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罗尔斯、辛格、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中心

全球贫困是全球正义的核心议题。全球正义理论内部有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立场,国家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主张有限人道主义援助。世界主义理论内部又有两种不同主张:(1)道德世界主义者辛格倡导无限人道主义援助;(2)政治世界主义者博格主张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秉持综合主义全球正义立场,将全球正义与杨的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扩展为全球社会正义理论,推动其从分配范式走向关系范式,主张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秩序重构融合互补,寻求一种以正义为基础,去"宰制和压迫"的伦理型国际关系,力图为全球贫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马克思视野中的“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有着久远的学术传统。马克思对世界主义的关注，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开始的。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伪善的世界主义，马克思给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时阐明了自己的世界主义立场。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世界主义，而反对的是虚假的世界主义；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民族主义，而反对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世界主义有多重面相：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的世界主义，用于价值批判的世界主义，用于现代社会描述、考察的世界主义，用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理论阐发的世界主义。马克思考察世界主义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坚守的立场是人民主体，秉持的思维方式是“具体的普遍”,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矛盾分析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坚守世界主义的文明价值，建构新的世界主义，重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对人道主义的崇拜

本文是他的《人的人性》(《The Humanityof Man》)一书的第一章。该章共分五节。在第一节里,作者对人道主义下了如下的定义:“人道主义是由自然人和他的超越的可能性所构成的一种二重性,”“人道主义…是把人加以理想化的一种行为准则、文化运动或教育纲领,”“人道主义把人看作值得赞美的对象”等等。作者避而不谈人道主义所“理想化”了的人究竟有怎样的阶级属性。培里不是把人理想化了,而是把人抽象化了,抽象为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超阶级的虚构。这样就掩盖了人道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思潮的阶级实质。在这一节里,作者又说,“当代的人道主义……在颇大程度上是作为对其他某些思想的抗议而发展起来的。”作者所列举的几种思想之一是:“共产主义的泛滥促进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就一语暴露了人道主义的反动本质:所谓当代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反对无神论、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共主义。同时培里又特别抬出了“自由”的幌子作为反共主义的“武器”。他说什么“人的什么东西被认为是值得赞美的?……人所特有的尊严乃在于他的鉴识自由的能力。”在第二节里,作者鉴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威望,极力强调人道主义与自然科学、与科学的决定论相一致,以避免人道主义因反对自然科学而被削弱。作者又说,“我们……生活在变化、行动、暴力和混乱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设计一种全人类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敌对的信仰被允许在和平竞赛中。……证明自己是真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想通过所谓“全人类的”“和平竞赛”来达到反对共产主义、巩固帝国主义制度的目的。在第兰节中,作者论到人道主义与技术的关系。他说“反对或低估技术,会使人道主义注定成为废物。”他吹嘘人道主义“就像它适合于原始动力的时代那样,它也适合于核子能的时代。”在第四节中,作者谈到人道主义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只要不把道德同禁欲主义等同起来,“把道德设想为对欲望加以组织以去掉冲突而代之以合作”,把道德理解为“不反对欲望本身而只是反对欲望的放纵”,那么“人道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对立就不再有任何根据了。”总之,作者极力要把人道主义与道德说成一致来为人道主义吹嘘和辩护。在本文的最后一节里,作者谈到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与“功利主义”、“快乐主义”以及与宗教等的关系。     

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与全球正义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所提出的国际正义学说近来已经受到一些世界主义正义观的倡导者的严厉批评.借助于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可以表明这些批评者对罗尔斯的批评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令人误解的,罗尔斯不仅对基本人权的实现持有一个普遍主义的承诺,而且其国际正义理论因为充分认识到了合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与分配正义的本质而在理论上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中国思想与对话普遍主义

本文选择了试图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构政治理论的两种典型模式即哈贝马斯的“对话普遍主义”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此揭示中国和欧洲思想进路在理解全球化政治上的异同以及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推进,并且指出,如果中国和欧洲的思想能够就当下的共同问题进行深入的对话,则非常可能为政治理论问题找到某些共同的基础。     

法共刊物《新评论》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大肆鼓吹“人道主义”,他们把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和“人道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说什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苏联共产党纲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完全的人道主义”(加罗迪),有的人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人的哲学”(沙夫)。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谈得越多,也就越左右支绌,他们内部的意见越来越分歧混乱。今年法共刊物《新评论》上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暴露了这种情况。正如M·西蒙所说,许多参加讨论的人虽然用的是同样的词句,引证的是同一文献,所参加的是同一运动,而说的却不是共同语言,实际上也没有站在共同立场上。这场论争是由阿尔杜赛尔所引起的。阿尔杜赛尔在意共刊物《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这是他准备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论文集中的一篇)。《新评论》杂志于今年三月号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发表了J·桑普伦和F·戈昂的文章,在四月号上又发表了M·西蒙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论争。阿尔杜赛尔的主要论点是: 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词中的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是严重地不相称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则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非科学的)概念。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以“人的哲学”为基础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时期,这又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由自由派的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第二个是由费尔巴哈的“共性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但是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就与“人的哲学”彻底决裂,批判了任何哲学上的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把人道主义规定为“意识形态”。三、从严格的理论观点来看,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里面,可以看出关于人的世界本身及其实际变革的(肯定的)认识所必须的(否定的)绝对可能性的条件,只有在把哲学上(理论上)关于人的神话化为灰烬的绝对条件下,才能认识与人有关的某些事情。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并不取消任何人道主义的历史“存在”,并且承认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必然性。四、十年以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只在一种“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形式下存在,现在则有了两种形式:一种是“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如中国等)的“人道主义”形式;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亡的国家(苏联)的“人道主义”形式。它们是适应于两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的两种形式。“阶级的人道主义”必将发展到“个人的人道主义”。阿尔杜赛尔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时期,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滥川”、“非人道的东西”——恐怖、镇压、教条主义等联系起来。现在苏联虽然已经进人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时期,本来应当直接从新的意识形态上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但是苏联的哲学家们却纠缠在“人的哲学”的那些概念上,求助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那些概念(如“异化”概念)。他认为这是过去的“理论条件”(包括“斯大村主义”时期的教条主义)的遗产所造成的。他认为现在应当以严格的科学概念去阐明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策略意义。桑普伦的文章根本反对阿尔杜赛尔的意见,逐条予以驳斥。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时期进行了更恶毒的攻击而为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辩护。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1843年以后就一直贯彻着“现实的人道主义”。戈昂的文章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的总体中去把握社会主义。他对“个人迷信”时期的具体分析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反对把这个时期的一切全盘否定,他肯定了那个时期的促使人类进步的方面,并认为当时的消极现象有它的经济基础上的原因,他反对有一种本来就有,后来丧失而终于被“恢复”的人性。西蒙的文章,大量地引经据典,论证了阿尔杜赛尔所提出的各个问题,他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上的“人道主义”,但又认为“人道主义”所表示的某种事实对于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实践的共产主义都是主要的东西。这几篇文章翻译时都作了删节,西蒙的文章只译出了两个片段。     

人权哲学、世界主义与普遍主义——“西方政治哲学”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西南大学主办的“西方政治哲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0月15—16日在西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西南大学等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8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西方政治哲学”这一主题下，与会代表围绕“人权”、“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等议题，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两个层面展开了气氛热烈、内容丰富的研讨。     

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贡献

本文原载美国《科学与社会》今年春季号。这里译出的是该文全文(原文有许多脚注,有的略去未译,有的则作了删节或合并)。作者在本文中对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东欧新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解释作了批评,但他自己的观点也同样是荒谬的。他认为人道主义思想有其久远的历史传统,他从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一直讲到当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着重介绍了从亚里斯多德、经过托马斯·阿奎那和约翰·穆勒到杜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作者说,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的最高幸福在于纯瞑想的生活”,而奴隶、工匠和劳动者生来就是“从事于力役”的。他说,托马斯·阿奎那修改了亚里斯多德的伦理标准,认为“混合的生活”比亚里斯多德的纯瞑想的生活更为完善。作者认为,由于阿奎那“修正了圣·奥古斯丁主义”,“重新肯定了自然的价值”,而成为西方中世纪封建时期人道主义的主要使徒之一。作者认为穆勒发展了人道主义传统中的博爱主义思想,而杜威的人道主义则“发展了穆勒哲学中的社会含义”。他说,杜威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十分接近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可是,用作者的话来说,杜威认为,“成长的过程就是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自我和社会的改建的过程,就是有秩序的改变而不是暴力,是积累而不是破坏,…最终的目的既不是理想的完人,也不是理想的无阶级的人,而成长本身才是唯一的道德目的”。作者在本文中还用了不少篇幅谈到马克恩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著作下仅有意歪曲,而且加以恶毒的攻击和污蔑。接着作者谈到并表示不同意弗劳姆在《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一书中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些看法。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谈到萨特尔和沙夫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最后,作者列举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对传统人道主义的五项贡献。     

重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读郁建兴新著《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迁,其带来的国家问题,诸如“国家终结”、“国家销蚀”、“国家强化”、“世界主义”、“全球治理”等等,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如何积极参与上述问题的争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现代的印度人道主义

Ⅰ.现代印度人道主义思想的来源: 第一、奥义书的吠檀多主义、《薄伽梵歌》和佛教的实证主义,以及承认现实世界存在的理论的复兴。在这些古典哲学理论中,有几个概念是现代印度人道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a)人的概念。按照吠檀多主义(不二唯心论或绝对唯心论),人的概念是由承认一个精神的“绝对”或一个人格化的神的遍在而构成的。人是重要的,但他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他是神的不可分的一部分,是无限的精神意识的一种体现,或者说,是超验的宇宙真理的一个形式。其次,按《薄伽梵歌》的深有启发意义的理论,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改造;一个人既是他自己的朋友,又是他自己的敌人。佛教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