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性意义——兼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伦理关怀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异化批判贯穿于自然、政治、经济领域。其异化劳动理论体现了马克思深切的伦理关怀,凸显了异化分析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意义。当前,重温马克思有关异化的历史性研究和现实性批判,将使我们突破伦理层面的单一性思考,摆脱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局限,认识现代性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     

共同性的重建与共产主义观念

在现代性视域内,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建构意在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共同性缺失和私人社会的兴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本义是"共同性",它是实现人之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个性存在与类存在相统一的共同生活。在思想渊源上,"共同性"奠基于启蒙所建构的内在性。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双重维度上深化了启蒙。第一个维度是批判性的,即坚持内在论立场,彻底终结现代性的内在与外在、政治与自然的辩证法,把启蒙的核心价值推进到解放的层面;第二个维度是建构性的,即从内在性生成主体性,以主体性(无产阶级)作为共产主义的存在论前提,把资本主义现代性扬弃为全球自由联合体。     

英美学者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伦理阐释

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当代英美学者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建构过程中,展开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具有伦理内涵的讨论。其中,异化及其伦理维度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对此,英美学者基于宗教伦理、辩证法、历史观、科学性等不同视角,对作为一种"恶"的伦理现象的异化进行探析,以期对资本主义做出更有力的伦理批判。他们积极的理论探索不失为有益的理论尝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伦理维度的可行性路径,但在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释中也有过度诠释和"失真"之嫌。     

“现代性”批判的先声——重读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异化现象是资本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深刻表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广泛而深入的批判,揭示了异化现象的秘密,同时也为我们认识现代性的限制及其缺憾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学界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已有很多成果,但从总体倾向上来看,大量论文的锋芒直接指向了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种种局限,而往往不大去关注这种思维方式形成的社会及历史根源,以至于我们通常在了解所谓现代性的弊端之后,对于现代社会的本质还难以形成清醒的认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核心,这一批判既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同时也为现代性批判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在现代性逐渐深入的今天,重温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批判,就有着某种十分重要的现实性。     

另类现代性规划及其限度

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发展也是现代性困境逐渐暴露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另类现代性规划以身体与理性的二元关系为切入点,将现代性定义为基于财产所有权之上的主体性生产装置。因此,追求主体性的自我生产权实现的可能性就成为反思现代性的新范式。另类现代性规划就其本质而言,是以身体与新劳动范式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当代重构。它以共同性财富为基础,以主体性政治为内容,以"出离"为手段,试图在新技术条件下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新人性来获得主体性的自我生产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另类现代性规划的身体立场凸显了其对新技术条件下个体生命形态的关怀,但由于无法超越现代文明提供的价值理念,从而构成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完善而非彻底决裂。     

从世俗化论战到多元宗教现代性——世俗化议题的当代进展

近20-30年来,西方宗教社会学界被一场声势浩大的"世俗化论战"所占据。这场论战表明,世俗化理论本身包含有多个维度和若干核心范畴,其作为有效的分析性遗产,依然为思考和理解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提供着最基本的洞见。以此为契机,欧美宗教社会学界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研究议程,他们致力于超越这场论战,不再试图"预言"宗教的生或死,而是关注在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下,宗教与现代性的种种互动模式,此即"多元宗教现代性"。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性重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规范是否可能及何以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西方伦理学传统中,古典德性伦理学整全性的"目的规范"被现代道德哲学肢解为义务论的"前提规范"和功利论的"后果规范",道德规范陷入了形式与内容割裂的现代性困境之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对现代性道德规范困境思辨超越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话语揭示了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伦理维度上重塑了道德规范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理解和深入阐释道德规范性问题,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谁之乡村?何种发展?——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探究

农民是乡村的主体。乡村是身处其中的农民之乡村,乡村发展始终应当是体现居于其中的农民主体性的发展。探讨乡村发展问题,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并在价值目标、伦理根基和道德评价三个层面给予体现。农民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民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则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只有构建以农民为本的乡村发展伦理,才能保证作为乡村主体的全体农民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真正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和乡村社会的不断进步。     

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性道德观的建构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及西方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伦理觉悟""道德革命"的主张,传统道德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打破的桎梏,性道德变革作为道德革命的一部分,成为知识分子探讨的重要内容。近代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性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建构现代性道德。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倡导性自然观,肯定性的正当合理;批判传统性道德的禁欲和愚昧,主张性解放,宣传性科学;反对包办婚姻,提倡恋爱和婚姻自由;抨击封建贞操观,强调女性作为人的性权利。近代基于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建构的性道德为现代性道德奠定了基础,为当代性道德教育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现状调查 ——基于七省七村的调查数据

现代乡村家庭伦理建设不仅关系家庭和谐和个体幸福,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调查显示:乡村家庭伦理状况总体良好;乡村婚恋伦理多元并存;乡村亲子伦理失衡;乡村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乏力;乡村性伦理开放宽容和乡村生育伦理新旧交织。影响当代乡村家庭伦理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家庭财富重心和话语权转移;社会道德调控力量弱化;部分村民自身道德素质低下等。加强乡村婚姻家庭伦理制度化建设,推行"德治"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强教育培训以提升村民道德自律能力是改善乡村家庭伦理的基本建议。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人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目标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最高命题,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价值基点与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目标。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突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导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因而也就是科学发展的现代性,必然是和谐发展的现代性。     

"美好生活"本位的现代教育伦理信念及合理性辨析

教育伦理的理念之思,并非一种脱离具体主体性人格和现实情景的抽象玄思,而是有着具体的所指,是基于对教育实践活动之自我纯粹性境界的道德理性诉求与伦理价值期许。面对来自技术、市场和资本等的冲击,现代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始终面临着不仅仅基本伦理观念层面的道德困惑与冲突,而且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内部,同样面临着基本伦理价值观念生态(有机)观念的恢复与重建的伦理使命。着眼教育的本质,现代社会的教育伦理观念的建构以及实践展开,必须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结合变动了、变革着的当代世界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教育现实,着眼并始终贯彻"教育是通向人类美好生活的通途"之一崇高的教育价值理想,着眼健康生命与健全人格养成,以创制、引领新的文明形态的气度,创建具有典范性、超越性的优良的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现代教育伦理文化的高度,切实推定以灵动的整全性生命、丰盈性的精神世界以及健康高尚人格的养成为基本伦理价值追求的"美好生活"本位的现代教育伦理建构以及相应的高远目标的实现。     

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方法论贡献

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历史镜像中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的关系表现为"相互排斥""相互补充"和"相互包含"三种样态。其中,"相互排斥"说与"相互补充"说都没能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构和发展留下余地,而"相互包含"说实质上又是伦理学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今之世,不论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回应自由主义的挑战,还是为社会主义提供伦理支持,都有必要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包含伦理学,始终把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作为最根本方法论遵循的基础上,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抑或伦理化,同时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才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合理路径。聚焦、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应重新思考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价值,从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社会治理中基于道德、伦理价值的守护和引领之效。     

资本的精神向度追问——从《21世纪资本论》谈起

西方现代性发育的现实制度形态是资本主义制度,主体性资本的形成最终形塑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体性的揭示。资本对当下人类生存世界的座架没有改变,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被资本所操控。当代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主体性与资本主体性的双向趋同。《21世纪资本论》对不平等的分析仍然停留在物质化的资本层面。21世纪的当下,整个社会仍然受资本主义精神的驱动,并被锁定在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系统中。资本带来了人性积极解放的同时造成与"他者"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深层次地体现了资本的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统一。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的伦理维度

自马克思以来,意识形态总是以或暴力或日常的双重面孔出现,但伊格尔顿认为,这些并不足以概括它。伊格尔顿将这个问题放置到伦理的层面展开,指出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不仅有人对世界的想象关系,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秩序的建构。这些想象关系不仅是为了满足阶级统治的需要自上而下地建立的,还为了满足人的伦理关系的需要。在后一层面,个体总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据此,伊格尔顿批判了意识形态是"欺骗""治理术"和"永恒的"等说法,指出它同样含有承诺性、复杂性和解放的维度,而后者更有助于开启一个解放性的未来。     

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的致思之路——管窥樊浩教授之《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

樊浩教授基于"现实的伦理"和"伦理的现实"之双重动机,以"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性建构"为"一以贯之"的主题,在历史地还原性建构中国古代伦理精神基础上,求证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必然性,由此开辟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现实的三维认知路向,并构建以心理学探本、形而上学辩证和决疑论解决为基本构成的"价值生态"方法,然后以此来解决中国伦理精神历史性建构中的决疑论问题,完成对中国传统伦理及精神的逻辑还原,以为现代社会伦理的建构提供传统资源,也为其打开一种认知视野并开辟出一种认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