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批判哲学”的历史意识释析

全部“批判哲学”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人能知道什么、人应做什么、人该希望什么和人是什么。康德对这四大命题的“哥白尼式”回答的重要理论语境 ,便是他对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当代文化思潮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意识。一历史所具有的涵义相对于自然。在“批判哲学”中 ,尽管人在生物意义上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但历史则是对人而言的。历史是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获得、发展及显现的时间性展开 ,是人的全部活动的总程。从形态上讲 ,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有序结构 ,有其时间属性。康德认为 ,时间存在具有客观普遍性 ,它与人的联系呈现于“表象”之中。“…     

从康德的观点看：历史哲学是否可能？

本文认为,康德并没有所谓的"第四批判"的思想,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可以应用到对以往历史哲学的批判;他为自然科学提供的哲学依据也为历史学提供了依据;而以往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也意味着以往的历史哲学的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如果有所谓历史哲学的话,它的性质就不再是知识,而是信念;不过这种信念又具有主观的普遍性,它最终根源于康德的合目的性观念.     

反思批判:论福柯的现代性启蒙哲学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福柯多次重新解读了康德的《何谓启蒙?》。与60年代对康德认识论所代表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不同,福柯从康德的启蒙概念中提炼出了一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他看作后康德时代现代哲学的根本。要理解这两种"现代性"以及福柯对它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必须区分康德"对他者的错层式不完全批判"与"建构自我服从的先验批判"。福柯区别于历史学、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历史-哲学实践,就体现在他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历史批判和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哲学继承上。     

本雅明的“起源历史”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尝试

如何切入对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第二国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反思，是包括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等在内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同难题。他们都强调现实历史的变革要以历史哲学的重构为底色，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必须立足于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以摆脱“经济决定论”和线性进步观。其中，本雅明试图以“起源历史”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起源”概念是其理论的难点。学界对“起源”概念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和《拱廊计划》中的内在作用存在争议。对本雅明而言，《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时期的“起源”概念侧重于将真理从主客认识论的困境中分离出来，内蕴着柏拉图的理念和歌德的表达性生命的影响；《拱廊计划》则进一步将“起源”批判性地内化为对19世纪现代性之自然历史性质的辩证揭示，并识别为一个过去与当下充满张力的、“起源历史”的真理性时刻，以便从历史连续体的叙事中剥离出来。通过这一工作，本雅明不仅破解了新康德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历史主义变体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困境，还为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辩证历史”意识。但在现实性上，这种历史意识过于倚重主体对历史经验的创造性领会，而忽视了经济作用及其内在张力，存在着主观...     

在文化间架桥的当代美学——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综述

2007年7月9~13日,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召开,来自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400余名学者参加了盛会。本次会议以“美学为文化间架起桥梁”为主题,现综述如下:一、艺术与哲学:分析美学的东西视界艺术问题一直是美学研究的重心,分析美学在20世纪为此做出的巨大而独特的贡献有目共睹,分析美学的研究者们仍在该问题上逡巡反思。当代哲学家约瑟夫·马戈利斯在开幕式上以《艺术的状态》,明确反对康德“超验的转向”及其所形成的一种“普世性”追求,认为这种普世性抽掉了历史,最终要回到一种“后康德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那里来重新…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解释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在形而上学上要求很高的历史哲学，“对象性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是其历史哲学总构想的核心资源。在1843-1845年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语境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历史哲学，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构想辩护。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尚未完全把经验的-偶然的因素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中。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试图在批判的社会哲学形式中确定因果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的类本质得以在经济过程中经验地实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分析彰显了他的历史哲学构想。马克思断然反对“概念的-哲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简单同一。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生史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介乎相对与普遍之间的历史哲学——阿隆与施特劳斯围绕历史主义的对话

通过考察阿隆与施特劳斯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对话,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来阐述阿隆的历史哲学。施特劳斯认为韦伯的历史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给当代思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虚无主义的危机,并使哲学失去了普遍意义。阿隆则为韦伯作出了辩护,他认为施特劳斯的批评导向了另一种以"自然正当"为根基的哲学普遍主义。施特劳斯肯定了"自然"的正当,但并未找到它的本质,这恰恰意味着"自然"本身既不是普适的标准,也不是取消历史的根据。历史主义使价值多元化,"自然正当"则使其僵固化。对阿隆来说,唯有一种介乎相对与普遍之间的历史哲学才可能使历史与哲学保有共同的有效性。     

评《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一书

康德既没有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也没有在他的《人本学》中,“提出过一种详细的理性的行为哲学”,这是近现代有关康德的文献一向感到遗憾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F.考尔巴赫的这本全面解释康德的书的标题,却一下子就使我们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它谈的竟完全是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问题。多年来他发表了一大批论康德哲学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著作不但证明了他是最杰出的康德解释者之一,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坚持己见的人。当然他也知道,康德本人“并没有很明显地使行动的概念成为他的哲学的论题”。然而康德哲学的“论述”却贯穿着“能交织出一种行为理论的线索”;他甚至认为     

卢卡奇论康德哲学

目前对卢卡奇的研究,大量的论著是研究卢卡奇和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而探讨卢卡奇与康德哲学的关系的文章甚少。实际上,卢卡奇不仅在其成长过程中与康德哲学有过关系,而且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也多次专门评述了康德的哲学思想。笔者认为,弄清卢卡奇对康德哲学的这些评述是掌握卢卡奇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这对于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把握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主导思想,进而从广阔的思想史背景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极有价值的。     

“哲学”如何“解构”“宗教”──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尚未真正梳理清楚,他的三个《批判》的内在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地阐发。我们常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引向“宗教”的桥梁,这话不错,但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其中关键的核心问题又是哪些,所知并不十分确切。应该说,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意义,远不仅在于确立与“理论理性”相对应的另一种“理性”之功能,而更在于：此种理性功能之开发,扩充了自柏拉图、亚里土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使它有了新的内容,即：将已深入欧洲人心的基督教思想,融贯到以希腊为传统的欧洲哲学思想中来,使其不再游离于哲学之外,不再…     

康德神义论思想检讨

康德对神义论思想的关注是贯穿其学术之终始的一个重要课题。大致而言,康德对神义论的探究可以分为前批判哲学时期、批判哲学前期和批判哲学后期三个阶段。其中,在前批判哲学时期,康德对神义论的处理显然与莱布尼茨之“乐观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而在批判哲学前期,康德对上帝、自由与恶及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此期间康德有多大的创获,就其本质而言,其神义论仍然属于“学理的神义论”阶段,因为此时的他还没有脱离思辨理性的窠臼,他对上帝和恶之冲突的消解还停留在思辨理性的范围之内;与上述两个阶段不同,康德在批判哲学后期,彻底摆脱了“学理的神义论”的拘囿,走上了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本真的神义论”的道路,而这无疑为后来宗教神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     

康德的自然观: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

康德的自然观一直受到广泛误解,"人是创造的终极目的"这一命题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二元论哲学框架也被指责为人与自然对立的罪魁祸首。然而人们只注意到康德对理性主体的高举,却忽视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自然主体性"的阐发;在其中,自然不但不是僵死的、对象性的东西,而且被认为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以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康德所努力探索的是一种现代版的"天人合一"蓝图,使得自然科学和人类自由都得以保全。     

维柯的历史原则及其意义

本文着重指出了维柯的历史原则即《新科学》的原则,是“普遍历史”或“世界通史”。“新科学”的意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原则。在哲学史上它意味着哲学方向上的原则差别,以及哲学“精神”的差别。在哲学理论上则意味着革命性的变革。维柯的历史原则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的重大后果是,逻辑学的革命性改造。其意义需要在康德肇始的哲学变革中去估价。黑格尔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完成了由维柯首先提出并加以阐述的近代意义上的“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概念,使维柯的诗性智慧变为精神环节,改变了历史的观念,重新规范了逻辑的基础,体现出一种深厚的历史感。然而,只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消除了上述历史原则虚妄的一面。马克思的历史原则乃是“客观的活动”、“人的感性活动”,是现实历史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应当被理解为以历史为原则的唯物主义,而不仅仅是以历史为对象的唯物主义。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康德自由观的历史来源与逻辑进程

自由观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纯粹理性批判》表面上是讲认识论,实际上却是在为人的自由开辟道路,《实践理性批判》虽主要讲道德,“而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①本文试图在对康德自由观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理清其逻辑进程。一、康德自由观的历史考察１．苏格拉底与智者派：善与恶的冲突古代希腊思想家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了。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美德是天生的,它植根于人的内心深处,他说：“没有人自愿趋恶,或接受他认为是坏的（结果）,趋恶避善是不合人的天性的。”②人们之所以会作恶,只是…     

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

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强以华在所谓“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康德实际上已发动了一场革命,其影响直接波及现代西方哲学。只有清楚认识了这场革命的内容和重要作用,才能对康德哲学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一、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前提形而上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流,它是早在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确立的一门以超越感性事物的、比感性事物更实在更有价值的东西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形而上学（即他所谓的“第一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有的有”）或存在本…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     

康德历史哲学:“第四批判”和自由感——兼与何兆武先生商榷

二十多年前就读过何兆武先生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对何先生的译笔文采有如沐春风之感。后来又读了何先生所译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同样的感受再次涌上心头。不过,我在1986年就提出的对“历史理性批判”或“第四批判”的说法的异议(邓晓芒,1986年,第44页),在读了此书后仍未改变。近来翻阅何先生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其中关于康德的三篇重头文章皆讨论到“第四批判”,深感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命名问题,而且涉及到对康德哲学的整体性了解。现将意见说出来,就教于何先生和学界同人。     

康德历史哲学的基础

作者认为,康德历史形而上学的意义不次于《纯粹理性批判》在其自身领域的重要性,它将哲学问题由存在领域转向义务领域。普遍世界历史观采用的是先验方法,与目的论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大自然的计划。如果说康德伦理学追求个体的自由及其道德独立性,那么其历史哲学则强调人类只有通过社会这个媒介,才能实现其真正的道德任务。人类自身的二重性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本质,也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动力,由此决定了社会政治的真正任务,由此方显启蒙运动的真正意义。     

社会史和历史哲学

〔译者说明〕这是法国历史学家维拉尔1964年2月在“法国知识界天主教中心”所组织的学术会议上的一个报告。他以历史家的资格,自称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历史的客观性,同时批判法国人格主义哲学家保罗·里苟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学术界在历史观点上的一些争论情况。作者认为马克思是哲学家,但不是历史哲学家。他说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的学者”,但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不是历史哲学,而是受到或将受到经验检验的一套假设。他说马克思根据过去的思想家的遗产,提供了一系列社会史的基本概念,所以是历史社会学的第一个理论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观点,应用在历史研究上,就是要同当前的斗争相结合,不要只研究过去。作者主要阐述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他从理论上解释了几个问题:生产力概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适应规律”。第二,他阐述了“作为批判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方法表述成达样一条规则:“对于决定历史家的主观性的那些客观因素的认识,应当通过历史家的专业操作,给历史家提供一种本领,使他能够看透过去的人们的主观性,从而得出关于客观和主观的关系的一个客观的看法,这就是科学和哲学相结合的最高阶段”。第三,他阐述了“作为辩证法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他又把它叫做“建设性的辩证法”。他提出观察一切历史现象的三种连续的方法:第一步把历史现象看作“征兆”而进行论证和分析,第二步是向后看而把它作为“结果”来考察,第三步则向前看而把它作为“原因”来考察。他说这种方法可以在归纳和演绎之间、分析和总体化之间、循环的证明和确实的前进一步之间实现必然的联系。作者虽然自己说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力求妥协,例如他虽然对里苟进行争论,却又对里苟的一些观点表示赞成;他虽然说萨特尔“信口开河”,但又采用了萨特尔的一些术语,如“总体化”、“实践的-惰性的”存在物等,来解释问题。他虽然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战斗的政治立场和科学态度的一致,但是在解释上都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观点。     

二元论哲学评价

恩格斯说,二元论“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就我们理解所及,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二元论是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互相转化的过渡桥梁。费尔巴哈的热忱的信徒阿·劳讲过一段批判康德的话:“康德哲学是有两面性的〈模梭两可的〉。它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理解康德哲学实质的关键就在于它的这种二重性。……‘自在之物’是区分康德的唯心主义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它架起了一座从唯心主义通向唯物主义的桥梁。这就是我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谁能驳斥这个批判,就请驳斥吧……”(《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批判》1882年莱比锡版第87—89页)我们为什么要驳斥这种正确之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