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以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背景,旨在揭示对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社会,国家如何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它们的控制,以及这种国家权力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杜赞奇以"国家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考察了这种权力扩张的渗透过程.     

国家权力图景下的大众文化

<正>中国古代国家的正式权力机构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自治的,在这一大环境下产生并发展的大众文化有很强的自主性。但要注意,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也不是完全脱节的,它要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日益深入基层社会力图实现对大众文化的控制,然而这一举动也遭到了大众文化的抵制。一、前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大众文化的研究就成为美国学者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纠正以往人们对大众文化偏见的同时也考察了大众文化与近代中国     

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乡土重建:可能抑或怀旧情结

"乡土重建"是费孝通针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层社会出现的经济瘫痪、行政僵化、乡土损蚀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积极性的主张"。1949年后,乡村社会经历了多种改造,出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断裂,乡村经济的断裂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得到了修复,而社会与文化的断裂问题依然存在,突出地表现为乡村居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摇摆不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在向市场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文化矛盾凸显出来,不仅表现为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分离和相悖发展,也体现在伴随"乡村大流动"而出现的二重性生活方式和二重时空场域的断裂与冲突。乡土重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乡村转型中的文化矛盾,重建乡村社会秩序。在重建乡土的实践中,遵照互惠原则和共识原则既重要也必要,因为这两个原则是乡村共同体实现关系均衡和社会团结的基础。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先进文化的大众化和社会动员--兼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历程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自身的先进文化启动与文化自觉,新中国实现过文化的大众化动员,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促进了社会生活模式和精神文化的巨大变迁,然而文化变革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先进文化和新道德、新风尚的全面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既取决于新的先进的领航文化的自觉程度,又取决于新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新旧文化之间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必然需要相应的社会宏观调控,制定出有效的文化规范。     

“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出版

<正>2018年11月,"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国家治理与政治伦理》(李建华著)、《国家治理与经济伦理》(向玉乔,周琳著)、《国家治理与文化伦理》(彭继红,向汉庆著)、《国家治理与生态伦理》(廖小平,孙欢著)、《国家治理与社会伦理》(周谨平著)和《国家治理与网络伦理》(李伦著)共6册。丛书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当代中国的宏大主题,紧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面和重大伦理需求,深入分析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在转型中遇到的主要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与网络伦理问题,全景呈现了国家治理的伦理图式。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逻辑及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经历了前后相继、创新发展的三大阶段:国家总体控制阶段、国家放权改革阶段、特色制度整合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政治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当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仍需要坚持"特色制度整合"的原则,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调动、规范和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乡民艺术的历史记忆与宗教呈现——基于甘肃临潭太平社火的田野调查

乡民艺术是村落文化体系中的外在性组成内容,在乡村社会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甘肃临潭太平社火为研究对象,在对其展演内容、时空场景描述的基础上,以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视角,探讨了乡民艺术与村落历史、宗教信仰及文化秩序建构的关系。文章认为乡民艺术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文化表达形式,与当地的生产、历史、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同时,受村落具体语境的影响,乡民会对艺术进行个性化的重构,赋予历史和宗教的特征,使其成为村落的标志性文化。     

“经验的自主表达”:概念建构的田野政治学路径——以“板结社会”概念为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建立在中国实践和经验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中国经验并非既有知识体系的“注脚”,或者创造性地适应于既有知识体系，而是要在学术研究的知识体系内做出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田野政治学将田野现象和经验作为知识生产或概念建构的来源，“板结社会”是源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建构，在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内，是基于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所遭遇的乡村社会政治形态做出的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对于国家建构而言，国家权力穿透社会遭遇中间阻隔的一般规律赋予“板结社会”概念在知识体系中的有效性，它为20世纪上半期国家建构遭遇“内卷化”的结局提供了解释力，也为1949年后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进程提供了认识依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以浙江绍兴为例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助力乡村开发是践行二十大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梳理绍兴市乡村的地貌、文化、经济特点,通过实地走访调研考察绍兴市文化旅游产业现状,分析总结绍兴市文化旅游发展产业开发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策略建议,提出优化品牌、整体规划升级、优化人才体系等举措,以期推动绍兴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现绍兴市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文化具有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化解乡村社会矛盾、规范村民行为、构建村民精神家园等道德治理功能。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正在弱化,表现在民间信仰的衰落、家族宗族影响的弱化、村规民约的失范和乡贤人才的流失等。必须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积极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培育现代公民;打造有价值的乡村文化品牌,努力展示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乡村文化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加快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走向善治。     

寻求国家与市场的最佳交汇点: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兼评王皖强著《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

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始终是一对矛盾 ,王皖强博士以国家与市场作为撒切尔主义研究的切入点 ,抓住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性问题 ,揭示了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在国家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背后 ,是集体与个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 ,这种对立最终归结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作者不仅言中肯綮 ,也将撒切尔主义研究提升到很高的理论层次。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调研分析——以江西九江市为例

乡村文化凝聚了中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承载了乡村社会深厚的历史记忆。论文以江西省九江市为例,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九江乡村文化的现状和面临的隐忧,提出了构建政府、社会和乡村居民三维协同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注重城镇化特色保护与塑造,推动乡村文化创新发展等思考。     

神道与人道——宗教中国化的人文主体北大核心SSCI

夏商周三代国家时期,神道与人道关系从民族文化层面上升为国家体制层面,夏、周两朝重人道而轻神道,商朝则重神道而轻人道,但最终神道向人道转化。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大变革,神道衰微,人道昌盛,中华民族文化从宗教体系转换为人文体系,形成哲学世界观以及社会文化体系,无神论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从此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具有理性思维的世俗文明体系。     

文化自性与圈层整合:公共文化建设的乡村本位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关系到乡村秩序重建的重大议题。在经济分化的背景下,社会分层结构带来村庄公共文化的圈层化发展,农村社区出现价值异化和底层个体化闲暇的新特征。在公共文化供给中,土生土长的内生文化被错误定位而难以发挥现代性活力,政府与市场推动的输入型文化则存在时空错位的矛盾冲突。本研究通过对农村公共文化发生的结构基础与供给模式的双重考察,提出以纵向阶层互动式的多元组织为载体,村庄精英为承接主体,内在文化基因与外部输入资源相互联动的文化再造新模式,旨在以乡村本位的视角推动公共文化建设,探索乡村秩序重建的新思路。     

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

通过对风险社会以及古典行政学相关理论的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本文认为风险社会所诱发的行政国家的适应性激变,对传统行政国家的三大基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风险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类型,风险国家在国家的角色职能、国家能力、制度范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都与传统行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各类风险的叠加效应,同时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和融入风险国家的双重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采用"1+1"的综合融入式建构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地应对不同风险的叠加挑战,并将风险治理有机地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乡村经济伦理的转型与发展

传统乡村经济伦理表现出务本重农、勤勉耕作,信任熟人、互帮互助,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等特征。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乡村经济伦理在现代中国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传统乡村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勤劳致富、物质利益为先;等价交换、注重公平交易;享受生活、适度超前消费。转型的原因主要在于乡村经济活动基础的变化、乡土社会基本特征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等。新时期,在现代乡村经济伦理建设中,我们应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经济治理;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增强经济道德观念;加强乡村诚信建设,树立市场契约意识;推动"礼""法"共治,重构乡村经济秩序。     

乡村治理伦理的审视与现代转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制度伦理正面临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促进当代乡村基层治理伦理的转型与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打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模式,不断创新基层治理理念,促进和实现乡村治理的伦理转型,建构和实现良善的基层治理秩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