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刑事责任的根据

医疗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也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因此,在诊疗护理活动中医疗过失难免会发生.因此,对于医疗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不宜过于宽泛.结合1997年刑法的规定及刑法基本理论,阐述了认定医疗刑事责任的根据,限定了医疗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医疗过失的认定——基于医学和法学的双重考量

如何认定医疗过失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由此从医学和法学的双重角度探讨如何妥当合理地认定医疗过失,指出在过失认定客观化的前提下以临床诊疗规范作为医疗过失认定的基本依据.由于医疗行业的专业性,法律推定技术在医疗过失认定中的应用具有局限性.     

浅析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法律责任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行为较为普遍。根据其情节轻重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相应的民事责任。伴随着一系列规定的出台,我国目前在该领域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得以解决。在梳理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现阶段仍然存在的一些残留问题作出分析。     

浅析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法律责任

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行为较为普遍.根据其情节轻重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相应的民事责任.伴随着一系列规定的出台,我国目前在该领域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得以解决.在梳理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现阶段仍然存在的一些残留问题作出分析.     

二元模式下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空间与局限

触罪未成年人是指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司法管辖的未成年人。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对越轨未成年人的行为规制体系具有刑事司法与行政二元规制的特点,修法进一步加强了二元模式的构建。《刑法修正案(十一)》限定性地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将触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管辖的核准追诉权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明确了触罪行为的定义,填补了修法前对触罪行为在立法规制上的不足,但新设的专门矫治教育仍延续行政干预的模式,未能实现司法化。修法后发生的案例使人们再次反思对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整体制度设计问题。独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缺失,使得刑事责任年龄成为刑事司法管辖的分水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后,一旦有更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发生,人们仍会不停追问刑事司法制度的效能。对修法前后立法样态、司法困境与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反思,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构建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体系,力求实现公平与效率、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防卫的统一。     

医疗过失行为的思维根源

思维活动始终影响着临床医生的诊疗行为并贯穿于整个诊疗过程。正确良好的思维方式能使疾病获得及时正确诊断与治疗,而错误不当的思维方式则会导致疾病诊断的贻误及治疗的错误,是临床医生发生医疗过失行为的重要原因。分析临床医生不当思维方式的表现及产生原因,有助于减少医疗过失的发生,并有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     

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向何处去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在医疗损害民事纠纷领域,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失去了实体法基础,应当废除;在追究医疗行为行政及刑事责任领域,医疗事故鉴定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且应当对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建议成立“医疗鉴定”专门机构,将“医疗鉴定”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鉴定类别,将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医疗鉴定的一个子项目;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应当由临床医学专家、法医与法律专家共同组成;鉴定结论由鉴定专家以个人名义做出,从而为追究违法医疗行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提供科学依据.     

医疗过失行为的思维根源

思维活动始终影响着临床医生的诊疗行为并贯穿于整个诊疗过程.正确良好的思维方式能使疾病获得及时正确诊断与治疗,而错误不当的思维方式则会导致疾病诊断的贻误及治疗的错误,是临床医生发生医疗过失行为的重要原因.分析临床医生不当思维方式的表现及产生原因,有助于减少医疗过失的发生,并有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     

高空抛物刑事责任的类型化界定

面对屡禁不止的高空抛物现象,刑法应当及时跟进。相关司法意见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的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的需求,但在认定高空抛物案件的刑事责任时仍须进行类型化判断。通常而言,日常生活中高空抛物侵害的法益并非完全相同,未必都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司法实践应当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基于类型化的分析,应当拓展有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犯罪的适用,并善于用竞合论妥当评价高空抛物行为的刑事责任。明确纵容者、房屋出租者、物业怠于履行防范义务等相关主体的刑事责任边界,形成系统的认定高空抛物的归责体系。     

要讲犯罪构成

什么是犯罪构成?我们知道,犯罪总是具体人(自然人)施行的具体行为。要正确认定犯罪,就要认真分析行为人的行为,看其是否具备刑法规定的成立某种犯罪所要求的基本要件(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只有具备这些基本要件,犯罪才能成立,行为人才负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就无罪,也就无需负刑事责任。过去,在习惯上把这些能使犯罪成立的     

法制环境下的现代医学--一个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法制社会强调医疗行为的合法性.强调现代医学的法制环境主要目的是规范医疗行为,合法行医,和谐医患关系和防止医学科学技术的异化造成伦理和社会危机.法制医学对医务人员的责任要求包括:强制责任(救治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诉讼的举证责任和医疗免责条件.     

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反思

网络谣言本质在于其信息内容是未经证实的似是而非而绝不是虚假。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别是恶意的网络诽谤等相关行为,客观上给公民个人、社会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具有刑罚的当罚性。我国的现有刑事立法客观上存在治理网络谣言的漏洞,而司法机关在应对网络谣言过程中,对刑法进行了补漏性的创设性司法解释,破坏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这种状况暴露了当前对网络谣言零容忍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网络谣言正作用的视而不见,并进一步导致盲目动用刑法手段治理网络谣言的错位并进而产生刑法的结构性危机。实际上,在所谓的"不当"行使言论的自由与犯罪之间应当留下合理的缓冲空间,使得某些即使是"不当"行使自由的行为也不用面对承受刑事责任的危险。     

论医疗技术过失的判断标准及原则——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

由于医疗技术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无法应对医疗技术过失的判断,实践中存在过度依赖医疗技术鉴定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列明了医疗技术过失判断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一方面,部分缓解了对医疗技术鉴定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封闭了医疗技术过失判断因素的可能性。美国法中的最佳判断法则、尊重少数学派法则、判断风险法则和医疗成本与防御性法则,或可为我国医疗技术过失的判断标准提供一定的借鉴。     

驾驶行为对驾驶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探索驾驶行为对驾驶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驾驶行为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220名驾驶员进行测试。结果发现,驾驶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过失型和故意型驾驶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过失型驾驶行为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过失型驾驶行为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     

瑞典医疗无过失补偿制度介评及启示

瑞典医疗无过失补偿制度是独立于医务人员过失的惩戒系统,这种"不究责"的责任形态具有解除医师后顾之忧和维护患者安全之功效。在分析了该制度所具有的社会保险属性、与诉讼制度并存、改善医患关系和提升患者安全等特点之后,提出此项制度对我国医疗资讯透明化、建立我国医疗损害救济制度和非讼化解决医疗纠纷三方面的启示,以期有利于我国从源头去除"可能"产生医疗伤害的医疗错误,并适当保障医患双方权益,缓和紧张的医患关系。     

英国侵权法视野下中国医疗过失的流变与展望

医疗过失是判断医疗损害的重要构成要件,所以对其研究意义重大。而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司法实践中医师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已然成为认定医疗过失的重要标准。通过英国侵权法中医疗过失与注意义务的演进规律,结合我国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到《侵权责任法》医疗过失的立法流变过程,展望我国司法实践中医疗过失的特点和趋势:法院会加强对医疗技术鉴定意见进行个案的充分质证与审查;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区别适用判决或调解结案;法律必将加速"家父主义"向"患者中心主义"的转变。     

美国医疗过失诉讼对健康保险的影响研究

美国医疗过失诉讼对健康保险的影响是近20年来美国医疗法律领域和健康保险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它增加了美国健康保险的成本、减少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并对美国的医疗服务质量与医疗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医疗过失诉讼已从多个层面影响到美国健康保险的正常发展.     

道德责任判断的三重根据

道德责任判断的直接目的在于找出可称赞或谴责的原因,对行为者做出合理、公正的道德判断,使其承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从而减少和消除不公,融洽社会关系,引导行为主体朝向更崇高的目标.道德责任判定涉及行为者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后果和价值标准等方面.实际后果是道德责任判断的现实根据;因果关系是道德责任判断的逻辑根据;社会历史理性是道德责任判断的最终价值根据.     

由产科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案例谈医疗过失的判定

医疗纠纷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已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产科急症多,妊娠分娩过程的复杂易变,加之家属对产妇的安全分娩及胎儿的安全出生期望值极高等原因,目前产科医疗纠纷占各级医疗机构医疗纠纷的首位.通过产科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案例的介绍,使产科医师了解医疗过失行为的判定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的相关度,从而在临床思维和医疗行为方面得到启示,工作中严格履行注意义务,最大限度地降低产科医疗纠纷的发生率.     

医生救急行善的“非法”困境与法学思考

医生在公共场所对患者突发伤病所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规的特别规定,其行为不属于非法行医,亦不构成医疗事故;即使其行为被误认为是“非法行医”或“医疗事故”,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根据紧急避险的法律原则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医生的救急善行,是医生实施的基于人道的救死扶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