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的颠覆与重构——从查尔斯·泰勒到艾利斯·杨

当代世界政治道德实践的显著特征在于文明的差异所表现出的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共存及其冲突,由此造成了人类政治生活呈现出多元性与共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某种辩证相关性并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政治与差异承认政治之间的联系及其悖论逻辑。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查尔斯·泰勒颠覆了以往的被自由主义程序性正义所压抑的善与认同之理念,重构了以认同观念的本质性理论为核心的构成性的善与承认的政治权利理论。而艾利斯.杨通过对查尔斯.泰勒权利政治理论的批判继承,发展了一种以差异的关联性理论为核心的差异政治权利理论。他们以差异承认的正义构想颠覆与重构自由主义权利政治观,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寻求可能的路径。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     

论罗尔斯的道德人格观念

道德人格的观念是罗尔斯政治理论的基础,它包含公民正义感的道德能力和追求自己善观念的能力。以这种观念为依据,罗尔斯既继承了卢梭、康德的谋划,试图把正义原则表达为公民道德自主的要求,又和密尔、洛克一样,通过强调个人自主的价值来捍卫公民不受干涉的自由。他的政治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两种自主的结合之上,力图综合并超越自由主义内部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的对峙。然而,由于罗尔斯是分别按照实质主义和程序主义的观点理解道德自主与个人自主的,这两种理解自相矛盾、不能兼容,本身就反映了自由主义内部不同传统的分歧和对峙,他的谋划因此无法取得成功。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正义的不同情境及其证成——论莱纳·弗斯特的政治哲学

莱纳·弗斯特(Rainer Forst)是新一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从分析英美主流理论开始,指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因为正义情境上的不同倾向,并力图把普遍主义与情境主义结合起来。莱纳·弗斯特所提出的证成原则不仅是在阐述一种既符合普遍道德又满足特殊情境的规范性原则,而且也是在提出一种新的关于权力的正义观,一种在规范性原则基础上进行批判的新理论。     

政治建构主义何以提供客观性？

政治建构主义通常面临的批评是它无力为正义观念提供足够的客观性,从而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观念的界定不牢靠。但是,这种批评建基于一种将理论真理照搬适用到实践世界范畴中的教条主义,而实践哲学中蕴含着根植于各理性行动者对于各具体范畴实践必然践行的实践客观性。实践客观性与理论真理的差异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实践性包含了各具体实践范畴中的理性主体对该实践必然的实际践行。因此,政治建构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实践客观性,因其在根本上来自于反映了实践理性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民对其所处社会政治实践的必然践行,即对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多元主义的接受。与此同时,实践客观性的解释力仍需限定在局部建构主义的范畴中。     

重叠共识理念再检讨

基于合乎情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意识到《正义论》中的正义观念缺乏稳定性。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通过公共辩护这一概念处理稳定性问题,目的是通过公共辩护,由合乎情理的公民所拥有的合乎情理的整全性主张来最终形成关于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这一处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重叠共识的可欲性和可能性。在可欲性上,重叠共识所面临的主要考验在于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分歧,但这是一个得以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在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问题上,正义观念的初步辩护和充分辩护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轻易填补的理论间隙,这需要对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前提性条件做出更为仔细的辩护。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论克劳斯科对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的拯救

罗尔斯的公平原则与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是两种影响深远的政治义务理论,但是它们各自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难题:公平原则无法解释那些不情愿收到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公民的政治义务,正义的自然责任理论则无法证明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政治义务。与其他的政治义务理论一样,罗尔斯的理论也没能避免"普适性-特殊性"悖论的困境,但是罗尔斯已经尝试利用多种道德原则论证政治义务(责任)。为了拯救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面临的困境,克劳斯科提出了由公平原则、自然责任原则和"共同利益"原则联合构成的多元-原则政治义务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尚在雏形并且仍有缺陷,但是它对政治义务的解释力和前途就在于它符合了当今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重新对民主进行了反思。他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理论,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民主理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提出了一种程序民主的思想。该思想的宗旨是,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调和,制定出一种既能顾及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原则,叉能够使公民在伦理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民主实践的方法。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宗教思想简评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是宗教、思想和观念、学说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罗尔斯认为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为一种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认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多样性存在,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因而他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卢梭政治伦理观述评

卢梭通过对近代政治哲学和启蒙运动的激烈批判,确立了从道德、正义的角度探寻政治哲学的主题,因而将伦理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观。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是在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建构一个自由、平等和正义的道德理想国。然而,他的这个道德理想国遭到了来自理论界和实践的双重挑战,最终走向了覆灭。卢梭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矛盾之处在于混淆了"道德上的应当"和"政治上的能够",将"应当"看作"能够"去追寻,构建自己的道德理想国;在道德培养问题上,其思想有着"成公民"和"成人"的逻辑矛盾,最终导致无法实现其政治和道德融为一体的理想;近代政治对于人类生存的过分关注,导致对与政治相关的道德、自由的远离,这是卢俊政治伦理观遭遇的无法避免的时代困境。     

政治的优先性及其限度——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理论预设的反思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仅是只在政治的范围内、而且是直接在政治的范围内运作,因而除了主张政治的独立性,它事实上还同时预设了政治的优先性。但由于政治与人性的内在关联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疏离于政治与强调政治的优先性就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是要优先考虑政治的背景制度和合理的政治关系,因为由此构成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人们应当共享的、内在的政治之善。但政治的优先性被限制在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方法与思维方式上,它并不在实质性的正义原则中对公民课以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这就使得《政治自由主义》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以罗尔斯为视角

罗尔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认为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内在善,是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共享的终极目的,两者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解释其张力,罗尔斯援引奥克肖特关于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区分指出,有着共享目的的政治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只是实践联合体(公民联合体),它相容于中立原则。但事实上,对于罗尔斯而言,中立原则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赖于更深层次的共享——对自由及其相关价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认同得以确立,"稳定性论证"才得以完成。     

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及其路径选择——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尝试性方案

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分野,使得现代政治哲学面临一系列的道德困境。面对理性多元论事实,罗尔斯自觉放弃了早期正义论的康德式路线,给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这种"中间路线"的方案指涉道德,为解决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是我们进一步理解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而评价政治自由主义的一把钥匙。     

尊重公民的意涵与要求——对自由主义一项内部争论的考察

现代政治的一个标志就体现在政治权力对公民的尊重上。但对于尊重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自由主义流派存在分歧。在完善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必须被尊重的是每个人对善观念的自主选择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的选择的结果。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将尊重的对象界定为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能力运用的结果而出现的合理多元论的事实。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到,政治性自由主义所持有的尊重观念,在保有必须的道德内涵的同时,又在多元社会里对公民的合理善观念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宽容,因此它更适合作为自由社会根本政治原则的奠基性规范观念。     

政治自由主义的界限

本文考察了拉莫尔、艾克曼和罗尔斯三个不同版本的政治自由主义,旨在厘清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从而明确其界限。笔者将论证,这三个版本政治自由主义的提出都依赖于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而这构成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也是政治自由主义被证成的关键。而任何将政治自由主义延伸出自由民主社会范围之外的意图都遭遇证成困难。实际上,遵循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会付出政治上保守的代价,政治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有限度的理论,而非普世性的价值观。     

"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

"权利优先于善"是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的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自由及其权利出发来考量国家权力的来源和性质,规范"国家道德中立"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以个人自由为政治伦理的思维原点,导致自由主义理论上的悖论和道德上的虚无化,造成自由主义内部的严重分歧并遭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多维批判.     

反思平衡:罗尔斯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基础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正因诉诸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罗尔斯实现了其正义理论的政治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