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教派神道研究

日本的教派神道研究张大柘教派神道，顾名思义是神道的教派组织，亦称宗派神道、宗教神道，是当今日本神道教的一个重要体系，通常指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发展起来的神道教的十三个教派。它们是黑住教、金光教、天理教、神道修成派、出云大社教、扶桑教、实行教、神习教...     

日本宗教法人制度与民法渊源

日本宗教法人问题可以追溯至明治政府起草民法时期。虽然明治政府最终决定设立特别法,但宗教法人与民法法人的论争始终贯穿于宗教法人制度的确立期和改革期。日本设立宗教法人制度是为建立近代行政国家,将宗教团体纳入国家神道体制,服务侵略战争。占领期改革后日本保留了宗教法人制度,是因为盟军总司令部未能辨明民法法人与宗教法人的异同、不了解日本建设行政国家的意图。2006年日本进行公益法人制度改革,公益法人与宗教法人的规定逐步接近。     

“国家神道”概念再考——以加藤玄智“国家神道”论为中心

"国家神道"作为近代日本兼具政治和宗教双重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驱使日本国民参与战争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近年来,部分保守派学者以《神道指令》为依据,企图歪曲"国家神道"概念,开脱战争责任,并以此对日本国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进行历史性修正。然而,《神道指令》中"国家神道"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加藤玄智,其"国家神道"论,原本便包含着鼓吹"忠君爱目"精神的内容,爱国之精神,并从实质上赋予"国家神道"以日本"国教"的地位。     

属神的日本侵略战争

六十年前结束的日本侵华战争,在日本军人口里还有一个名称:“大东亚圣战”。所谓“圣战”,就是属神的战争,宗教战争。这就是说,日本军人认为他们是在为神而战。这位神是谁?就是日本的天皇。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也开始整顿传统的、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神社神道,建立以宫廷祭祀为基础的国家神道。其主要措施,就是宣布天下所有的神社,都归国家的神祗官管辖,并且“祭政一致”,即对神的祭祀和国家政治一体。     

西方早期日本学中的神道研究

神道作为日本人精神层面特殊性和神秘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常常受到西方日本学(Japanology)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从普遍意义上的描述到20世纪之后的现代学术,西方早期日本学中的神道研究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2] 在日欧初识的时代,能够前往日本的西方人还不多,对日本的神道加以关注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自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进入日本传教开始,基督教在日本发展迅速,不少传教士陆续来到日本.传教士们要想使日本人接受这种新的外来宗教,就必须对包括神道在内的日本的本土宗教有相当的了解,这也就成为了西方入神道研究的滥觞.1557年托尔勒斯(Cosme de Torres)撰写的《谬说摘要》中记述了日本神道的创世、神代等神话传说,维莱拉(G.Vilela)在致果阿耶稣会的书信报告中也曾提到神道的创世神话和神道的教派(如"两部神道")、神社等.①但总的说来,传教士们对于神道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及佛教和儒教.即便是以"文化适应"主义传教策略著称的耶稣会远东巡察使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其关于日本的书信和著述中,也几乎找不到关于神道的评说.耶稣会传教士弗洛伊斯(Luis Frois)的巨著《日本史》可算是西方日本学研究的滥觞之作,对日本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涉及,但对神道的记述也非常简略.     

熊泽蕃山的“神道”与“易道”

“神道”是日本学者熊泽蕃山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本文从《集义和书》中的“太虚”与“神道”、《神道大义》《三轮物语》中的“日本神道”、《系辞传》注中圣王的“神通妙用”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借助阐发《周易》,熊泽蕃山指出日本神道与中国儒道既同源又有别。尽管其神道思想带有日本神道的宗教色彩,但因对宋明理学多有吸纳,其“神道”既指抽象深奥的道理,又包含了个人、政治层面的道德要求,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儒家理性主义倾向。     

试析日本当代社会中的阴阳师崇拜和神道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日本现代社会民间文化中的阴阳师崇拜现象,试图阐释日本现代社会的"阴阳师文化热"是日本本土宗教——神道在现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的亚文化现象。因而,对阴阳师引发的文化热潮不能仅仅从历史的源头去把握阴阳道文化和阴阳师之间的相关性,而应该从整体性视角去厘清其与日本本土宗教间的内外关系和发展脉络。     

神道与人道——宗教中国化的人文主体北大核心SSCI

夏商周三代国家时期,神道与人道关系从民族文化层面上升为国家体制层面,夏、周两朝重人道而轻神道,商朝则重神道而轻人道,但最终神道向人道转化。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大变革,神道衰微,人道昌盛,中华民族文化从宗教体系转换为人文体系,形成哲学世界观以及社会文化体系,无神论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从此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具有理性思维的世俗文明体系。     

宗教对话的“超越”与“回归”——星川启慈宗教对话理论述要

正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日本宗教学研究起步较早,宗教对话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众多日本学者将欧美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对话理论介绍到日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他们充分思考了佛教、日本神道等东方宗教特点,积极推进以佛教与天主教对话为代表的宗教对话实践,积累了大量对话理论研究的真知灼见与实践经验。星川启慈是日本宗教对话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作为一位无宗教信仰的宗教学者,他借鉴了日     

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

近代日本以“神道非宗教论”为依据，使“信教自由”与“国教”(国家神道)相并存。不过，“神道非宗教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梳理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最初由真宗团体从“信教自由”立场出发而提起的“神道非宗教论”,在被政府以“神社非宗教论”的形式采纳后，逐渐从一种“防卫”措施发展成为“信教自由”前提下，国家神道“国教”化的理论依据，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盟军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中，“神道非宗教论”失去依附，最终不得不“销声敛迹”。这也意味着近代日本依据“神社非宗教论”所构筑的“世俗主义国家”彻底终结。     

试论日本上古时代的宗教形式

日本极有权威的百科辞典《万有百科大事典》(平凡社)在从定义、结构、起源、发展、同现代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详尽地对“宗教”进行了阐述之后,又专门设了“日本宗教”一栏,析释了日本宗教独特的方面。在该栏里,《事典》这样写道: “日本的宗教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日本民族一方面广泛引进接受佛教、儒教、基督教等外来的世界性宗教,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也一直延续下来。宗教信仰的共同体和家族.村落等日本民族的原有组织形式的吻合是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之一。佛教虽然曾经以一种‘世间虚假,唯佛是真”(圣德太子语)的否定的论理震撼过日本人的心     

复古神道与国学

日本的复古神道与国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近世国学的关系尤为重要,但就什么是国学,何谓复古神道,其外延所指为何,复古神道与国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日本学术界,很难找到一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概念和观点.在此,笔者主要对二者关系做一梳理.     

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宗教动员

一、日本神道教的宗教动员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以神道教为国教,发动佛教及其他宗教实施宗教动员。1.神道教的宗教动员思想神道教主张“神国日本”在世界上的绝对优越性,具有领导全世界的责任和神圣使命感。天皇是创造日本国的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具有神权,是日本唯一正统的统治者,国民必须对天皇绝对崇敬和绝对服从。而且臣民必须“忠于天皇”、“敬神崇祖”、“灭私奉公”,甚至要求“一旦如有缓急,当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即要求一旦遇有战争等非常事态,要为天皇制国家卖命。而以天皇名义发动的战争则是“圣战”,…     

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第30届比叡山宗教首脑会议

<正>本刊讯8月2日至5日,以张军副秘书长为首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3人赴日本出席第30届比叡山宗教首脑会议,受到会议主办方——日本宗教代表者会议事务总长、天台宗宗务总长杜多道雄的热情接待。"比睿山宗教首脑会议"由日本宗教联盟(即教派神道联合会、全日本佛教会、日本基督教联合会、神社本厅、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日本委员会等主办,     

《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

本书是由中日两国五位哲学工作者合作编著,用中日二种文字同时出版的一部研究日本近代哲学的著作。书中所选的十位日本哲学家都是日本近代哲学史的重要代表。他们的哲学思想,可以说反映了日本近代哲学的基本面貌。西周、津田真道、福泽渝吉三位是明治初期日本启蒙哲学的代表,他们主要是介绍和引进西方近代哲学,总结了以儒教、佛教和神道教为核心的日本传统哲学,形成了与其时代相适合的日本近代启蒙哲学。进入明治时代则形成了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唯物论哲学,中江兆民是唯物论哲学的开拓者和真正代表,有“东洋卢梭”之誉。     

日本神道教的历史与现状

神道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民族宗教,它是在日本民族固有的神灵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它从一种基于万物有灵论的原始信仰、并原始神道,在与外来宗教文化的拒纳互动中,实现了自身的理论化、制度化,并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度成为政教合一的、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的国教。     

解构日本宗教法人法

日本一向注重通过颁布法律调整宗教团体关系。明治元年（１８６８）颁布“神佛分离令”，禁止社僧担任别 当之职；明 治二十二年（１８８９）正式公布 宪法，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１９３９年颁布《宗教团体法》，用来强化对宗教团体的保护与监督；二战后盟军苦司令部于１９４５ 年发布的《宗教法 人令》取代《宗教团体法》。为 了弥补《宗教法人令》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规范宗教社会关系，日本在昭和二十六年（１９５１）四月颁布《宗教法人法》，后来几次修正，最近的一次修正是在平成九年（１９９７）进行的。该法体现了 宪法确立的…     

日本宪法学说史辨

日本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成为亚洲第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明治立宪和行宪过程中,日本宪法学产生并出现两种对立价值的分化——神权学派与立宪学派。神权学派的实质是神权国体和皇国史观的政治神学,立宪学派有政治宪政主义与法律宪政主义两种方法。日本二战战败后,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主导下制定了1947年日本国宪法。在从明治宪法向日本国宪法的剧烈转换中,神权学派被最终淘汰,战后日本宪法学在一系列辩论中建构起政治宪政主义与法律宪政主义两种范式,并且二者的差距在当今不断缩小。     

国外宗教研究消息一则

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报》52册(1980年3月)、53册(1981年3月)载:该所举办“隋唐时代的道教和佛教”研究班。主持人福永光司本研究班开始时设想了如下两个方面的研究重点;(一)道教是在中国土著咒术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吸收有国家宗教的儒教的伦理观念,又受从西域印度传来的佛教等影响,融合而成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的道教同佛教(中国佛教)糅合后传来日本,又以日本的土著咒术宗教信仰、思想、礼仪为基础,改变为具有日本素质的宗教,就正是日本的神道(神道学)。(隋唐时代是以“印度——中     

近代日本神道思想研究的几种基本形态北大核心SSCI

明治维新以来,洋学兴盛,日本思想界对神道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研究者积极导入多种西方学科的视角与方法,使近代日本的神道研究也呈现出多种形态。然而在近代日本国家神道的体制之下,对神道进行自由的学问研究绝非易事。久米邦武带有批判性的研究一经发表便遭到反动思潮的弹压,但与此相对,与政府方针一致的井上哲次郎一门的国家主义神道研究却率先得到推进。在主流研究之外,也出现了别具风格的神道研究,以津田左右吉、村冈典嗣为个中翘楚,津田在批判性上更加彻底,而村冈则展现了同情的姿态。尽管近代日本的神道研究呈现出一种多角度、多学科的特征,但在其多彩表象之下,依然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