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与制度:共和主义两条进路的分立与复合

<正>共和、共和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古老的话题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它的内涵缺乏明晰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不同定义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去甚远的结论,因而也产生了许多争议,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两种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之间的持续论战。本文以词源考察为基础,以公共性为中轴,通过分析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这两条进路之间分立与复合的理论演变过程,在公民与制度的二元维度中把握共和主义的价值主张和思想实质。     

共和主义、爱国主义与现代性——试论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救赎之道。共和主义对爱国主义有特定的理解,它所包含的爱国主义与公民参与密切相连。共和主义与现代性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视共和主义为古代传统,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在现代世界基本秩序奠定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共和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在具有深厚传统主义情结及全能主义历史的国家发生转型的时期,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具重要性。它是抵御现代世界极权化的积极力量,更是过渡时代、转型国家的人们清理全能主义社会政治残余、推动制度创新、构建现代政治秩序的主要思想资源。     

共和主义、爱国主义与现代性——试论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救赎之道。共和主义对爱国主义有特定的理解,它所包含的爱国主义与公民参与密切相连。共和主义与现代性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视共和主义为古代传统,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在现代世界基本秩序奠定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共和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在具有深厚传统主义情结及全能主义历史的国家发生转型的时期,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具重要性。它是抵御现代世界极权化的积极力量,更是过渡时代、转型国家的人们清理全能主义社会政治残余、推动制度创新、构建现代政治秩序的主要思想资源。     

休谟的商业共和主义思想探析

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的必要前提是积极的公民美德,而商业是腐化公民美德的重要力量,从而使公民自由变得不可能.因此,摆在近代政治思想家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商业社会背景下,共和政治是如何可能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休谟的政治思想可以被看成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他对商业社会的道德辩护以及对“派系”与“联邦大共和国”思想等理念的阐发,使他成为共和主义思想传统中不可忽视的思想家.     

论第三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西方政治哲学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二分法(Berlin)的理论框架之中展开的。社群主义的崛起不但没有走出反而强化了这种二元对峙的概念樊篱。晚近以来公民共和主义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第三种自由概念(Pettit;Skinner,pp.237-268),试图运用全新的理论架构全面整合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政治遗产。准确地把握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内涵,不但影响到政治哲学史的谱系构成,关系到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的恰当理解,而且有助于在既多元分化又全球一体的复杂社会中对自由理想的坚持与捍卫。     

爱国主义的双重维度——基于公民共和主义的证成与辩护

在当代西方语境中,爱国主义遭到了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双重指控与消解,从而引发了政治理论界的激烈争论。本文从公民共和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构成,确认了爱国主义情感的天然自发性,同时强调了其作为政治责任和义务的维度。文章结合公民共和主义关于"公共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理论,认为爱国主义当前所遭到的质疑源于多种误解。爱国主义在当代需要面对和解决如何判定"公共善"、如何与民族主义区分以及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阶段塑造国家意识并获得认同等问题。     

共同体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桑德尔政治哲学立场评定与剖析

本文通过对桑德尔政治哲学思想的梳理和分析得出,桑德尔的政治哲学立场并非像国内学者普遍所界定的"共同体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在做此界定之后,本文着力于分析共同体主义的理论缺陷以及桑德尔排斥"共同体主义"标签而发展共和主义的理由所在;最后本文指出,桑德尔所坚持的现代共和主义本身亦有着诸多尴尬之处.     

卢梭论公民美德的情感基础与动力机制

公民美德问题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卢梭那里,健康形态的自尊之爱是公民美德的情感基础或人性论基础;而培养公民美德的具体动力机制与思路则是"作为荣誉的利益"或者说以荣誉对抗财富;卢梭关于公民美德的阐述,不同于其同时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而其内在困境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命运。     

“诗”与共和主义——对施莱格尔形而上学思想的一种诠释

"诗"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核心概念,"共和主义"传达的是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政治理想,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于弗·施莱格尔以"诗"的方式表明其政治立场。从"诗"与共和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的维度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把"共和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秩序,是"诗"的形而上学。而浪漫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实质,是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诗"的方式追求人的完整性。因此,在"诗"与"共和主义"概念之间,并非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二者的前后连贯性本身就表明了弗·施莱格尔关于进步与反思的观念。     

论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德性之维

自由主义强调私人的自主权利,主张通过公民选举精英的民主模式来治理国家。在对个人自由的看护上,它寄希望于精英们的德性。相反,共和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整合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这种组织以全体公民的道德和伦理自觉为基础。哈贝马斯指出,自由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太弱,而共和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则太强,不具有事实上的生命力。据此,他提出了商谈民主概念。商谈民主是一种中立性的民主,它既对自由主义的私人自主权利保持开放,同时也积极吸纳共和主义的公民道德和伦理主张。这种中立的德性姿态,使商谈民主有效地调和了存在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中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     

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

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宪法理论在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视野中遭遇诸多误解,这与其自身的内部张力及学术建构不足有关.面向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政主义进路应坚持八二宪法的成文宪法前提,摈除非常政治的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侧重从成文宪法内部的转型政治和常规政治的脉络中寻求有关的理论与制度方案.政治宪政主义以“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为规范基础,并发展出具体的八项制度原则.只有这些原则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自由可以度量吗?——以伊恩·卡特在《自由的度量》一书中的讨论为例

一自由一直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都将自由作为其政治理论的核心理念。学者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对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中人们所拥有的自由进行比较。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就曾断言,"瑞士国王的自由肯定比阿尔巴尼亚公民的平均自由多得多"[1]。而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则认为,在英国人们能获得"比世界     

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重新对民主进行了反思。他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理论,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民主理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提出了一种程序民主的思想。该思想的宗旨是,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调和,制定出一种既能顾及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原则,叉能够使公民在伦理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民主实践的方法。     

Citizenship的内涵检视及其在汉语界的表述语境

Citizemhip在1990年代之后复兴为西方学术界的关键概念,在新世纪之后逐渐进入汉语语境,但中国学者对该概念的译介存在严重混乱.Citizensllip是指一套涉及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规范,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大致分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范畴,而当代英语世界中的内涵界定主要有现代国家、观念史和多元主义这三种范畴.本文主张从个体-公民-共同体的关系框架来理解,并主要以"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两个汉语词汇来对应,但在具体语境中要考虑二者在汉语言中的差异.     

评哈贝马斯对全球化政治的思考

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 ,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兴趣和政治倾向。然而 ,哈贝马斯最近十几年的政治哲学不再是要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而是要论证它的正当性。简单说来 ,就是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共和主义 (法治国家 )和人权与民主的基本原则上 ,因而具有超历史、超民族、超地域的普遍性 ,这种先验的普遍性是它合法性的根本保证。哈贝马斯的全部理论 ,正是建立在普遍主义的原则上。要证明他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 ,必须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这就使得民族国家消亡的思想成为他近年政治哲学思考的一个重点…     

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政治观

创建自由共和国是马基雅维里的终极理想.他的共和国所要遵循的政治原则是通过一系列共和主义核心语汇体现出来的,概而言之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实行法的统治,在社会层面上弘扬公民美德.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决定并维护着自由国家的性质.     

土耳其正义发展党的伊斯兰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兴起体现了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民众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满,而民粹主义政党正好利用了这种不满把民粹主义当成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策略进行政治动员。在绝大多数民众都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其最具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在进行政治动员时经常把民粹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土耳其的民粹主义可以被称为"伊斯兰民粹主义",这种"伊斯兰民粹主义"在正义发展党处理宗教教育事务、建立威权政治和处理外交事务时都有充分的体现。伊斯兰民粹主义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加深了土耳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土耳其与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查

本文旨在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大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初步的考查。本文首先概括了古典共和主义的基本理念,然后探讨了自由主义对它的继承与超越,最后试图从中获得两点启示。     

“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新解

在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本。由于学界对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的了解不多,从而对两人围绕犹太人问题而发生的这场政治哲学争论茫然无知。本文在揭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共和主义和马克思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之前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对《论犹太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该文实际上是马克思对当时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领袖的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共和主义的一个深刻批判,其目的是彰显共和主义政治之不足,以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引向新兴的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