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法治与德治互动之社会机制引论

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必须把“法治”和“德治”的互动与结合具体落实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规范的机制创建之中。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互动的社会机制包括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这三个层面的机制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的互动过程之中。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环境的\"法治\"与\"德治\"

本文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我们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法治(制)手段,纠正由\"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问题,但这种强制性的\"他律\"亦有其缺陷;第二部分论证了环境问题为什么同时又是一个道德问题,以及环境道德的评价和绩效;第三部分强调只有配合以道德\"自律\",德法兼备,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环境治理.     

德治与无为：法治视野下的儒道治理思想互补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目标,具有相近的社会治理价值追求,其特点是强调统治者减少行政干预,最终实现“垂拱而治”的治理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儒家期待以“德政-德教-德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实现“化成天下”的治理成效,最终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德教”,又具有有为的一面,难免与“无为”的理想相互矛盾。对于道家而言,“无为”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德性。“无为而治”所包含的治理智慧,不仅与现代法治的目标不相冲突,而且可以增加现代法治的价值维度。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管子》德治思想论析

《管子》书是齐法家的代表作品,与三晋法家鼓吹严刑酷法不同的是,它除了主张法治之外,对道德教化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认同。对《管子》中的德治思想的内容及相应的德治措施进行归纳总结,将有利于对《管子》作出全面的评价。     

提高对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坚持“法治”和“德治”并重的治国方略

通过探讨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的基本内容,论述了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德治”有什么不同;分析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阐释了我们今天强调“德治”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法治社会的德治理论——评《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时,有人担心这一方略是否会带来人治的后果,也有一些法学家则对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最好的治理方式是法治,因为法治实质是法律家之治,而且我们也可以培养充分而全面的法律人才,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简而言之,法治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相反,德治却不具有。所以“在法治正在全面推行的社会里,德治应该缓行”。面对这一质疑,伦理学工作必须做出解答,当然这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人性论根据——兼评唐镜的《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人性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唐镜先生在《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人性可塑\"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论基石,为我们进一步从人性论角度清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德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线索。     

以德治国与中国社会资本的重建

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和社会资本的下降,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方式能够使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力量相互协调并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消弭潜在的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克服社会资本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是实现社会“善治”的根本要求。社会资本建立和积累的基础在于具有富足的社会道德资源,“以德治国”为当代中国重新整合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资源提供了前提。它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道德资源富足与协调,从而使政府、社会与个体能够协调有效地实现各自的行动目标。     

德法之治:齐国政权盛衰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德法之治的角度,研究政权的兴衰,挖掘齐国统治800年的历史,其经验教训为,任人唯贤与民心向背是政权存否的关键。以人为本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德法不举是齐国政权败亡的主要原因。     

中国法治的三对矛盾

中国法治面对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比如 ,从目标和现实的关系看 ,法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但足以支持法治的历史资源缺乏、现实基础薄弱 ;从社会结构看 ,法治滥觞并发达于移民社会 ,但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本土社会 ;从法治的推进看 ,司法独立的必然趋势要求高素质的法官共同体 ,但这方面还远不适应 ,等等 ,这些方面都是有矛盾的。本文仅就这三对矛盾略作分析 ,就教于方家。必然选择和现实基础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2 0多年来 ,中国社会分化在主体、结构、功能、文化等维度上 ,社会流动在空间、社会地位等维度上 ,都不断地加速、加剧和…     

孔子礼治思想浅析

礼治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很崇拜周礼,主张“复礼”、“为国以礼”,希望恢复西周的礼治秩序。孔子提出的“复礼”的办法是“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仁”的思想,孔子礼治思想与孔子“仁”的思想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关系。     

规则伦理的宗教痕迹与美德伦理学

在美德伦理学讨论中,规则伦理学被批评为一种具有律法主义色彩的宗教残留物.在美德伦理看来,规则伦理学残缺地继承了基督教的伦理思维框架,不恰当地理解"规则"的性质却又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提供充分的依据.因此美德伦理学主张,必须改变规则伦理学的思路,不把"规则"视为某种普遍绝对的律法式条文,而应当看作人们用于处理复杂而不确定的实践问题的资源之一.     

齐文化法德统一述略

在对待法治与德治的问题上 ,先秦诸子看法极为不一。从总的倾向上说 ,孔子主张以德治国 ,以仁主治天下 ;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 ,行仁政而王。他们重视道德教化而忽视法治的作用。与儒家根本对立的秦晋法家则极力反对以德治国的主张 ,商鞅提出 :“任其力不任其德” ,“不贵义而贵法” (《商君书·错法》) ,韩非也反对以德治国而主张“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子·显学》) ,从而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齐文化有别于孔孟之儒与秦晋法家 ,主张法治与德治统一 ,法制与德教并举 ;二者兼施并用、相辅相成。这是独具特色而且最为全面的治国理论。今天用…     

追寻美德的统一——古希腊德性统一性问题

德性是古希腊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对德性统一性的追求也是古希腊道德实践与思想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荷马史诗、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表现了对德性统一性追求的不同路径。而德性统一性问题与古希腊对德性本身的理解有着必然联系,但从更深层意义上说,是由古希腊现实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以杀止杀,岂乐之哉!——试析葛洪的刑治思想

本文尝试通过梳理《抱朴子外篇.用刑》所展现的"刑治"思想,来对葛洪的思想体系概貌作一全面的把握。葛洪将刑罚视为"国之神器",对刑罚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作了充分论证。葛洪的刑治思想是秦汉黄老道家涵容法家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其自身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解和把握道教的社会政治思想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管仲的法治思想

管仲是齐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其从政方略、治国之道对今天的为政之道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管仲对法治在治国中的作用、立法的原则、执法的原则等方面对管仲的法治思想进行分析,以求对今天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