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以南宋政治面貌为背景,朱熹提出了以兰代文化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希冀建立一个既有上下之秩序,又有整体之和谐的国家。他以天理为最高准绳,要求君主和臣下顺应天理,各尽其职,上下互动。力求达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和谐有序。朱熹把这种政治理念,扩大到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加以说明,确立了一个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体系,在此之下朱熹从易学阴阳对待、交易往来的角度对事物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     

从“天理”到“公理”:东林学派“合并为公”思想解析

为救治宋儒理学的拘泥支离,阳明心学提倡致良知,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为王学末流提供了随意体认天理的依据。针对心学流弊,东林学派用共性定义人性,用公序安置个体,用戒惧收束人心,将个体之心的发扬建立在群体共生的基础之上,用高攀龙的话来概括就是"合并为公"。"合并为公"理论为如何处理一与殊、群与己、天道权威与个性挺立的关系给出建议,与理欲之辨、君臣分职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东林学派的"公理观",成为与朱熹"理一分殊"、王守仁"万物一体"、刘宗周"一统于万"、戴震"理即分理"等论题共同构成由"天理"到"公理"的思想史发展脉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道义政治的公利重塑 ——陈亮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新论

陈亮的政治思想并不是对儒家传统道德哲学的背叛,而是通过思维起点反思和思维方式跃迁,使天理的必然性在思维的逻辑中得以继续,让政治生活的道德法则在功利的追求中得以保留。陈亮批判朱熹理学"不免于二"的命定分裂,揭露出"理一"和"气异"的逻辑矛盾,展示出形上天理作为至善尺度的消极边界;用"体一"代替"理一",使有限绝对的天理获得了整体性超越,实现了道学逻辑起点的更替;以"定"为中介将分殊组织为"体一",达成了思维方式从两极向中介的转变。陈亮重新发现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我规定,使道德和功利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和解,在公利中使道义政治得以重塑。     

朱熹的“理一分殊”与和谐构建理念

基于理本论的思路和理念,为了强调理的独一无二、不可分割,朱熹对“理一分殊”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哲学阐述和理论说明。其实,在朱熹的哲学中,“理一分殊”的理念和思路并不局限于本体领域,而是始于本体领域,贯彻到人性、认识和伦理等诸多方面。正是在各个领域之间层层推进、重重叠叠的相互印证中,朱熹的哲学散发出浓郁的道德哲学旨趣和意蕴。同时,朱熹之所以对“理一分殊”津津乐道,不仅出于夯实理本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理一分殊”传递并浓缩着朱熹的和谐理念和等级秩序的构建。伴随着“理一分殊”从本体领域向其他领域的渗透,朱熹…     

论张载哲学的理趣与架构

由于概念的流动性和理解的差异性,学界对张载哲学的诠释与评价至今充满争议。这些争议既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问题,也有诠释方法的问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与诠释,一如庖丁解牛,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张载哲学,其结构之"理一"不外"意-象-言",其结构之"分殊"则为"太虚-太和-万物"。"一物两体"是其理论构架,"横渠四为"是其精神旨趣,二者共同勾画出了其独特的精神面貌。以《易》为宗、仁体礼用、内圣外王,彰显了其生生之德的大人境界。张载以其哲学结构之恢宏、理论内涵之丰富深刻,而为宋明理学之奠基性人物。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

"内外之学"与"物我关系"是朱熹"仁道"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而言,"内外之学"可看作是区别"天理"与"人欲"的一条重要分界。在此,朱熹认为:庄子的"内外之学"跟"物我关系"是统一的,它本身包含着"物我一理"、"内外参合"及"内外交相养"等内容,尤其是"内外交相养"突出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特色,因而它便成为我们阐释朱熹"物我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朱熹"内外之学"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以"物欲"为特征的"外学"上,而在以"义理"为特征的"内学"上。在朱熹看来,成就"内学"的关键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关键又是与"为己则学以博"密切相关的"切己工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内外之学"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学"。     

程朱天理观之辨

天理是二程和朱熹哲学的核心概念,但二者对其理解不一样。在二程那里,天指苍天,天性、天命都是苍天之命令。天理即苍天之理,进而延伸为宇宙之理,天理观便是宇宙观。在朱熹这里,天被当作形容词用,表示像苍天一样的自然性、自足性和绝对性等,天理指具有类似于苍天性质的理,即,理是自足而绝对之理,而不再专指苍天之理。理学家的天理观由此由宇宙观转化为存在论。     

朱熹道德理论的构成体系

道德理论是朱熹道学的核心内容,它从认知、思想、规范三个维度建构起相对自洽的体系。朱熹道德理论的存在论依据,是以理为纲、以太极和气为目、以"理一分殊"为涵摄方式的宇宙本体论;其生存论基础,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心统性情"的有机统一;二者的统一,就是道心人心的合生。朱熹道德理论的精髓,是天理统摄人欲,或曰道心引导人心。由此形成以"仁、爱、恕"为核心的道德系统:由仁而爱至恕,蕴含一体用认知模式,生成以信为聚合力的实践规范和方式,前者以义、礼、智为指南,后者以诚、忠、敬为导向。     

朱熹历史观中的“理势”问题

"理势"是朱熹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他强调对待历史问题要兼理、势,结合价值与事实进行判断。理势含有内在的秩序与趋势,这与"不得已之势"只强调客观层面有所不同。朱熹在使用理势分析问题时,主张把握价值、事实两方面的当然性与必然性,即要看到"理势之当然、必然",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理导势",用价值引导现实的发展方向。总之,朱熹是在理学的框架内讨论"势",这是其理势观与以往势论不同的显要处。     

朱熹哲学中的欲望与秩序

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论罗钦顺心性论中的人性内容问题——以罗钦顺对“理一分殊”的新诠为中心

罗钦顺对人物之性的理解可以呈现为如下三方面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一个综合:其一,在受气至成形的这一时段气一理一,单就人性而言纯善无恶。其二,成形分殊之后,不同人、物的气质、形象各异,太极显现为不同物的不同分殊之理。不同的人、物虽然道不同,性理有差别,但是当体又都辩证地全具太极,当然,单就人而言此时还有善恶之分。其三,总体而言,这都是自然之理,也即这些有差别的分理又当体就和更广一层的天地之性同一。罗钦顺既用"理一"讲"受气之初",也用它讲"太极",还用它讲"善";既用"分殊"讲"成形之后",也用它讲"分理",还用它讲"恶"。在罗钦顺看来,善恶来自分殊而不是仅仅来自气。而且善恶只是人的事,与物无关,理禀多寡没有意义。朱子学中的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两个形式上矛盾的命题亦均被罗钦顺放弃,但其内涵都被融入理一分殊命题之中。     

论朱子哲学中的“太极”与“理一分殊”

朱子的"太极"概念静态地说,有造化大源、理之极至、极好至善的含义;动态地说,"太极"概念又呈现为:开始只是一生理本体,即"月印万川",中间"太极"又演化为"类极",即"一实万分",最后,太极又成为"总天地万物之理"的表德或总名。"理一分殊"命题既表现为本体(理体)与现象(气化)之间的"月印万川";又表现为"类极"的"一实万分",即太极本体到宇宙万物之间各种"类极",也就是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一类事物之"类理"和其所包括的所有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太极全体和宇宙万物的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同气异"。"月印万川"、"一实万分"、"理同气异"等"理一分殊"命题,其中所蕴含的"理一",既是本体、类理,即"形上之理",还是"生理"。因此,"理一分殊"既是作为"形上之理"意义上的"理一分殊",同时也是在具体事物中所呈现的生生而条理的过程。     

二程及其弟子对邵雍先天易学之两极态度辨析

二程兄弟认为,邵雍的先天易学象数模式"无所用于世",与他们自己体贴"天理"以求明体达用的儒学旨趣迥异。他们对邵雍先天易学一边口上赞誉有加,一边却极不认可,甚至视之为术数。与二程兄弟不甚认可邵雍先天易学相比,其门人弟子中却不乏对先天易学非常认可者,如杨时、尹焞以及后期影响力较大的四传弟子朱熹等人。此中,朱熹立足其理一分殊的理气观,调和易学象数与义理,与二程视角不尽相同,但从侧面透出不尽认同二程对先天易学的理解。基于此,本文将考察二程兄弟及其门人对先天易学的两极态度及相关评论,以理解和把握邵雍以后先天易学的流传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     

为何朱子慎言德性之知?

杨儒宾提出朱子慎言德性之知的问题,本文以理学发展的脉络为线索,认为朱子这一态度是其扬弃张载和二程相关论"知"思想的结果。张载首创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之分,这是其以本末二分模式论本体、心性之必然结果。程颐虽也强调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分,却强调"正心诚意"工夫必须在"格物致知"上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朱子慎言德性之知,与其以"理一分殊"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关。朱子强调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在本源上相通、在分殊上相异,因此"格致"工夫就不可预设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而应在"分殊"上见"理一"。与此相对,阳明强调"此知之外更无知",良知必以见闻为发用。阳明此论,旨在批评朱子的"析心与理为二",也没有预设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对立。     

牟子近朱远王论——从一个心性学的视角

心性之学从告、孟、荀开始即有"二性"或"二心"问题。《大乘起信论》以真如心和生灭心明确分开又统于一心的方式来解决二性之间的矛盾。程朱借鉴了"一心二门"和华严宗事理分界的思路,通过天理气质、人心道心之分,心统性情、心包理之和,来实现"即理"和"造作"、"存有"和"活动"的统一。但按阳明良知学,人心道心,或道德心和认知心却只是一心,没有二门二性之说。牟宗三高扬良知概念,又判朱熹一系"别子为宗",但是从一心开二门、良知坎陷,以及在"一性"问题上对阳明的批判来看,牟氏在基础思维方式上远于阳明,与朱熹更为接近。     

爱物何以可能——朱熹的生态伦理观探析

人对物究竟应给予物什么样的道德关爱?这是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学具有普爱意识,自先贤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的主张以来,物一直是道德关爱的对象,但同时在"爱有差等"观念的支配下,对物的爱又不同于人,其间显现出普爱与差爱的矛盾冲突。朱熹在本体论上以"生生之仁"确立了人、物的平等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世界里,万物所自有的客观等级秩序以及人所面临的不同道德情景,人又会以"差等之爱"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朱熹用"理一分殊"来化解"普爱"与"差爱"的冲突,以"推己于物"和"用之有时,取之有节"的方式展现人对万物的仁爱之情。     

“理”在工夫过程中的柔性化诠释

朱熹工夫论具有述行式的特征,工夫就是反复述行"天理"的过程。在"理"之"所当然"的方面,工夫过程可以阐述为"心具众理",以明了心对性、情的主宰;而在"所以然"的方面,由"博"至"约"即工夫由乾转坤,在忠信传习的述行中给出对"天理"的"要约"。"理"的"所以然",是其"所当然"的"要求"给出的。这种要求体现在,义与智的用刚而体柔、仁与礼的用柔而体刚的空阙之间,由诗性的柔和模拟而要约出"理""德"的新意义。述行式的工夫过程,尤其在智、仁之际的空阙处,可以对"天理"的内涵给以革新性的要约。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理一分殊”的现代重建——论刘述先儒学探索的核心线索

刘述先试图在一个新的系统中将"理一"与"分殊"重新糅合成一个整体,这个新系统的重要特色是适度消解"理一"的实体性、绝对性,使得"分殊"与"理一"获得同等的本体论地位,这样,"分殊"的文化创造才得以解放出来,分殊领域中的"价值依归"和"价值中立"才得以并存。其"理一"实际上蕴含着两种重要指向:一是"终极关怀",指向安心立命,在儒家即仁心的托付;一是"规约原则",指向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