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尊严:儒家和西方观点的比较

死亡的尊严问题是当代生命伦理学中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代的医疗实践中,各种新的医疗技术在老年人临终阶段的应用,已经引发了各种维护死亡的尊严之激烈争论。本文试图重建儒家的人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之基本含义,并从这些观念出发,对死亡的尊严与人的生物学生命之关系,死亡的尊严与人的痛苦之关系,以及死亡的尊严同人的自主性之关系进行分析,并与西方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做比较。文章还表明了,儒家关于人的尊严的观点是对以上问题作出的更好回答,它有助于化解西方死亡伦理研究中出现的概念混乱和理论矛盾。     

人体器官买卖成因和对策的法学思考

器官供需严重不平衡导致了人体器官买卖的产生,器官买卖对供体和受体均存在潜在风险,对社会危险性也不容忽视.分析了器官买卖链条中供体、受体和中介各自的角色和地位,并提出了立法推动尸体器官捐献、加强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的法律责任、打击买卖中介和加强网络监管等建议.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中庸》身体观

从中西比较哲学视域出发,从三个角度论证《中庸》的身体观：首先,《中庸》文本富含身体观的内容;其次,从历史发展和概念特点的角度,《中庸》身体观可通过与儒道传统身心论加以比较而确立;最后,《中庸》身体观可与西方哲学身心问题对话,与二元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对话比较有助于说明《中庸》身心一体、身道一体、修身即修道等特点。《中庸》文本的身心一体观既有儒家修身养性层面的意义,也有保身敬德、仁民爱物的政治哲学意味。这两层意味在比较哲学视域当中,都可以展开丰富深刻的哲学对话。因此,儒家哲学身体观具有世界性意义。     

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四种“身体”:类型与议题

东亚儒家思想传统所见的四种“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社会规范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隐喻的身体。在东亚儒家思想中,“身体”在空间上处于社会政治脉络之中,并在时间上受到历史经验的召唤与洗礼,因此而成为一种既是理性又是感性的主体。“身体”有其不完整性,但是从不完整臻于完整之关键则在于“气”。在东亚儒学中,“身”与“心”虽具有互相依存性,但仍以“心”居于首出之地位。     

佛性论与儒家人性论比较

宋明理学在重建儒家人性论时,有两方面的思想资料可供借鉴。一是自先秦到唐末的传统的儒家人性论,二是佛道二教的心性论(这里只谈佛性论)。将儒家人性论与佛性论在价值取向、思想方法、修养途径、政治功能等几个主要方面做一比较,对于我们理解以后宋明理学对儒家人性论进行重新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不无裨益。     

论作为美德的勇敢——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

勇敢是中国先秦儒家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德性细表中共有的一个重要美德。两家都赋予其中庸/中道的限制,并明确指出其地位重要但绝非首要,此相同之处反映了人类早期不同文明所具有的共性;两家赋予勇敢美德不同的运行机制、概念外延和发展曲线,反映了中西两大文明的各自特色和不同走向。     

儒家与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之简略比较

在道德心理上,儒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之间在道德心理的内涵,道德的心理动力作用机制,道德心理对人格的影响等方面均表现了很大差异。但是,它们也在道德自律、道德心理对于健康人格形成等方面有相同之处。这些异同为当代道德心理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儒家伦理是利他主义吗？ ——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将儒家伦理判定为利他主义者颇不乏其人。王海明先生不仅认为儒家伦理以利他主义为总原则,而且认为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崛起的枷锁、包袱和障碍。而深入分析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可见,与王先生建立在"经济理性人"意义上的"为己利他"伦理观不同,以"立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蕴含着利他、利己的双重因素,并在"内圣外王"的人文理想中超越了利他、利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正面的人性情感为价值优位的"为己之学"和"仁本主义"。儒家这一伦理观有着深厚的人性根基、民族积淀和实践智慧,至今仍是重建中国伦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     

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比较——人性论

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创造出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的文化,曾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基督福音如同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负有传福音的使命,要在广大中华国土之上把福音传出去。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与曾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进行对话的任务,这就需要在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之间进行一些比较的工作。比较项目可包括伦理学基础与出发点,道德理想,道德修养和人性论等,其中人性论更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诚:基督宗教与儒家的一点比较

诚是一种位格性的德性,与三个方面的人格性存有相关。基督宗教伦理中诚的对象是上帝。作为世界的使在者,上帝自身的诚为人的诚提供了本体论根由及命令。对上帝的诚内在地要求着对他人的诚,并且,上帝作为一种超验的监督,保证了对他人之诚的目的性。儒家伦理之诚与基督宗教不乏相似,但在儒家,由于诚的对象“天”没有人格,诚的对象实际上是人自己,在诚之中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另一方面,诚被儒家当作达到修齐治平的手段。加上没有来自超验之维的监督,这两个方面极易使人欺谎不诚而又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道德心理学:儒家与基督教之比较分析

任何一种伦理理论要想落实到实践的层面 ,都要涉及道德心理的预设。本文主要不是研究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具体内容 ,而是借助阅读经典的方式而聚集它们的道德心理资源的层面 ,探讨它们的伦理主张在设立行为主体的道德心理动力机制方面的种种差异 ,并由此引申出制度层面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与启示

儒家的政治志向是治国平天下,为此,儒家非常注重营造和谐社会。儒家认为,和谐社会是公正、公平的社会,“天下为公”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前提。和谐社会是讲礼义、守秩序的社会,“礼之用,和为贵”揭示了“礼以和谐为用”的特征。和谐社会是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要求给予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让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分享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成果。儒家关于营造和谐社会的思想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自律的吗?──一种比较分析的视角

"自律"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自从它被延用到道德领域以来,已经成为西方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儒家伦理学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人格的塑造著称,那么它所讲的道德人格是否具有"自律"这一向度呢?文章结合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联系先秦儒家的经典原著及儒家伦理学诞生其中的历史背景而给予这一问题以否定的回答。作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所讲的道德人格虽然强调主体的独立选择,但该"独立选择"不是西方伦理学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在探讨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作者想带出中西方伦理学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物理学之后",即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或"模型"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可以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即以康德规范伦理学的普遍原则为纲,而以儒家的"良知"和"四端"学说为补充。但前提是,首先对儒家伦理进行一番现象学还原,剔除那些具体的缺乏普遍性的伪规范,还原到其中的人类共同的规范,也就是通过具体批判来达到抽象继承。这就是我所设想的中国今天的道德建设路线图。     

儒家的民本与人权

儒家的民本与君主制相联系,而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设定,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思想中没有第一代人权的观念;但就民本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而言,其中也包含着第一代人权的某些因素。儒家伦理与西方的人权不仅有着时代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特点,二者应该相互补充,《人权宣言》中写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以及“人类一家”等思想,即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补的体现。儒家的民本思想,经过批判继承,吐故纳新,不仅可以同第一代人权的观念相契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与第二代人权以及人权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更多的内在一致性。     

身体是自尊的一个来源——来自身体自尊的忧虑及其教育建议与启示

该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身体自尊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主要的教育建议和启示进行了简要介绍，并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1)身体是自尊的一个重要来源；(2)来自身体自尊的共同的忧虑；(3)建议与启示：如何提高身体自尊。最后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补充意见。     

关于身体美学的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美学在国内开始引人关注。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代社会,身体问题不再单纯的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而是渗透到文学、时尚、设计等各种文化现象之中。身体成为时尚、艺术研究者热议的问题。     

国外关于身体自我的研究

自我是一个独特的、持久的同一身份的我。身体自我作为自我系统中最早发展起来的部分是个人对自己身体方面的看法,是整体自我概念中一个基础而重要的部分。文章从自我的角度对身体自我的概念作了界定,并结合理论构建和测量工具对国外身体自我的研究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儒家基于美德的道德中存在权利观念吗?

儒家基于美德的道德学说中并非不存在权利的观念,否则,便难以理解儒家社会中有关财产的典章制度以及承诺与契约的实践是如何实现的。认为儒家道德中不存在权利的原因,是将关于权利的词汇与关于权利的观念混同起来,尽管儒家学说中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权利的专门词汇,但对权利可以做出有效理解。如在《孟子》中,虽然没有"权利"一词,但对权利观念有明确的论述。由于儒家对权利的分配、范围、界限与现代西方理解有所不同,没有发展出一种人权理论。对于今日之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将针对后现代西方的治疗方法应用到中国不仅不恰当,而且可能妨碍到对传统儒学的转化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