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解论

<正> 《中庸》是《礼记》中的重要篇章。自司马迁、郑玄以至程、朱等皆以此文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清代的崔述却认为,“《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姒为子思也。”(《洙泗考信录余录》)其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庸》一文中“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辞小异。论者谓此子思传之孟子者。如果是子思传于孟子者,文中应有“子思日”字样,但文中却未有。孟子凡述孔子之言,必称“孔子曰”。如果此十六句确系引述子思之言,亦必称“子思曰”,不会将子思之言掠为已有。可见此十六句并非子思传之孟子者,实为以子思为宗的后学抄自孟子。故《中庸》一文应出此辈之手。今人对《中庸》的作者亦有争论。笔者姑以《中庸》为战国至秦汉     

《五行》、《中庸》差异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五行》、《中庸》皆为子思所作。对于《中庸》,司马迁明确指出：“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的这种看法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如东汉郑玄说：“名曰《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假作之。”     

《中庸》作者献疑

作者认为,《中庸》作于汉代,因此作者不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子思。除了继续前辈学者的工作,从《中庸》的一些提法如“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确定其写作年代外,作者还着重孟子、荀子与子思的关系。他指出,孟子师事子思,荀子批评子思,但二人都未提《中庸》,也未褒扬或批评《中庸》内容。《孟子》与《中庸》都谈到“中”、“诚”、“仁者人也”,但据其思想内容看,是《中庸》抄袭并发展《孟子》而不是相反。作者还认为《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作《中庸》”一语,不是司马迁所说,而是后人所增窜。     

《中庸》一解

《中庸》一解曾孝传“中庸”之道，众说不一，由来已久。《中庸》朱熹注中引用“子程子曰，子思恐其久而差矣，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今人对“中庸”的理解与子思的原意是否一致，值得深入探讨。看来子思“恐其久而差矣”之忧，不无道理。山西师大学报有一篇文章说“‘...     

《孝经》为子思撰新考

魏文侯作《孝经传》,说明《孝经》至迟于战国初年魏文侯时已成书,在魏文侯时及以前,对孔子称“仲尼”者仅为《孝经》和《中庸》,《缁衣》《坊记》《表记》《中庸》取自《子思子》,为子思所作,已由郭店楚简的出土得到证明,四篇中对孝的论述与《孝经》相近似,而且此四篇与《孝经》在“子曰”之后引《诗》《书》,体例相同。郭店楚简《缁衣》的出土为这一体例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孝经》是战国初期魏文侯时子思将其祖孔子、其师曾子论孝的对话编撰整理而成的。     

“修天德”以“成王道”——王船山对《中庸》义理的疏解与阐发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指出,《中庸》乃子思为承传儒家道统所作,而道统所系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治心工夫,所以《中庸》也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在明代心学的发展     

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

郭店楚简１０种儒家的著述可分为３类：第一类是孔子之作，它们是《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第二类是孔子弟子之作，它们是《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其中《忠信之道》是子张之作，《性自命出》是子游之作，《成之闻之》、《六德》可能是县成之作。第三类是《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它们是《缁衣》篇，《五行》篇、《鲁穆公问子思》。简文主流，当出于子游、子思学派。     

论《中庸》之"中"的三位一体性

三位一体性是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明显特征，也是其高明之处，本文以《中庸》之“中”为个案，具体分析了三位一体性的涵义，子思所作《中庸》篇讲“中”是天下之大本，“中”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之大本，在于《中庸》之“中”不是一个意义单一的概念，而是一个即本体即认识即境界的三位一体的命题，即“中”既有本体论意义，又有认识意义，同时还具有修养论意义，本体论意义是基础性，本源性的，认识论意义是过渡性，中介性的，修养论意义则是归宿，终点，是前两者在更高环节上的统一。     

近代学术视野中的子思研究(下)

三子思思想的特质:“诚”及其他郭沫若在同一文章中将《尚书》中的《洪范》、《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作为思孟学派的作品,多少有些陈义过于宽泛。不过,他是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考虑问题的。由五行到“诚”涉及到了子思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并非考据家单纯的“五行”的追索。近代对子思思想的义理层面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康有为和章太炎。出于其经学立场,康有为之思孟论述是今文经学的路数,因此有许多托古改制和微言大义的因素。他在《中庸注》中说:“天下之为道术多矣,而折衷于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荡荡如天,民难名之,唯圣孙子思,…     

《中庸》教育哲学思想探微

在先秦儒家的经典中,除《周易》外,要数《中庸》的哲学意味较浓。《中庸》原为小戴《礼记》49篇中的第31篇。宋代的二程、朱熹为了突出其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将其单独列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认为它是接受孔门传授心法的子思所作。从内容看,《中庸》主要论述的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修身之道,专门论述教育的仅有数处,因此,其教育思想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然而,正是在这寥寥数语中,却蕴涵了深刻的教育哲学思想。这些教育哲学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教育哲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孔子与子思思想的几点比较

由于郭店楚简的出土，使得孔子与孟子思想之间的发展脉络逐渐清晰起来，而郭店竹简中的《五行》篇可以被认为是子思或其弟子的作品，因此，通过对《论语》和《五行》篇的比较可以看出子思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发展与变革。一，从“近取譬”到条理化。孔子不追求建立一个模式化的理论体系来阐发其思想，而是相当的灵活，比如《论语》对于“仁”的解释就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他经常采用“近取譬”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观点。而到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个人著述成为风尚，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因此，孔子提出的许多伦理观点日渐条理化，《五行》…     

儒家“慎独”思想的延拓及其精神关怀——兼论孔子的历史观

"慎独"之说,出于《中庸》,其首章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中庸》篇中,子思用心于"诚",然而"诚"的基础则在于"慎独"二字。何以言之?《中庸》首篇论     

上博竹书《从政》篇与《子思子》

对上博竹书《从政》篇进行分章排比,可以看出其每一段落都应以“闻之曰”起始,“闻之曰”其实与“子曰”相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从政》篇都与保存在《礼记》中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等子思著作相近相通,也就是说,《从政》篇与史籍著录的《子思子》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孔丛子·公仪》所记鲁穆公与子思的对话,更可说明《从政》篇乃《子思子》佚篇。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四端”与“思诚”——王船山对孟子性善说与为学工夫的重释

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为回应晚明尚情思潮,建基于他对性情所作之分辨,针对朱子以四端为情的观点,提出四端为性而非情。船山认为对于儒家性善说之理解,不应局限于直觉中的良知善念,并指出只有将为善的初衷与动机,在实践中落实为恰当其可的善行,方能彰显儒家性善之义。由此,船山认为孟子四端之说,乃专为良心牿亡之人所施之教诲,仅一时之权辞,不足以言性善;而"思诚"之论,才体现出孟子个人为学的工夫要旨。船山以"思"来界定道心之功能,指出人只有运用"思"方能明善以行;他还结合《大学》《中庸》,对孟子"思诚"工夫作出了新的诠释。     

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

子思原书各篇可分为三类,一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二是子思本人著作,三是弟子所记子思言论。除了原本《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外,郭店简《穷达以时》亦属第一类;属于第二类的除了见于今本《中庸》的《天命》和并见于郭店简、马王堆帛书的《五行》外,还有今本《大学》,而《淮南子·缪称训》主体部分正是子思书佚篇《累德》,亦属此类。属于第三类的有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以及典籍中的若干佚文。早期文献中对子思书的不同称谓,意味着不同的文献来源,称《子思》者引自《汉志》所著录的二十三篇本,称《子思子》者引自《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七卷本。七卷本具有很高的价值,非后来子思书辑本所能相比。     

郑玄《中庸注》中的“孔子之德”

郑玄的《中庸注》具有明显的文本整体意识,具有与朱熹《中庸章句》不同的分章结构,并对《中庸》主旨有独到理解。郑玄认为《中庸》的主旨是彰显“孔子之德”,孔子作为一个有德无位的圣人,承担着作经、制法的天赋使命。“孔子之德”包含三层含义,即“君德”“隐德”“前知之德”,合而言之,就是郑玄所理解的“孔子之中庸”。依据《中庸注》的理解,“孔子之德”主要凸显于《中庸》末章,但在全篇的文本中也存在前后对照的关系。     

论《中庸》──兼析朱熹“中庸”说之谬

《中庸》是儒家经典中至为重要的著作，它虽不是孔子亲手所作，是孔子身后由孔子之孙子思写成，但是却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就其所反映的孔子思想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而言，意义和影响甚至不亚于《论语》。这一点古人早有认识。汉人把《中庸》编入《小戴礼记》第31篇，自汉代起，不断地有人为它作注解，到清代朱彝等作《经义考》时为止，已有《中庸》单篇注解150余种。唐人韩愈、李翱视《中庸》（还有《大学》）为与《论语》、《孟子》同样重要的经典。北宋程领、程项更表章《中庸》、《大学》与《论语》、《孟子》并行。至南宋末惠，著《四书集…     

子思与《易》关系新证

子思与《易》有关。对易学"卜筮"知识、《周易》古经和《易传》,子思都学习而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子思作《易》,其著作即帛书《衷》篇。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中道"思想传承中,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故一方面从形而上层面阐发"中道",而作《中庸》;另一方面在孔子所开创的经学易学上,凸显孔子所"观"、所新诠的易学"中道",专门辑录孔子有关"中道"的论述,而作《衷》篇。子思在先秦儒家易学传承中应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