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影寺慧远大师与东亚佛教学术研讨会”在焦作举行

正本刊讯10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焦作市净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净影寺慧远大师与东亚佛教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焦作净影寺召开,来自海内外20余家学术研究机构的近50位知名学者出席研讨会。会议旨在总结近代以来关于净影寺慧远的研究成果,深入探究净影寺慧远的佛学思想,增进理解东亚佛教史的发展与演变,为东     

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介绍方立天著《慧远及其佛学》

方立天著《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系统论述佛学大师慧远的第一部专著。它为我国佛教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开展古代佛学家的专题研究,做了有益的工作。 《慧远及其佛学》叙述了慧远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生平活动,阐述了慧远的法性本体     

释“《易》以感为体”——兼论六朝易学诠释中的玄佛融合

《世说新语·文学》中殷仲堪与慧远关于"《易》以感为体"的对话,可以称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史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玄学与佛学的交涉,而且通过分析殷仲堪和慧远各自对《易》与"感应"的理解,并追溯"感应"的诠释史,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中这个十分关键的概念是如何丰富起来的。慧远释"感应"有三层含义:作为因果报应的感,作为神识应物的感,以及圣佛度化众人的感。这三种感应都可以在易学中找到相应的资源,而他的阐发也丰富了易学的内涵,进而启发了理学家的思考。     

“法性”、“法身”与“神”——庐山慧远“法性”思想析论

本文从法性是己性、法性是无性之性、法性与法身、神等三个方面阐述慧远法性论思想。法性是己性,说明法性是超越以虚假为本性的现象的实在本质,其外延表现为真实的多;法性是无性之性是慧远在中观般若学的接触对法性是己性观念的批判性成果,它说明法性是万法万相的共同本质——空性,其外延是真实不变的一。在法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变化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是法性的超越性与实在性,及其与涅槃境界的内在联系。这使法性与慧远佛学体系中法身、神等重要概念获得逻辑上的融通。在鸠摩罗什所传中观般若学扫一切相的思潮下,慧远坚持从修行觉悟的主体方面去论证法性实在的本体论,并令法性本体与主体的本质建立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为《大般涅槃经》传入后中国佛教涅槃学的转向做好了理论准备。     

《大乘大义章》中慧远法身思想探析

鸠摩罗什入关后《大智度论》的译出,使中国学僧首次接触到了较为详细的印度佛身理论。庐山慧远正值此时,较早学习了《大智度论》,并就佛身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法身”存在的诸多疑问求教罗什。在两人的书信集《大乘大义章》中,慧远将法身理解为有形有相的实体。与罗什交流后,慧远对法身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纠正,但法身实有思想仍未改观,这为晋宋之际佛教义学的转向发挥了重要的理论铺垫作用。因此,探讨东晋庐山慧远的法身思想,有助于凸显其在中国佛学思潮转向中的理论意义。     

净影慧远禅义思想初探

<正>慧远（523-592）,因长居长安净影寺,故称净影慧远。他将心识活动的三种基本特征视为论述修行的理论框架,以此会通了毗昙、成实、《起信论》的心数理论,进而归纳了三种基本的禅义关系,作为其论述修行法门与经论思想的理论基础。净影慧远所述禅义思想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需求。     

略论魏晋南北朝的佛性思想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土之后,于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特色,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土的佛性思想,最早者当推慧远的"法性论";在诸论说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思想者,则首推梁武帝萧衍之"真神说";但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上承性空般若之学,下启涅槃佛性思想的关键人物,则当推晋宋之际的竺道生.本文对魏晋南北朝之慧远、梁武帝萧衍、竺道生之佛性思想加以探讨,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性思想之发展状况.     

智凯大师研究

智频大师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而且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圆顿止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三个部分,总括起来,便是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境行果".天台宗就是依靠这套理论创立的.他的佛学思想对中国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