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晚期福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及其伦理转向

晚期福柯思想的一个线索就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康德提出要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摆脱"未成熟状态",实现理性的自由。福柯发展了这种批判,认为康德启蒙思想暗含着对我们当下在场的分析,凸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和伦理风格: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即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转向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福柯消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结构,重建起启蒙与修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自己的当下实在性"。     

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指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引,他就不能应用他自己的悟性。这种不成熟状态,如果不是由于缺乏悟性,而是由于没有别人的指引就缺少决心和勇气去应用他自己的悟性,那就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启蒙的箴言就是:敢于明智!(Sapers aude)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悟性!     

何谓Autonomy?

Autonomy①一般被理解为个人根据自己的理智推理和动机欲望过自己生活的能力,而这些理智推理和动机欲望都不是操控性和歪曲性的外部力量的产物。对于康德而言,Autonomy的观念专注于人类理性意志。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康德解释说,人类思想所固有的自由意志正是     

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

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把启蒙视为批判性的"出口",并将其置于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迈向成熟理性的历史进程之中。福柯承继这种历史批判态度,从伦理与政治两个面向对康德的启蒙观加以解读,进而把启蒙视为一种关联于"现实性"的反身态度和"不被如此统治"的批判艺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启蒙的新任务:在"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我们既能自主地使用理性,又能为理性的政治权力划界。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论康德意志自由观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能想像敏锐的思想家康德不知道一种“明白易懂的”、超越时代的因果观造成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在体系之内所起的作用是拯救人的道德自由。这是康德完全为之献身的一项崇高任务,甚至他也可能准备为此牺牲他自己体系的统一性。首先,对于有争议的意志自由问题来说,康德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比较简单的。1755年,康德在他谋取大学讲师资格的论文里就反对克鲁西乌斯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被决定了的理性这一原则使得自由成为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确认,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决定论。就连自由的意志表现,也     

论康德两种理智类型的比较学意义

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是康德所论的人类三个精神生活领域;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是康德所论的人类三种精神能力。进一步研究康德的思想体系,发现有两种类型的理智隐含且贯串于上述三个部分的内容之中。迄今为止,康德对人类精神之诸方面所进行的系统剖析,依然有着经典的意义。如果说,两种类型的理智因其对称性和互补性而具有整合性,因其受到过康德的严格批判而具有典型性,那么,用来作为对理智之分析的一种模型,无疑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康德的两种判断力 康德为了寻找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     

论自由意志的相容性：卡尔纳普与康德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历来是哲学史上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在相容论与非相容论的主张之间存在绵延的张力。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康德论述颇丰。他拒斥了对自由的经验性理解,而去其超越性的维度,将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并归结到超验物自体的领域。确保了自由意志不被经验沾染的纯洁和崇高,但也造成了人类理智的困境,即自由意志作为超验物自体而言的不可知性。卡尔纳普以逻辑角度经由因果关系的分析力图建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统一。一定程度上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种补充。本文试图对康德与卡尔纳普关于自由的问题做一个比较研究。     

反思批判:论福柯的现代性启蒙哲学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福柯多次重新解读了康德的《何谓启蒙?》。与60年代对康德认识论所代表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不同,福柯从康德的启蒙概念中提炼出了一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他看作后康德时代现代哲学的根本。要理解这两种"现代性"以及福柯对它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必须区分康德"对他者的错层式不完全批判"与"建构自我服从的先验批判"。福柯区别于历史学、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历史-哲学实践,就体现在他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历史批判和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哲学继承上。     

自我与启蒙: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

18世纪的欧洲哲人视孔子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而20世纪的中国启蒙者则要打倒孔家店。孰是孰非?或者一般而言,儒家与启蒙的关系到底如何?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根据福柯的观点,启蒙则是一种不断追求超越和逾越界限的态度,包括变为不同的自我。在启蒙理念演变的背后,其实是伦理自我转向了审美自我。不同于西方的自我图式,儒家自我带有焦点-区域的特性,且自强不息,可依情境而变。20世纪初,面对国家危机,儒家精神继承者舍身毁家而救国,以特定的启蒙方式谋求民族独立。进入21世纪,面对意义体系重塑的契机,儒家自我应继续启蒙,将一颗活泼泼的仁心,安顿于现代理念和文明秩序之中,实现儒家精神的再次转化。     

“哲学的启蒙”与批判的理性——叶秀山先生对“启蒙”的一种读法

正近期在研究有关启蒙的话题,这个话题自然与康德有关:他发表于1784年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使"启蒙"成为近代思想史上最具冲击力的概念。[1]在那之后的两百余年,谈论启蒙的声音从未间歇。1984年,福柯在其与康德论文同名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中概括说,从康德、黑格尔开始,经尼采、韦伯、霍克海默直到哈贝马斯,几乎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回避启蒙问题。他接着指出:"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一直在试图回答两百年前非常贸然地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什么是启蒙?"[2]可见现代哲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思想

文章立足于分析康德对“客观的德性法则如何在主观上也成为实践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梳理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两个步骤的理论：判断力的练习与自由的意识;并分析了方法论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在方法上的统一。康德认为这一方法论思想对道德生活与道德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敬重是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它们也是人在内心防止心灵的腐败与堕落的惟一守卫者。     

康德自由概念的几个方面

康德把自由称为“纯粹的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之拱心石”。他说自由是一种概念、一种事实和一种设定。他把自由分为两种,但偶而,也可以说是更正确地,把自由分为三种。本文目的就是阐明这些自由的特点和差别,从而至少能指出康德对自由的重要作用所作解释之正当合理的根据。 I.先验的自由康德假定因果律乃是决定各种事件在时间中必相继续的原理以后,他在《辩证论》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证明自由的观念是可能的。这一研究,他在第一个《批判》第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

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情感主义者的"道德情感"概念,后者贯穿康德道德哲学的始终。不过在不同时期,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内涵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成熟时期,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主要指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感充当了道德的动机。不过围绕道德动机存在着诸多争议,针对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也存在理智主义与情感主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然而如果将人类的道德状态描述成一个由道德现实到道德理想的渐进而无限的历史进程,那么两种解释都可以被包容在其中。     

在语言的表象后面——蕴涵、衍涵和预设

人都是社会的人,生活在社会中就离不开交际。何谓交际?人们用多种方式和手段来相互交流他们的经验、感情状态以及理智状态,这就是交际。按哲学家沙夫的观点,交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感情的交际,一类是理智的交际。一个人把他的感情状态传达给别人,这就是感情的交际,动物与动物之间相互用一些动作传递其感情,这也是感情的交际。理智的交际则是传达某种知识或理智状态的活动,它是人所特有的。一般地,我们所讲的交际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所特有的理智的交际。理智的交际是离不开语言的,它能也只能由一种语词的语言、一种有声的语言(或这种语言的书写形式)来执行。可以说,理     

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论马克思对康德自由概念的感性证明

自由是贯穿整个西方文化的价值目标,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根据,它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康德和马克思的自由观就宛如德国近代自由思想的两个点:康德自由概念的核心是自由意志,并且它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但对它的证明始终是个问题;马克思对康德的"自由"进行了感性证明。     

鉴赏一定与Interesse(兴趣)无关?——论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兴趣”概念

本文尝试分析"兴趣"概念在《判断力批判》中的三层内涵,并在剥离"偏好"的基础上,指出"实践的兴趣"与"自由的兴趣"这两层内涵之间的相似基础与不同方向,进而通过分析阐明,强调"审美无利害"与强调对美的理智的兴趣并不矛盾,康德需要剥离的只是偏好与实践的兴趣,而另一种兴趣——即自由的兴趣则恰恰成为鉴赏判断之可能的基础。     

自由概念的证成与演绎——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的先验结构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中的主要任务通常被视为是对定言命令的有效性提供演绎,而这一演绎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在第一节中被提出的积极的自由概念。但是康德似乎并没有对这一自由概念本身提供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这也成为康德学界普遍认为第三章中的演绎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对自由概念的演绎结构进行一种基于先验方法论的重构,就可以证明康德能够为自由概念提供恰当的证成,并且这一自由概念在形而上学上的不完备性也不会影响定言命令的演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