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类推思想与中国古代宗族社会

援类而推的方法 ,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之上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 ,在形成这种思维方法的过程中 ,有一个“类”概念的发展过程 ;它的特质的确立 ,与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并因此具有了它的历史必然性与思维必然性。     

实践范畴再认识

实践唯物主义是现代的新形态的唯物主义,由于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理解不同,因而导致在逻辑起点、逻辑建构原则和哲学的重点等几方面的不同。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是人类以主体地位来改造世界、社会和人自身的物质活动,它是整个哲学的起点和总体性范畴。     

马克思论悲喜剧转换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对历史事件常运用悲剧或喜剧的“隐喻”方式加以论述，并以此戏剧化的“隐喻”方式揭示历史现实中悲喜剧转换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认为，不同于戏剧中的悲剧与喜剧，现实中发生的悲剧与喜剧可以从阶级斗争中找到现实性根源。基于这种现实性理解，马克思以“滑稽剧”“讽刺剧”“笑剧”等“隐喻”的叙事方式揭示了现实中不断上演的悲剧与喜剧斗争转换及其内蕴的历史辩证法。悲剧或喜剧冲突本质上根源于现实性与必然性的矛盾斗争。悲剧冲突源于尚未获得现实性的必然性与已经丧失必然性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斗争，喜剧冲突源于已经丧失必然性的现实性与尚未获得现实性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历史现实性与必然性的冲突中揭示悲剧与喜剧转换深蕴的历史辩证法，既凸显了审美艺术与理性主义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同时也在阐明悲喜剧冲突现实动因的基础上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理解，为确立批判与发展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规律、必然性与人的活动

这篇文章从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与应然性、必然与自由三个层次考察了必然性范畴;进而在考察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时,不仅注意到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还考虑到价值关系,力求在此基础上阐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区别,探索主体能动性和客观必然性“契合”的机制。这种探讨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启发性,提出的问题是有意义的,需要结合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作更深入的研究,展开充分的讨论,以便更加透彻地理解并丰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     

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践及其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检验

本文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学说和自马克思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事实,批驳了“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等错误观点,着重阐述了:真理是个体系,实践是个过程;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和实践对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检验,都是分阶段逐步完成的历史过程;这一实践过程已经无可置疑地验证了、还在继续验证着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揭示的历史必然性和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的理论的现实性;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破除实践观和真理观上的形而上学观点。     

实践唯物主义的社会—自然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既不能归结为在旧唯物主义的“纯粹”的自然现上注入辩证法,也不能归结为把一般唯物主义的原则延伸到不包括自然的“纯粹”的社会历史领域,而在于:它改变了传统哲学把自然和社会历史截然二分的前提本身,以科学的实践为立脚点,既从自然考察历史,也从历史考察自然,建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的“社会-自然”观。     

“认识实践”视域中的历史社会科学质性方法论

本文通过“认识实践”的视角分析历史社会科学的主要质性方法论流派,勾画出它们的内在学理联系、彼此的观点分歧与共同的思维局限。这些流派包括：“实证统计”“比较历史分析”“批判实在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反身性分析”。“认识实践”的视域关注研究者如何理解自身的研究经历,揭示出他们在方法言说之外的实践历程。通过与方法论的标准维度展开比较,该视域映照出不同流派的优势与局限,新的方法谱系由此被建立起来。在新的谱系中,对实践者“主体性”的自觉分析乃是构建新的历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可能方向。“认识实践”视域由此赋予“方法”以新的意涵。     

略论“自由”和实现它的途径——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再认识

一、“自由是什么”和“如何达到自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其实是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而人们往往把它看作是自由的规定性。让我们先来粗略地考察一下这个命题的来源。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黑格尔在《小逻辑》本质论的§158考察了这个问题。他在“本质”论中由偶然性讲到必然性,并争取自由。自由的主体就是概念,思想概念借助于必然性达到自由、进入概念。(参见贺麟:黑格尔的《小逻辑》讲演笔记》,《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第335页)黑     

哲学与实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

十年前,我国大地上普遍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我国当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将以勿庸置疑的定论载入史册。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竟然在亿万群众的心里掀起冲天憾地的思想浪涛,这只有从特定的社会实践的历史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人们从这个事件中再一次体会到哲学的解放思想的巨大功能。哲学不是无用的,轻视哲学是要受到惩罚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哲学推到如此瞩目的地位,然而历史的具体情景也制约着当事者的眼界。对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内容的热情,对于特定的思想僵化和迷信的表现形式的憎恶,总是超过对于普遍的哲学原理的关注。因而当人们醉心于思想解放的欢乐和匆忙地投入新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时,很多人都忘记了是否还需要再仔细审视一下手中的这把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宝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它因何能起这种作用?它的理论内涵究竟如何?它在当前和今后的实践中还会如何发挥作用?正确地理解这一切,将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是我们对于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好纪念。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兼谈辩证法与怀疑论的区别

林彪一伙鼓吹的“顶峰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不能再发展的“终极真理”。在他们看来,不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如何发展,毛泽东思想都不会再发展了。因此,他们胡说只要背熟那么几条,就能“一通百通”。这种谬论否认了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否认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也是对毛泽东思想本身的诋毁。     

论实践唯物主义——完善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而且也是全部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自然物质不是社会的实体,社会实体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自然——人——社会是一不可分割的系统存在体。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类的社会实践,在人类历史范围内具有本原的性质。实践的本质是物质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是物质世界的一种特殊的现实。所以实践本体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构成分离与对立,而且是关于它的的最深刻、最具体、最彻底的表述。 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决定论是一致的。首先,每一代人面临的现实世界是上一代人实践的结果,这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实践“定格”。其次,从实践本体的纵向发展看,它虽然是主体的运动形式,却又是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再次,从实践的必然(规律性)与自由(发现和利用规律)的关系看,二者在同一个实践的主客体关系中,具有统一性。实践唯物主义的“物”正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概括为历史决定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具有如下优点:第一,超越了单纯的自然本体     

正本清源继往开来--评车文博教授主编《弗洛伊德文集》(修订版)

曾有历史学家指出过,“如果弗洛伊德窒死摇篮之中,时代将可能产生出另一个弗洛伊德”(波林)。这话不仅意味着,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力量的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也暗示着,精神分析理论所阐释的,乃是人类生命内在本质的一个方面,因而它的存在、发展与流传及其对人类生命实践过程的影响作用,也都将是必然的。事实上,历史证明,随着它自身的发展,精神分析理论逐步渗透于西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对西方社会、     

解释学与伦理学——关于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核心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 ,它包含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 ,这种色彩贯穿于伽达默尔的整个学术思想之中 ,这从他的第一个讲座《论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和历史》、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真理与方法》也有不少涉及伦理学的内容。进入到晚期 ,他更自觉地将解释学引向实践哲学 (这里的“实践”,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实践 ,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 ,它和人的生活整体密切相关 ) ,并对此有较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这些足以表明 ,伽达默尔不仅是一位解释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伦理学家。然而迄今为…     

交往实践研究述评

交往实践研究述评阎献晨随着实践和主体性问题讨论的展开,交往问题,以及一向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本文试图对交往实践的有关问题作一概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交往实践研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交往实践概念的界定什么是交往实践？众多论者认为,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对全部历史发展和人类主体本质进行科学分析、深刻洞见和整体把握的基本理论尺度,也因此而构成贯穿马克思毕生思想发展的一个中心视界。任平对马克思交往实践观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总体勾勒。认为,在创立时期,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恩一起曾对交往实践观的性质和功能作过大量论述。主要是：（１）交往实践作为“物质交往”活动是主体间的“客观的活动”,它是既区别于从客观的和直观形式来理解事物、现实、感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区别于仅从精神、抽象能动性来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的新的思维方式。（２）交往实践分为“自主活动”和“交往形式”两个方面,是二者的统一。（３）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交往形式,构成全部历史形态新旧更迭的本质内容。（４）交往实践是“精神交往”和以语言交往为中介的“意识交往”的客观基础。（５）交往的总体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和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初是以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中介经由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来完成的。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有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它要求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关系,本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各流派的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社会实践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它把历史中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关系(社会实践)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真正本质。要确证实践本体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研究必须微观化和现实化。我们把物理学中的“场”(它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概念引进社会历史观的基础研究中,便可转生出“社会实践场”范畴——社会实践中主客体相互建构作用和主体共振所产生的客观效应整体,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实践作用场。显然,实践唯物主义把社会存在的活的本体视为实践活动,并不是要把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虚化为抽象的主体行为,而是落实在主体行为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功能系统存在上。它既从根本上摆脱了旧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的阴影,也避免了重新滑向唯心史观的主体精神引导论。社会实践场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中重要基础范畴,第一,它表征了人     

实践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

1 实践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人认为,与旧唯物主义主张的“自然本体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是能够成立的。问题是对“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提法作何种理解。近来,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实践之“元”不具有“万物本源”的涵义,它只表现为哲学的逻辑起点,表现为马克思哲学思维辐射的轴心。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明显地     

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

当前,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任务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这就要求哲学研究打开新的局面。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它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又是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方法论,因此,如何打开新局面,就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唯物史观创立迄今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既光辉地证明了唯物史观确实“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也表明了它不是“固     

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吗?

有人认为,认识和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有的把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和“具体分析”等同或并列起来,甚至把它说成是实践的基础。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首先,把对事物“矛盾特殊性”的分析作为认识的基础,是不符合人类认识运动发展过程的。人们要完成一个认识过程,必须经过两次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与“理论”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实践哲学的形态是否相兼容的问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需要阐明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剖析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既包含一个与理论哲学相对应的理论维度,也包含一个与实践哲学相对应的实践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因为包含这个实践维度,而成为一种缺乏理论反思的经验主义哲学,相反,正是由于它与实践哲学相兼容的理论本色,才在理论上与经验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因为包含这个理论维度,而阻断与实践哲学相打通的道路,相反,正是由于它在理论层面对必然性的东西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取得了科学的认知成果,才将实践层面的思考根本性地推向了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