的历史沿革辅仁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著名的天主教爱国人士英敛之1913年在香…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地位问题略论

明清时期是一个多宗教的发展时期,既有长久以来就存在而被视为异端的佛道回回,又有被视为邪教的各种民间宗教团体。这时期新入华的天主教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其在华境地时好时坏,而大致徘徊于佛道回回与各种邪教民间宗教之间。既享受过"容教诏令"的保护,也经历过被视为邪教的艰辛,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段历程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与借鉴。     

天主教在山东传播史略

天主教和山东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元朝,《和德里东游录》记载,1322年和德里神父来到中国,从泉州登陆后经南京沿运河前往北京,曾经访问过位于运河边的临清。元朝灭亡后,天主教在山东几近绝迹。明朝时期,天主教与山东重续前缘,1576年山东成为耶稣会传教区域,属澳门教区。1598年利玛窦神父、郭居静神父沿运河北上,在济宁小住,又在临清系缆,然后进京,因未能见到明朝皇帝,只得雇     

关于明清天主教传播的几个问题——清廷百年禁教杂谈

一、传教目的,宗教政治因素难以区分 天主教在华传播,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明万历年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上疏,总结了天主教的“罪状”:第一,修订历法,不合天道;第二,反对祭祖,破坏孝道;第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且财源来路不明;第四,召聚信徒,结交士大夫,图谋危害国家。他的上疏,引发了中国天主教史的第一起教案——南京教案。清康熙初,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说传教士“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指责天主教是邪教,由此引发“历狱”。沈、杨二人的言论,代表了反对天主教的主要观点。那么,早期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究竟有何目的呢?     

元明两代天主教音乐在华传播的本土化实践

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考证,对元明两代西方天主教音乐传统与我国本土文化传统相遇后呈现出的“入境问俗”现象进行考察,以澄明其本土化实践的史实。一、元代天主教音乐的本土化(一)蒙元时期的天主教音乐元朝政府定都北京后,在宫中设“崇福司”专管教中事宜,传教士享有诸如国家俸禄、赐予爵位、不服兵役和减免纳税等特殊礼遇。     

职场与宗教:清前期天主教的行业人际网络

清代前期社会中存在着以行业为基础而结成的各种天主教徒群体,既包括船户群体、商人群体、手工工场工匠以及剃头师等从事城市服务行业人群,也包括钦天监职业天文生及八旗军人.在相当多数的基层天主教团体中,天主教徒的行业联系成为构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天主教社群的一种关键性因素.职场扮演了联结基层天主教社群内外关系的重要角色.清代禁教时期,这些行业人际网络在联络各地教会群体,互通信息,推动天主教在华的自立性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

乾嘉年间,清政府厉行禁教,然而,天主教活动在四川持续地发展,教徒及国籍神父的数量均占全国同类数量的第一位,处于举足轻重之地位。本文依据大量档案及方志资料,从发展教会教育、灌输宗教知识、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采取变通方式,积极培养国籍神职人员,将其推向传教的前台;以及培养传道员选择会长,扩大传教活动的范围,建立健全教会基层组织等着眼,诠释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得到保存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活动遗留的若干迟缓效应,揭示清季四川教案屡屡滋生的原因。     

清初高道石和阳

清朝初年,庐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道教人物石和阳,他在唐朝道士刘混成修炼的木瓜洞隐修,声名远播,留下了不少事迹。清朝毛德琦《庐山志》、民国吴宗慈《庐山志》收录有陈梦雷的《题木瓜崖石嵩隐传赞碑铭     

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

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本文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角出发,把晚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与互动做了史实上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传教士、穆斯林在相互认识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在交往对话中有时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     

民国时期广东的道教政策论析——以广东地方政府查禁广州"喃呒道馆"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广州市当局曾经查禁和取缔广州市的正一派道士开设的"正一"、"祈福"道馆(统称"喃呒道馆")。整个事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1929年12月,后因掌握广东实权的陈济棠的影响而中断;第二阶段起于1936年7月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垮台后,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时结束。广东地方政府认为正一派道士开设商业性的喃呒道馆,借神生财和搞迷信活动,不是正规的道士,类似巫觋,应该取缔。而全真派道士致力潜修,为正规的道士,可以免受取缔,但也必须遵守有关规定。     

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传入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出现了基督教信仰的社会运动。由于基督教所具有的教规和当时在中国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导致信教少数民族在行为规范、纠纷解决以及在国家诉讼中权位,诉讼选择上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转变中,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教民在国家诉讼中权位结构发生了重构。这种法律文化的重构对这个时期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是一种推动力。     

帝国汪洋中的"孤岛"--从清代四川看天主教在汉地的农耕社区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实地考察,整理出清代四川天主教社区分布情况,归纳出教徒社区形成的三种模式:宗族繁衍型社区、乡邻同化型社区、教点扩张型社区.探讨整合社区的伦理、宗教、经济和政治的原则和方法.从历史上的民教纠纷中,提炼出教徒区与社会在宗教上的对抗.通过几个典型案例,看教徒区在清朝时期的稳定性与脆弱性.特殊背景下壮大起来的天主教社区,在改变了小群体的信仰的时候,也在制造社会的动荡、造成内部的撕裂.     

佛教艺术内涵在中国佛教传播初期的重要价值

本文提出佛教表现艺术的概念并探讨其内涵,认为除动态和主动两大特征之外,归纳出场面、情景、情节三大要素。近年来许多研究课题客观上都是围绕佛教表现艺术而展开的,但是由于没有佛教表现艺术的整体理论框架,因此处于分散的和不自觉的状态。本文提出佛教表现艺术中,有关研究范畴被自觉地纳入一定的理论体系而予以论述解析。为说明佛教表现艺术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价值,本文特别以最常见的东汉楚王刘英奉佛史料为例,在前人并未充分注意的历史现象细节中揭示其所透露的重要信息,力图使读者对历史真实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清末民初道教大师葛月潭

葛月潭道长,法名明新,曾任沈阳太清官方丈多年,是清末民初著名道教人物,为道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