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建国以来的中国

我国机构改革内含着深刻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意蕴。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打造一个有为且有限的政府,其中有为指向国家能力建设,有限指向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配置。新中国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前30年里,交织着革命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张力,且革命逻辑占有压倒性的优势。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重返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改革化约为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落实为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承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以机构改革为载体,优化政治权力的内部配置,建设党政体制下的中国行政国家;厘清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建设中国监管国家;以央地关系的调整来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中国税收国家,这三者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维度。     

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提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临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任务。清晰的事权关系是合理配置政府间财力和划分支出责任的前置条件和现实依据,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用、实现政府层级治理和形成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实践过程和经验路径、分析新时代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取向的基础上,围绕层级制政府事权划分的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路径等重点环节,提出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控制与赋权:中国政府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

持续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推动中国政府不断调整其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增强的国家能力、社会组织合法性的积累、对社会合作伙伴的真实需求、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发展等因素,促使国家更多使用引导导向的控制策略,并全方位实施多种类型的赋权手段。发达地区的政府率先采取了控制与赋权并重的混合型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以培育具备高度专业竞争力同时政治上服从的社会组织。日益多维和复杂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反映出在发展目标、约束条件、可用手段和政社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本文运用了多个案例讨论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出现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揭示中国社会体制发展的当下逻辑和取向。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论财税体制与国民尊严的关系及其启示

财税体制与国民尊严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财税体制本身既是提升国民尊严的公共产品,也是保障优质公共产品供给,从而提升国民尊严总体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当下国民尊严总体状况实在堪忧,要完善国民尊严的现状,既要以财税体制优化作为主要目标和手段,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注意税制改革与财政改革的同步与协调,也要注意财税体制目的物——公共产品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提高公共产品的合意性水平。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政制转型与国家税收——1688-1815年的英国

"不纳税则无代表",将纳税与公民权联系起来,是西方特别是英国政治的基石之一.从1688至1815年,英国的政治改革与税制改革是平行的,最终完善了宪政体制下的税收体制.     

新加坡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比较分析

新加坡的比较价值在于它的治理方式与我国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治理体系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而且也走过了一条渐进式转型与改革之路,这种相似案例的比较在相关的案例设计和比较框架中最容易离析出量性差异或可操作性经验。两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相同之处表现在: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强国家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两国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建立责任型政府、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新加坡的改革更早也更为深入和成熟,其特点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国家与社会相平衡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正在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改革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变革的改革”: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限度

地方行政改革往往陷入"无变革的改革"困局,这一困局与现代国家建设路径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嵌入在政党中的特殊的国家建设,其特殊性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一系列替代。替代逻辑决定了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三个约束:国家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冲突中的价值约束;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悖论中的政治约束;公众参与还是公民协商选择中的结构约束。囿于这些约束性条件的地方行政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变革。     

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初探

新时代新挑战呼唤新思想,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强调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和社会建设方向。这些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推动,因而值得从学理上加以研究。     

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

通过对风险社会以及古典行政学相关理论的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本文认为风险社会所诱发的行政国家的适应性激变,对传统行政国家的三大基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风险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类型,风险国家在国家的角色职能、国家能力、制度范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都与传统行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各类风险的叠加效应,同时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和融入风险国家的双重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采用"1+1"的综合融入式建构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地应对不同风险的叠加挑战,并将风险治理有机地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先锋型政党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引领性、主导性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基础。在历史上,是先锋型政党缔造了现代国家,并且一直引领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基础上,先锋型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始终代表社会中最广大群体的整体发展利益。因此,只有先锋型政党能够将民主与治理有机结合,通过民主求治理,通过治理来发展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型政党,通过组织化驱动,在主体与资源两个方面克服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天不足,形成了一种党建现代国家的模式,通过党的建设来推进国家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引领体系、支持体系和控制体系"三位一体"的执政体系,使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全面协调发展。     

关注现代公共卫生的政策框架

2003年肆虐中华大地的"非典"疫情,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社会影响是,人们重新"发现"和"回归"似乎已经久违的公共卫生,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迫切需要公共卫生,公共卫生在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占据战略地位:公共卫生既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议程中最优先的议题,又首次真正形成"公共卫生"议题.更重要的是,SARS疫情迫使人们反思传统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医疗卫生制度的整体安排,重新思考政府在社会协调发展与公共卫生领域扮演角色、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机制关系,直接刺激推动传统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向现代公共卫生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转变,这种转变既成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推动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社会政策框架建构、社会福利制度创新和公共管理的最佳社会契机,意义重大非凡.     

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现代性、开放性和批判性

本文的目的在于纠正国内外学术界比较普遍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前现代"曲解。"现代国家对宗教的现实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与前现代的宗教国家不同,现代国家本质上是无神论国家,只有在现代无神论国家,宗教对国家的关系才具备其本来的、纯粹的和世俗的形式;第二,现代无神论国家废除宗教特权,使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解决了国家与宗教的矛盾,这种解决途径既有进步意义,又有历史局限;第三,资产阶级革命往往以暴力方式实现国家从宗教中的解放,但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认为,人从宗教中的解放以及宗教的消逝必须由社会发展来促成,而教育又必须在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开发区基础设施投资与招商引资--以H开发区和T开发区为例

在现行体制下,对于开发区而言,土地出让收入与委托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资额;土地出让金的减免、税收返还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决定着招商引资的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开发区热以及基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和失序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现行的财税体制和土地征用这两种"相对滞后"的制度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宏观调控不从制度建设着手,而是仅仅诉诸于货币、财政政策乃至行政手段,就很难摆脱治乱循环的顽疾.     

1997年以来英国工党政府社会保障改革述评

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来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就业政策、税收津贴政策、儿童福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旨在建设一个"积极的福利国家".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福利国家并没有解体,只是发生了结构性转型.在这种转型中,政府并没有推卸福利责任,只是改变了承担福利责任的形式.因此,在福利改革中,政府的福利责任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强化.     

当前我国社会困难群体伦理关系状况的调查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对以482名城市务工者为代表的社会困难群体进行的伦理关系状况的问卷调查表明:"公民"身份是其主要的伦理角色担当,也是其首选伦理角色期待;家庭伦理关系有从以血缘情感为主向"情理兼容"、以"理"为主的现代伦理关系转变的趋势,感情和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家庭伦理关系的完整与稳定;伦理关系的重点是"社会建构",难点是"认同感"和"归宿感"的建立;社会困难者对政府权力运作中的道德状况感到不满,民生道德是国家伦理关系建构的主流,"民生关注"成为国家伦理建设的重点.鉴于此,应将民生道德作为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或组织制订社会政策的指导原则;通过社会政策的杠杆,使"自上而下"的"民生道德关怀"落实为具体有效的政府行为,改善国家道德形象,同时使"自下而上"的民生道德建设成为提高中国社会质量的有效途径.     

论现代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中的建构功能

社会工作不仅是一种“助人自助”的科学门类 ,更是现代社会制度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型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条件下 ,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课题。重视社会制度的安排 ,重视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服务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应有之义。这里 ,现代社会工作的社会体制建构功能与社会服务建构功能则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现代社会制度组成部分的社会工作现代社会工作是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是现代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科学方法与社会制度。作为一门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