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及其合理性

寻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合理的理论方式必须立足于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 :实践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范畴 ;理论思维只是实践的一种方式 ,并不能获得一个外在于实践的“阿基米德点”。因而 ,实践哲学的理论活动便只能是对生活世界内某些成为“问题”的有限方面进行批判。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蕴涵着一种新的真理观 ,即批判的真理。这种真理源于生活世界存在的事实性 ,并作为理论哲学真理符合论的超越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

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典型代表的罗尔斯的正义论 ,自其在 2 0世纪 70年代提出后就遭到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的尖锐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十大错误 ,包括脱离社会生产来抽象谈论分配正义、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加批判地假定了社会阶级存在的永恒性 ,等等 ,同时 ,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也存在内在矛盾 ,是乌托邦主义的。本文即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的一个批判性考察     

论康德对真理概念的判断力奠基

康德的真理理论既不是符合论,也不是融贯论,而是对真理的奠基。他把真理的现实性根据奠定在判断力的基础之上。由于判断力被区分为规定性的判断力与反思性的判断力,因此他对真理的奠基也就是双重的。前者使真理得以现实地产生出来,并在现象界呈现为经验性的真理;后者则为这种经验性的真理增添了一种情感的基础。由此,康德的奠基就使得真理成为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关于现象的真理。这种奠基虽然大大缩小了真理的地盘,却使得人们对真理的探索因远离幻相而变得更加稳健。     

存在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评《辩证理性批判》

一、萨特尔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至少是我们时代所不可超越的真理。他说:哲学有三个“阶段”,“即笛卡儿和洛克的阶段,康德和黑格尔的阶段,最后是马克思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先后成为培育各种思想的沃土和发展各种文化的基点。在它们所体现的历史阶段尚未被超越之前,它们是不可能被超越的。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无非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某个思想的‘借尸还魂’。一种自     

当前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当代中国价值论的兴起,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密切联系着的,最初也只是在认识论框架内展开的。但价值论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认识论框架的局限性就表现了出来,因而冲破认识论框架、确定价值论研究在哲学中的合理地位,就成了一种内在要求。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全面进入中国,其中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高扬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批判,也对我国价值论研究冲破认识论框架形成了重要影响。确实,我们多年来所理解所讲授的认识论,基本上是沿着西方近代形成的知性认识和认知中…     

恩格斯早期宗教批判的理性化与人本向度

恩格斯早期对基督教的批判,如对反理性、反人道的狭隘救赎观和圣经无误论等教条的批判,具有理性化和人性化的特点。他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提升了宗教的价值蕴含,促使宗教形成符合理性、符合人性的自觉。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含义下的宗教自由,是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宗教自由。通过对恩格斯早期的基督教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起始阶段的考察,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过程,把握其宗教批判的路径和目的。     

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迷失与回应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 ,并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思潮。然而 ,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哲学人道主义却遭到了西方“反人本主义者”的尖锐批判 ,阿尔都塞甚至提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著名论断。而马克思本人对人本主义的批判则更为彻底 ,更为深刻。     

中国当代幸福论检视

中国当代幸福论的形成和完善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中国当代幸福论有四种基本形态,即集体幸福论、和谐幸福论、德性幸福论和人民幸福论,其中人民幸福论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幸福论的主流形态,并正在从理论转变为实践,其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幸福的理想亦正在变为现实。源自时代精神和实践需要的中国当代幸福论,还需要通过不断深化的理论创新,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全体人民幸福中的幸福差异、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法律最高权威的确立、增强社会成员个人的幸福感、共产主义理想的图景、世界大同的制度安排与实现路径等问题,是中国当代幸福论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早期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中心

学界习惯上把早期阿尔都塞的学说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总体而言是斯宾诺莎主义的,这一点在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重要。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断裂性理解源于斯宾诺莎知识论对知识种类的划分,马克思的反经验主义源于斯宾诺莎唯名论对观念与对象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对主体概念的拒斥是斯宾诺莎反目的论的理论结果。晚期阿尔都塞对其早期的斯宾诺莎主义展开过深刻的自我批评,但他并未因此放弃斯宾诺莎主义。阿尔都塞绕道斯宾诺莎来解释马克思,开启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政治理论的斯宾诺莎复兴思潮,因此对当代西方左翼的研究就有必要厘清阿尔都塞理论尤其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斯宾诺莎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1930-40年代对“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为例

1932年"巴黎手稿"的公开出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基于该文献,国际学界就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相关议题的持续探讨,实际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可或缺的脉络。本文梳理该文献公开发表后第一时间段(即1930-40年代),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即马尔库塞的"基础论"、卢卡奇的"结合论"和科尔施的"阶段论")的代表性解读,以期说明:他们不仅是西方学界第一批解读"巴黎手稿"的学者,而且率先开启了对"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之先河,使蔚为壮观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流派。更为重要的是,该流派虽然的确强调"巴黎手稿"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绝非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即武断地力图以马克思早期思想来取代其晚期思想;相反,他们都借助《资本论》来展开相关研究。因此,在他们这里,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结合或统一在一起的。不理解这种总体论,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他们的具体判断。     

当代反实在论的语义分析走向

随着"语言学转向"的不断深入展开及其所产生的强烈效应,语义分析成为当代反实在论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从而也将语义分析方法从句法理论的边缘地位转变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核心角色.     

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

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庠夫自进入“分析的时代”以来,逻辑经验主义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的先锋,着手研究科学实践和理论中所碰到的一些难题。这些研究导致了科学哲学领域的争论迭起。６０年代,出现了“后实证主义”哲学,要求用“历史”的拐杖引导科学哲学。之后,又出现科学实在论的“新的争论”。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关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事物自身本质之间关系的学说。一方面,这个学说主张事物自身本质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主张成熟的科学理论近似为真,新近的理论比以往的理论更接近真理。这就是说,理论描绘了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真理就是理论与事物自身本质的符合。这种确立指称的方法和对应规则,引起了近１０年来西方科学哲学家激烈的争论,以劳丹、范·弗拉森为代表的反实在论坚持以人为中心批判实在论的观点。劳丹认为,实在论的真理论是以科学的成功为基础的,然而,在历史上,成功的理论不一定真、真的理论也不一定成功。范·弗拉森则认为,观察、语言、实验、真理都是与理论休戚相关的,都是建构性的,所以,科学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得“经验的适当性”;两个等价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具有共同的本体论承诺,真理、实体等往往只存在于理论内部。近年来,由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不断交锋,     

基础融贯论:哈克、戴维森和蒯因

<正>"基础融贯论"是苏珊·哈克在批判基础论和融贯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认知辩护理论。此前,戴维森在为真理和知识的温和的融贯论辩护时,实际上已在模糊地主张基础融贯论;而蒯因的整     

想象的真理--论想象与真理的关系

无论再现论还是表现论的文艺观念,都肯定文艺活动的想象性质,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文艺活动的区别特征。而这也同时产生了论证想象活动的真理性的要求,只不过在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和符合论真理观念的限制下,对想象理解还包含着许多内在的困难。本文试图说明这些困难,并指出由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哲学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     

普兰丁格的矛盾——普兰丁格的宗教排他论与有保证的基督教信念

该文针对美国当代宗教哲学家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有保证的基督教信念”①的宗教真理认识论,指出,按照普兰丁格的排他论的宗教真理认识论,并不能保证基督教信念在面对其他宗教信念时具有优越性,因为其他宗教也可以宣称它们符合普兰丁格的宗教真理标准,从而它们的信念为真。因此普兰丁格的认识论是自相矛盾的、失效的。相比之下,普兰丁格的老师阿尔斯顿(William Alston)的实践的和生存论的宗教真理进路更为可取。     

当代西方宗教语言研究方法论分析(上)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宗教语言研究热潮,综观当代西方宗教语言研究的现状,尽管研究者在理论立场和学术观点上尚存较大分歧,但也表现出一种相同的学术旨趣,即注重方法论的反思与构建.笔者认为,这种旨趣无论是对于我们寻求合理的哲学方法去解开宗教语言之谜,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哲学研究来说,都有其值得借鉴的意义.当代西方宗教语言研究方法经历了语义分析、功能分析、生存论分析以及生存论-本体论分析的嬗变过程,这四种分析方法主要以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为方法论基础,是把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出现的语言哲学运用于宗教语言研究的逻辑产物.     

当代西方左翼批判哲学的理论困境

与西方经典左翼哲学不同,当代西方左翼哲学的批判对象不再只是资本、技术和权力统治下的现代性秩序,而是指向诸如理性、自由、人道和进步等现代性的启蒙观念,由此导致它自身深陷批判疑难和辩护疑难的双重困境。为此,当代西方左翼哲学或者将批判作为唯一的辩护原则,穷尽几乎一切理论资源对现代性的抽象统治展开无休止的批判,以致沦为一种为批判而批判的理论技艺;或者用"圣经学"的救赎观念置换启蒙的进步观念,以实现对历史的未来、希望和理想乃至历史本身的神正论证明,如此一来又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丧失任何实质性批判的辩护修辞。就此而言,以批判性为基本标识的当代西方左翼哲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理论高度。     

探寻理论化的德性伦理思想的复兴之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在德性伦理思想的复兴中,主张理论化的德性伦理思想与早期反理论化的伦理思想有着重要的区别。努斯鲍姆、斯洛特、赫斯特豪斯等人认为,自近代以来,德性的失落与现代道德哲学中理性没有真正地充分发挥其本来作用有关。他们就此批判功利主义,力主伦理理论化的思想,开创了理论化的德性伦理思想的复兴之路。     

当代儒家伦理研究的方法论省思

整体而言,儒家伦理自成系统,非任何一种西方伦理学理论所能够范围。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西方伦理学理论进入当代儒家伦理研究领域必然地是不合法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后果论、义务论、德性论三种伦理学进路下的儒家伦理阐释各有所当,亦各有所偏。相对而言,儒家伦理与德性论在理论旨趣上表现出更为深刻的契合性。有鉴于此,当代学者做儒家伦理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必要保持自觉的反省意识,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意义和限度应有足够的警醒,从而得以在两种不同的伦理学传统的哲学会通中把握一种恰当的分寸感。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真理”观念

中国古代思想中既有"真理"概念,也有关于"真理"的理论。本土汉语中的"真理"一词,主要是指真正的道理与最高的意义,与之相近的概念是"道"。汉语佛教中的"真理"概念及真理理论,主要是一种价值论。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真理"概念与真理理论,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在中西古今哲学比较的广阔思想视野中考察中西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观念,对于发展当代汉语哲学,可提供极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与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