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一书

康德既没有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也没有在他的《人本学》中,“提出过一种详细的理性的行为哲学”,这是近现代有关康德的文献一向感到遗憾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F.考尔巴赫的这本全面解释康德的书的标题,却一下子就使我们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它谈的竟完全是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问题。多年来他发表了一大批论康德哲学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著作不但证明了他是最杰出的康德解释者之一,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坚持己见的人。当然他也知道,康德本人“并没有很明显地使行动的概念成为他的哲学的论题”。然而康德哲学的“论述”却贯穿着“能交织出一种行为理论的线索”;他甚至认为     

从政治角度的转向

从政治角度的转向——妇女问题的哲学探讨舒可文（一）人文哲学一直在努力澄清各种人际关系。通常的理解结构总是有一个“我”，再有一个与“我”相对的某一方。“我与别人（ｔｈｅｏｔｈ－ｅｒ）”只是最一般抽象的关系。这一关系主要用于知识论问题上的思考，只有知识论才讨论这种“无个性的心灵”之间的关系。而人际关系中的生活性质在“我与别人”这一抽象结构中是无法表现出来的。生活具有着存在论的性质，因此，人际关系的生活性质必须由存在论的角度去揭示。列维纳在人际关系中还区分了“我与他”和“我与你”，这确实有助于澄清许多…     

“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

本文以“个体之我”与“哲学之我”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对西方现代哲学几种有代表性的个人观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文章意图指出,哲学对“个体之我”的探讨不能忽视“哲学之我”的构建.个体不是先在的事实,保持反思性的哲学生活,始终不解地寻求“个体化理解”,才是通向“个体之我”的惟一途径.     

邮寄情绪

邮寄情绪是在20世纪中,这是让我自己最满意的事情之一。 通过读书,我知道了以下的话语:“幸福让人分享之后,就成了两个幸福;痛苦让人分担之后。就成了半个痛苦。”并且从这句话语中,得到了很大的启迪:虽然生活中许多的事情自己不能够主     

13岁时，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13岁那年夏天,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大事。我初中刚毕业,终于有一个机会和我迷恋一年的男孩约翰跳舞了。秋天,我就要上高中了。这些都令人非常兴奋,但也有点儿让人害怕。不过,至少我知道,如果事情变得难以忍受,我还有个安全的家可以躲避。     

有些事情我不想知道

我承认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但是,有些事情我不想知道。是的,有些事情我不想知道。如果我在无意中冒犯了谁,从而使得他不喜欢我,诽谤我,用莫须有的流言中伤我,若你是希望我平静安宁的朋友,那么,就请不要让我知道。我自信我对他的     

本焕老和尚禅七开示选录

疑情宗门下这一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起疑情”。什么叫“疑情”呢?它是指我们对一桩事情不明了,不明了这桩事情究竟是什么东西,体现在禅宗这一法里面,就是禅宗历史上诸多的公案。过去祖师也讲: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我未生以前,究竟哪一个是我本来面目呢?自己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一个疑情。也有祖师提“狗子无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狗子无佛性”呢?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入手,去参究它。这就是从那个你不明白的地方去起疑情。明万历年间以后,念佛的人就多了。念佛的人多了以后,就提出一个“念佛是谁?”——我明明…     

发展呼唤价值理念的变革——读王正平《环境哲学》断想

十余年前,我参加上海市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会议。当时并不认识上海师范大学的王正平先生,但觉得他申报的有关环境伦理的项目很有创意,便竭力支持。此后,我认识了王先生,知道他在教学之余专心研究环境哲学问题,并陆续有所成就,十分高兴。最近,又喜读他刚刚出版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一书,获益良多,并引发我思考一些可能并无答案的问题。     

不要砍冬天里的树

很清楚地记得初三那年,我因为一件很小的事跟后座的同学争吵,情绪激动时,他动手打了我,而我面对他高大的身材,当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抱头挨打。第二天,我和几个好友把他痛揍了一顿。当时,我没考虑到后果会怎样,只想出了那口怨气就会浑身舒畅,如果老师知道了,大不了会要我写个检讨。事情却并非我想象的那么轻松,校长知道了这件事,并且知道平时的我,在学校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经常逃课,与同学顶撞,成绩也只能算中等。再加上这次的事件,校长就认定了我是一个坏学生,毫不迟疑的要开除我,说是要“杀一儆百”。父母亲到学…     

鲍波尔的哲学观与政治观——与卡尔·鲍波尔的对话

玛:卡尔爵士,从我们以前的谈话中,我知道您把当一位哲学家看作是某种需要辩解的事情,为什么? 鲍:是的,我不能为自己被称为哲学家而自豪。玛:这说起来有点奇怪。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鲍:在漫长的哲学史上,使我感到羞愧的哲学争论,比使我感到自豪的哲学争论,要多得多。玛:您能举出一个当代的例子来说明哪种未经批判的教条需要加以批判性检查吗? 鲍:我认为有一种哲学观点很有影响,这就是,当社会上出现某种“坏事”,如战争、贫穷、失业这些我们厌恶的事情时,这准是某些坏念头、     

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

D.科雷尔的研究报告表明,海德格尔从年轻时起就对艺术和文学怀有某种个人喜好。他说:“从学生时期开始,海德格尔就表现出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和A.施蒂夫特的小说,荷尔德林、里尔克和特拉克的诗……以及绘画和诗歌的表现主义运动”。然而艺术汇入他的哲学思想之流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此时他已年近半百。从这时起,他的哲学目光常常注视着艺术尤其是诗,直到1976年去世。不过,谈到海德格尔对艺术的哲学兴趣,有两个明显的事实值得注意:第一,至少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所占据的空间绝不是美学占据的空间。他曾以批评的口吻说到,美学集中在“文化活动的一个领域”,关心艺术作品的“欣赏”及其“性质和魅力”。从他发表的论述     

沟口雄三(日)教授谈研究中国哲学

沟口教授是当代日本研究中国哲学的著名哲学家,现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东方学会”评议员,编辑委员等职。著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挫折和展开》、《李卓吾》、《儒教史》、《作为方法的中国》等。最近,我有幸就中国哲学有关问题拜访了他。他对许多问题作了回答。下面将主要内容笔录如下。 笔者:沟口教授,您专事中国哲学研究30余年,出版了不少重要著作。我想请您谈谈日本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哲学? 沟口:关于“日本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哲学”,这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今年6月(1990年)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作《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此文发表在《新史学》第1卷第2期上。     

灵魂不灭暨哲学-宗教的同源性——读德里达的《赐死》

哲学与宗教的同源性,显示为如何从柏拉图哲学的神秘性过渡到基督教思想的神秘性.可以使宗教思考,即使得宗教中饱含着没有被想到的理性因素.在这种“宗教”思考中,由于缺少上帝目光与人的目光之间的交互性,因此上帝和人的灵魂不是被思考的或可以实现的对象,而是绝对的他者.只有做“非对象思考”时,灵魂才是高贵的.德里达所理解的责任,正是对这些“他者”的责任.没有神秘性,也就没有责任.“灵魂不灭”不可说,它属于这些无解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疑难问题,它不是被证明或证伪的,而是被体验的.灵魂的触角永远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     

后形而上学能否回答"良善生活"的问题?

在长篇小说《施蒂勒》(Stiller)中,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让施蒂勒这位公诉人发问道:“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能做些什么呢?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它让我迷惑不已”。①弗里施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善于思考的读者为了替自己操心,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我在有生之年应该做些什么呢?”长久以来,哲学家们一直都认为能够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建议。然而,时至今日,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再也无法自信地就个人甚或集体的生活设计问题给出指导性的答案。阿多诺(TheodorW.Adorno)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Moralia)开篇借…     

什么常堵塞自己的耳朵?

《河北日报》的记者同志,要我谈谈有关民主作风和听取别人意见的体会。我这个人,好信不过自己,是个缺点。不过,我的确感觉到,民主好讲,意见难听。谁也知道办事情实行民主、走群众路线好,谁也知道一个人的意见通常是不如大家的意见对。知道是知道,就是碰上问题,常是对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结果,民主、群众路线都实行得不好。为什么常常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呢?细琢磨琢磨,都有一些“理由”跟着。有主观主义的人,不轻易承认自己不虚心,都是说这理由、那理由,“不是我不听取别人意见,是因为他……。”这些“理由”,实际就     

懂生活

生活可不是一件活着活着就懂了的事情。我天天活在生活里,这不会错,可是有时候我会很迷茫：这样活着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生活？既然我只能活在“当下”和“此刻”,如果我对“当下”和“此刻”不满意,是不是就意味着又白活了一段时光？谁又能在“此刻”改变此刻呢？     

最重要的事情——朋友的不幸使我懂得什么事最重要

“你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我给律师们上课时提出来的。 答案是瞬间想到的。但不是我给的那个,因为当时背景不适合。做为一个负责娱乐界的律师,我知道听众想听到的是我跟名流打交道的一些轶事。但我要讲的是个真实的,来自记忆深处的答案。 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1990年10月8日。那天是我母亲的生日,我回家来和家人一块庆祝。那天开始时我和一个很久未见面的中学时的朋友打网球。其间我们谈到了彼此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他和他妻子刚生了个男婴,孩子使他们夜晚难以入睡。 我们正打球时,一辆车尖叫     

维特根斯坦与当代哲学

A.J.肯尼把维特根斯坦称作“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G.H.冯·赖特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J.N.芬德雷虽然反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但也把他说成是一位“有重大影响和独创见解的思想家……思想深奥……才华横溢”。类似的说法在论述维特根斯坦的文献中比比皆是。 任何一个人读到这类高度评价,自然都会以为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实际并非如此。为说明这一点,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指出:在维特根斯坦生前和死后,除了他的少数学生所做的工作外,哲学界的大部分活动恰恰是维特根斯坦著作所贬斥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家进行系统研究的正是那些他所说的在人们充分注意语言之后就会消失的“哲学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大多数当代分析哲学家根本不同意这种主张。实践表明,他们完全没有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弗雷格和罗素的哲学遗产对他们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他的影响。因为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仍然属于维特根斯坦力图否定的哲学传统主流。这对了解维特根斯坦在当代哲学中所占的地位是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前面各章已经看到,他对哲学传统的否定就表现在他对该传统所指定和界定的哲学问题的否定上。除了他自己的学生,     

悼念王玖兴教授

那是 1980年的事情 ,其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派出他们的教授到伟大的理念论哲学的家乡———德国 ,这位教授就是王玖兴先生。王先生首先到美茵茨 ,以便了解康德研究的状况 ;然后再从美茵茨到慕尼黑。我与他约好 ,我在火车站接他 ,我手持一本红书在胸前 ,好让他能够认出我。我猜想 ,他会穿一身当时非常流行的蓝色制服。火车进站了 ,在众多的旅客中有一位中国先生向我走来 ,但他穿的却是一件欧洲式样的黑色大衣。他认出我来 ,并且笑着说 ,“你就像一个中共党员”。这样 ,我从一开始就对他抱有特别好感 ,我觉得 ,他对我…     

像刺猬那样去战斗

与枚的相识是因为谭，那时我与谭刚刚开始恋爱，说笑的时候就聊起了他的高中同桌枚，并因此知道她暗恋谭很多年，却因为长相不佳，而被谭生不出任何的“邪念”，只当哥们儿一样地相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