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和"伦理

儒家伦理重视和谐,有着丰富的“和”资源。它的“和”有三层含义:作为道德品质的“和”、作为道德本体的“中和”、作为世界本体的“太和”。儒家“和”的世界图景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太和”景象。儒家实现“和”的手段主要是“礼”,其具体要求是“明分”、“安分”、“尽伦尽责”、“中节”等。儒家的“和”伦理的这些资源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有积极意义。     

纯真篇义证(下)

三 “一1和“究竟”本篇所表示最重要的意思,是“一”和“究竟”。在事实上,“一”和“究竟”可以说是分不开的。惟其是“一”,故能是“究竟”。也惟其是“究竟”,方能是“一”。但在理论上,为了说得更明白,却又不能不把它们分开说。大约所谓“一”,是对“二”或“多”说的,此观下文所谓“无一与之     

孔子“贵和”思想浅议

“和”之历史,源远流长。循其本源,“和”源自“觫”,初文指古代一种和声乐器,后引申为调和、应和之义。随时代之发展,“和”由音乐之适度相和渐而被提升至伦理及哲学高度,孔子正是继承了西周以来“和”之含义,提出“贵和”思想。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和”之渊源,探索“和”含义之流变,揭示孔子以“仁”、“礼”致“和”的“和为贵”思想,发掘其宝贵益义。     

曾国藩论“熟”

“熟”,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富意 蕴的概念。曾国藩的“熟”辨,也别具一格。曾国藩论“熟”,取“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和“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为“熟”之路向;讲“熟仁有恒”和“熟仁有悔”,确立“熟”中应有的“几 ”因素;窥“熟中有志性”和“熟在有通性”,引“熟”走向种审美意境和自由境地。曾国 藩的“熟”之境界中包蕴种深刻的成熟意识,在成人成文成万事之中。同样,在讨论“熟” 中,使儒道(庄子)在各自的熟境理念中引向种共同旨趣。     

从东西文化、学术、思想看“易学”的意义和特色

“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中心。“宇宙观”、“人生观”、“目的论”和“价值论”都可以从“知识论”的基础上去推衍,也可以划归到宗教和科学的范畴。但没有“知识论”,便没有西方哲学(“爱智”)。现代西方哲学可以说是由“知识论”发展到“分析哲学”、“科学论”、“语言分析”,因而引发“人生哲学”、“宗教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反应。本文探讨易学在这方面的意义。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伦理与道德之间－以“道理”说文为视角

“道”、“理”二字使道理、道德和伦理三个不同的基本范畴的关系变得耐人寻味,“道”与“理”合一相成即“道理”,道理和道德以“道”为“同源”,道理和伦理以“理”为“同源”,道德和伦理分有“道理”的“养分”,二者“同源共生异长”,长成各自独特的内涵,成为伦理学中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     

安和乐利——企业最高指导原则

企业伦理是伦理中重要的一环,企业伦理可以分成4个层次,分别为“利”、“乐”、“和”。“安”。如果依据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正是安、和、乐、利。 “利”是利润。一般人喜欢说:“企业不是慈善事业,乃是营利事业”,便是站在企业伦理的“利润”层次,亦即“企业的经济责任”来立论的。 “利”有“正利”也有“邪利”。能“安”的利,叫做“正利”;“不安”的利,便是“邪利”企业应该赚取能“安”的利,不要贪图“不安”的利。     

“是”、“是者”、“此是”与“真”──理解海德格尔

在西方哲学中,“是”（Sein,being）与“真”（Wahrheit,truth）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自巴门尼德以来,历代哲学家,特别是大哲学家,包括亚里土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都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我们对“Sein”和“being”的翻译多种多样,主要有“存在”、“在”、“有”、“是”,等等,其中尤其绝对以“存在”和“在”为多。我认为,以“存在”（“在”和“存在”区别不大）来翻译和理解“Sein”和“being”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十分严重,因为它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西方人所探讨的形而上学…     

“是”的逻辑研究

一般来说,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把句子首先分为简单句和复合句。所谓简单句,指具有“S是P”这样结构的句子,譬如“这是一本书”,“玖瑰花是红色的”,“鲁迅是周海婴的父亲”,“人是动物”。在印欧语系拼音文字中尤其是这样。从语法的角度,可以说“S是P”是一个主—系—表结构,“S”是主语,“是”是系动词,“P”是表语,“是”把S和P联系起来;也可以说,“S”是主语,“是P”是谓语,其中“是”是助动词,和P联系在一起表述S。从逻辑的角度,可以说“S是P”是一个原子命题形式,“S”是主项,“是”是联项,“P”是谓项.“是”     

“事之空性”——和辻哲郎对海德格尔的超越

和辻哲郎关于“事”的哲学思考,既有西田几多郎思想的影响,亦有以西田思想为媒介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批判性接受过程。具言之,和辻关于“物-事”关系的思考,起初只有作为“事”之“事”性的“行”,即只有“事”的一极。在受到海德格尔用具理论影响后,和辻尝试恢复之前被“事”所压抑的“物”,创造出“物”与“事”的两极构造。最后,“空”作为一切现实性的主体性根源,通过否定的辩证运动使“主体”再生,“物-事”的两极构造被转化为“物-事-者”的三极构造。总之,和辻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打破了实体性的自我同一的“物”的基始性,确立了“事”之“空”性,构建了有别于海德格尔“此在”伦理的关系伦理。     

“述而不作”之于孔子——一个阐释学角度的解读

“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对待精神遗产的基本观点 ,涉及到“礼”和“道”、历史与哲学两个层面。孔子非常重视“述” ,但实质上并没将“述”和“作”视为冲突。尽管他认为“道”已经给定 ,但仍强调主体的积极介入。从《论语》中的阐述来看 ,“述而不作” ,其重心已转为“述”中之“作” ,每个人的“作” ,人的鲜活存在构成了“历史”、“真理”鲜活的存在。在纳入性的理解和发散性的阐释中 ,孔子更为赞赏后者。“述而不作”导致“我注六经” ,而“我注六经”的实质却多有“六经注我”。“托古改制”的方式在中国历史各个阶段、各个方面频仍使用 ,阻力较小 ,其渊源可追溯到孔子这种“述而不作”的论述与实质     

谈汉语双音节词的部分同素词

现代汉语中有大量双音节词。这些双音节词有的语素完全不同,如“健壮”和“衰弱”;“美丽”和“漂亮”。有的语素完全相同,其中语素相同词序又相同的较少,如“杜鹃”(指花)和“杜鹃”(指鸟);“新生”(新的学生)和“新生”(新的生命)。较多的是语素相同而词序相反,称为同素反序词。如“洗刷”和“刷洗”;“力气”和     

简论科学是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

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对生产力的“要素”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讨论。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主要是“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之争。七十年代末以后,由“要素论”之争进入到对“生产力系统”的探讨,这是对生产力概念研究的一个较大的进展。当前对生产力概念的研究,应该正确处理“要素论”和“系统论”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研究工作停留在“要素论”的水平,又不可用“系统论”否定“要素论”,而应该把“系统论”和“要素论”     

“和”──儒学的最高境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其起源甚早,《尚书》中即多次出现,如“协和万邦”、“神人以和”、“庶政惟和”等等,意为不同方面的和睦、和顺关系。春秋时期,“和”的应用更为广泛,从人际关系到五味调和,从万物生成到四时运行,无不引入“和”的概念,把不同事物的相济相成、和谐统一看成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为此,还借用了一个“中”手组成“中和”一词,意在对“和”的概念进行形象化的解释。所谓“中”,语出《尚书》,如“允执厥中”、“建中于民”、“各设中于乃心”,等等,意思是处事公平、公正;处事公正则人心自和…     

和好是上帝的美好旨意

从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的“和”,涵盖着一切“和好”、“和睦”、“和谐”、“和平”、“和好”、“和睦”、“和谐”等词在《圣经·新约》希腊原文皆为近义词。当前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平安世界的理想和目标,是符合圣经教训,更是符合上帝对人世间美好旨意,符合上帝之本性的。     

《诗经》"德"范畴的形上义蕴

《诗经》“德”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确立了“德”作为一个哲学和伦理范畴所特有的形上义蕴,开启了一条从形上王国通向现实人生的道路。“柔”、“惠”、“直”、“恭”、“温”、“善”等诸多道德规范和道德条目的内涵开始向“德”渗透,德性思想和意识逐渐生成。“德音”、“德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则为“德”范畴在哲学和伦理向度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及辰:《存在主义乎?抑实存主义乎?》

“Existentialismus”,有译“生存主义”,有译“存在主义”,朱谦之先生和我则援日译而用“实存主义”,近年来大量使用的则是“存在主义”。“存在”和“实存”本是译自“Sein”和“Existenz”。“Sein”一般译为“存在”或“有”,似乎已成定译;但“Existenz”则不是这个一般的客观物的存在而是主体人的存在,也不是一般人的存在而是正在生活的个人的现实存在,故以“实存”名之。实存是实存主义的中心问题,在实存主义者看来,实存是第一义的,而一般存在则是第二义的。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存在”和“实存”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从而也说明了我们应当用“实存”而不应当用“存在”的道理所在。近年来不适当地甚至可以说错误地使用“存在     

略论孔子“仁”“礼”“政”思想

本文用“仁”、“礼”、“政”概括孔子的伦理和政治思想。“仁”,“礼”、“政”的基本精神是以“贵和”为指导,通过“仁”以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以和谐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以和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一种熔伦理、宗法、政治为一炉的思想理论,对春秋末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起着缓和作用。“仁”、“礼”、“政”思想还以强大的感染力渗透到古代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养成了统治者因循守成和小生产者求稳怕乱的心理状态,并增强着统治者进行自我调节和政治调节的应变能力,延缓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孔子政治文明审视

孔子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以仁释礼”的“仁治”(人治)思想。孔子的“仁治”思想是对周人“礼治”思想批判、创新的产物。周人“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神治”到“礼治”的转化,但周人的“礼治”思想仍然处于“神治”思想的束缚之中。孔子的“仁治”思想冲破了“神治”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从“礼治”思想到“人治”思想的转化。孔子“仁治”思想所包含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内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形态,并为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