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的《西游记》道教评点本

清代先后出现过六家以金丹之道评点小说《西游记》的评点本,论者往往以一句金丹之道概括后,就弃之不论。本文就此进行分析,以获得对少有论述的这一问题的清晰认识。六家评点本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过程。《西游记》各评点将道教内丹修炼的要旨一一指出,批驳内丹学之外的一切旁门左道,借助五行和《易经》的义理和卦象阐释金丹之道,将《悟真篇》等内丹修炼的诗歌广泛运用于评点之中。这构成了《西游记》道教评点本金丹之道评点的主要内容。《西游记》小说回目和文本中大量的宗教术语和诗词,是使评点者以宗教眼光看待和评点《西游记》的最表层化的因素;中国文人以文证道的思维模式,是其更为深入的内在原因;评点者身份的改变及其思维的进一步道教化、非文学化,是《西游记》评本道教化的内在动力;《西游记》内丹学的阐释也是清代道教总体衰微,而内丹学却特盛的体现。     

试探道教内丹学与神学思辨的关系

道教的修仙方术从外丹学转向内丹学,乃是道教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一是由于药石等外物的烧炼“靡费”而“无效”,道教理论家转而向体内探求通仙之路径的结果,二是道教传统的服气、导引、辟谷、存思等内养方术的发展以及道教善于采获别家之长的兼容特性所致。如果说外丹学尚有一些科学实证意义的话,那么内丹学则把道教本来具有的神秘特性理论化、系统化了,其道“无间无应”,“不可秘禁,又不可妄泄”(《悟真篇·陈观吾序》)。然而,一种不可忽略的现象是:伴随这种修仙方术的神秘主义化,道教所特具的思辨哲学应运而生,显示出本国特色的宗教理论的成熟。本文试图就道教的思辨哲学与内丹学的关系作以下探讨。     

《陈先生内丹诀》研究

《陈先生内丹诀》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内丹著作 ,其所述丹法与作为道教内丹主流的钟吕系丹法迥然不同。本文对《陈先生内丹诀》的作者、传本作了考证 ,并从“内丹之道”与“内丹之法”两个方面对其理论特色作了深入论析 ,指出这一独特丹法 ,强调从胆入手 ,并大量运用存神行气等内养方术 ,显示了早期内丹形成过程中 ,道教传统内修术所起的重大作用     

试论陈致虚的道教易学思想

本文主要分析了陈致虚道教易学的内丹学思想的理论特色。陈致虚以《周易》之理来建构其内丹学的思想体系,提出了“易只阴阳两件物事”、“易之道道数也”、“易之道统乎天心”等三条道教内丹学的原则。认为道教内丹修炼是法天地阴阳造化生生之理而进行的,天地造化就是太极或道的展开过程,修道即是要回复到道本身。而天地造化之功不离阴阳两件物事,所以,内丹修炼不离阴阳。“阴阳”为道之纲纪,向道复归的路径为“逆”,“天心”即天地造化生生的节度和有序性,内丹修炼通过调和“阴阳”,以“逆”的方式法“天心”而施功,便能参赞天地之化育,以论还丹。陈致虚通过“援易入道”,在对本体之道的理解、修持的原理、证道的方法等内丹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上作出了具有特色的阐述,为宋元时期成熟的道教内丹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论《庄子·天地》篇中“玄珠”与道教的关系

《庄子·天地》篇中之“玄珠”本意是比喻道家的形上本体之“道”。由于“玄珠”渗入了神秘性内涵,因而道教对其进行了借用与发挥。在外丹术中,“玄珠”是水银的隐名;在内丹术中,“玄珠”是内丹的别名。道教内丹学是心性之学在其理论上的表现,随着内丹学的发展,“玄珠”又被看作心与性的代称。道教赋予“玄珠”以宗教与信仰的内涵,其对“玄珠”这个特殊概念的借用和发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庄子》对道教的深刻影响,以及道家与道教的亲缘关系。     

《灵剑子》的"内丹"说--读《长春真人西游记》

当将<灵剑子>一书定位为北宋时期的作品时,其历史地位就更为特殊,在道教的文化发展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处于唐代道教之后,南宋各种新道派成立之期,介于符馩与丹道的传承之间.此一时期道教可以说是支派繁衍与驳杂混乱,除了符馩科教道法特别兴盛外,在道教的思想与理论的建构上有不少的突破与建树,尤其在道家的修炼术上,从唐代的外丹术转向于内修的锻炼术,体内炼丹的思想大为流行,在张伯端的<悟真篇>之前,类似"内丹"的修行方法与技术已层出不穷,不少道士符馩与内修是同时并进.<灵剑子>正好是道教内丹学说与理论成型之前的作品,反映了道教在性命修持上的长期努力,为南宋、金、元修炼内丹道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的各种教派在文化上是互相杂揉的,追求的是炼养成仙的目标,至于五花八门的各种功法,可以各取所需与各自发展.在唐宋内丹思潮的影向下,导致道教生态环境的转变,<灵剑子>即是这种转变下的一种形态,吸收了由行气、胎息而来的内丹功法,但就其宗教本质来说,内修只是其成仙的一种手段而已,仍着重于阴骘的功德圆满上.     

道教南宗对老子学说的解释与发挥

本文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老子”这一老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为背景 ,对宋元时期道教南宗的代表人物张伯端、白玉蟾、李道纯等的老学思想进行了简要分析。他们把内丹心性与《老子》之道论互相贯通 ,借《老子》而发挥道教性命之学 ,此种解释不仅反映了宋元老学新的时代特点 ,而且使我们了解到南宗对内丹理论的独特贡献以及宋元道教哲学在义理上的深刻变化。     

道教内丹学中的“顺逆”问题

道教内丹学是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生命超越理论和修道方式,经过千百年来道教内丹家们的不断探索,在与儒佛的抗争与交融中,道教内丹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工夫的“道教仙学”,它的主旨被概括为“顺凡逆仙”的“返本还源”之道。对道教内丹学中的“顺逆”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内丹学修道成仙的本体论基础的研究,它有助于了解内丹学成仙的可能性和它蕴含的对宇宙生命奥秘的洞见。本文详细论证了道教内丹学中“顺逆”问题的理论层级和丰富意蕴,从现代角度检讨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效果,揭示内丹学本体论所可能蕴含的哲理意义。     

略述钟吕金丹道之崛起

隋唐五代在道教教义方面最突出而又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钟吕金丹道的崛起。何谓钟吕金丹道?即道教仙人钟离权、吕洞宾所倡导的内丹修炼术。何谓内丹?简单地说,即将人体比作“炉鼎”,以体内之精、气为药物,运用“神”去烧炼,认为社会使精、气、神凝为“圣胎”,“圣胎”可以离开躯体而为身外之身,永世长存。这个所谓“圣胎”,或称神丹,亦称内丹。宋翁葆光《悟真篇注序》有一段解释: 夫炼金丹大药,先明天地未判之前,混沌无名之始气,立为丹基。     

道教内丹学中“顺逆”问题的现代诠释

道教内丹学是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生命超越理论和修道方式,经过千百年来道教内丹家们的不断探索,在与儒佛的抗争与交融中,道教内丹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工夫的“道教仙学”,它的主旨被概括为“顺凡逆仙”的“返本还源”之道。对道教内丹学中的“顺逆”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内丹学修道成仙的本体论基础的研究,它有助于了解内丹学成仙的可能性和它蕴含的对宇宙生命奥秘的洞见。本文从现代角度检讨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效果,揭示内丹学本体论所可能蕴含的现代意义。     

宋代传统宗教会社综述

宋代传统宗教会社 ,主要指以传统佛、道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较纯粹的大众性宗教结社 ,如各种宗教社邑、法会、斋会等。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僧人主持下的佛教修行结社 ;名目不一的奉佛斋会 ;百姓为互助行善而组织的经社与社邑 ;道教教徒们组织的道会。宋代传统宗教性会社数量极多 ,遍及社会各层面 ,且多集中于江浙地区 ,反映出与宋代社会风气相一致的宗教信仰的进一步大众化、世俗化的趋势。对参与这类会社的大众而言 ,可以起到精神安慰、娱乐享受、互助合作的作用。     

两宋瘟疫灾害考述

两宋时期爆发的瘟疫次数比较多,在时间上,不是呈平均之势,而是不规则,无周期的;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部多的特征.由于瘟疫造成的危害比较大,当时人们在和瘟疫的多次斗争中摸索出一些防治措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两宋瘟疫灾害考述

两宋时期爆发的瘟疫次数比较多,在时间上,不是呈平均之势,而是不规则,无周期的;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部多的特征。由于瘟疫造成的危害比较大,当时人们在和瘟疫的多次斗争中摸索出一些防治措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宋人的婚姻伦理道德生活

宋人的婚姻伦理道德生活在议亲观念上出现了重财、重科举官僚、重人品的新的"门当户对"取向;在夫妇之伦中出现了"悍妇"现象与"夫义妻顺"的呼吁;同时,宋人有着相对宽松的离婚与再嫁的道德环境.宋人的婚姻伦理道德生活表明其是从宋前的道德生活向明清时道德生活的过渡.     

宋代学者对《周礼》的争论

宋代学者围绕《周礼》的真伪及作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尊信者认为,《周礼》为周公遗制,是最完备的治国大典,可以用之万世,怀疑者认为,《周礼》为刘歆傅会而成,内容荒诞不经,不符合上古社会,实为祸乱天下之典,折中者认为,《周礼》非纂于一人一时,其中既有周公旧章,又有后人陆续搀人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冬官》并未遗失,一些学者还分析了《周礼》不能推行于世的原因。     

宋代的二郎神崇拜

随着密宗战神毗沙门天王及其子二郎独健信仰在唐末渐隐,关羽与灌口二郎崇拜却于宋代凸显出来,比邻相伴直至清代。在五代灌口神曾被蜀人当作“护国”神祗,入宋后由于王小波、李顺之乱受到牵连,一度被禁,改以川中梓潼神或赵昱替代,终复原祀。宋仁宗时西夏围攻延州,曾因突降大雪退兵,宋廷以为神佑。在《宋大诏令集》所载历次褒封中,可以见出由最初“嘉岭山神”向灌口二郎的转化,并在汴梁受到特别尊崇,政和中封为“昭惠灵应王”。由此又可见出泉州因“丘山降雪”称神的南宋“通远王”,亦可能是灌口二郎的化身,元代妈祖崇拜大兴之后隐没不彰。     

宋初士大夫因循持重之风探论

受五代颓废士风与宋初统治者所尊奉的黄老思想以及"清静致治"为政方针的影响,宋代初期的士大夫群体凸显出一种因循持重的精神风貌,恭谨默守、逊行逊言,以至当时官场上形成了一股凡有所作为者谓之"生事",敢论敢言者谓之"狂妄"、"迂阔"的流俗.尽管太宗、真宗时出现了像田锡、王禹翶这样遇事奋然敢为的谏臣,但却"颇为流俗所不容",并不能改变当时循默苟且、不思进取的士风,不仅使政事怠荒,而且加剧了北宋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     

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宗族伦理

先秦时期的儒家伦理是一种精英伦理,这种伦理存在着普遍性的问题。从宋代开始的中国后期社会,中国社会的伦理始以真正基层伦理亦即家族或宗族伦理的形式出现,由此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伦理及其普遍性是相当的。具体来说,这一伦理的实现或展开是以宗族为平台,在此平台上,通过族规以立伦理,通过守则以呈伦理,通过强制以行伦理,通过教育以养伦理。     

宋代道观经济简论——以南北宋两京道观经济为主

宋代是一个道教非常兴盛的朝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京都的许多重要道观建设都得到朝廷重视,甚至由国家出资修建。从当时"两京"情况看,道观收入有多种来源,如皇帝赏赐,皇族施舍,做斋醮法事所得,民众施舍等。同时道观也要承担一定的经济义务,如缴纳僧道免丁钱等。至于宋代的道官,虽然有俸银,却不属于道观经济来源。     

论宋代的僧官制度

本文在中日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僧官制度问题,补充了中央和地方僧官的职位设置情况;还重点探讨了学界未涉及的僧官任命制度的变迁问题,并从历代僧官所拥有的宗教自治权的大小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宋政府欲将佛教置于更严格的国家行政控制之下的施政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