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

本年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是本年元月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继续。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会同召开的。参加的人除北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与中国哲学史教学及研究工作人员外,还有从上海、广州、东北等地来的专家。这次会议的性质和上次的座谈会一样,主要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尽量提出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待解决的问题,以作将来再行召开大型讨论会的准备。上次座谈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与唯心斗争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曾引起热烈的争     

中国哲学史如何可能:冯友兰的回答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 ,2 0世纪初叶以来 ,“中国哲学史”的“有”(Being)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有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名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 ,在大学哲学系的课表里会找到“中国哲学史”这样的课程。但正像老黑格尔爱说的那样 :“存在的不一定都合理”,“中国哲学史”必须从自发     

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举行第二次夏季学术讨论会

为了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请在京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举行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的学术讨论会。这是该编辑部于去年夏季在密云举行的“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学化而努力”的学术讨论会的续继。持有各种学术观点的四十余名哲学史工作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会议结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实际,来探讨恩格斯所提出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     

回顾与展望

近年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也还需要进一步开展。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最早出版的是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随后,又出版了几部教材和通史。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举行哲学基本问题讨论会

为实现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于8月15—16日,邀集在京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四十余人举行学术讨论会,讨论哲学基本问题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会议分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所面临的形势,认为要实现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除必须继续克服简单化的倾向外,还必须认真克服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基本问题的错误倾向。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有近70年的历史。回顾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病是照搬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来研究。 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首先采用了西方哲学史的体例来编写,改变了过去那种“学案”体的编纂方法,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河。但胡适的一个最大缺点是没有注意到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用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框架来套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比胡适的《大纲》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没有改掉《大纲》的缺点,这尤其表现在哲学史材料的取舍和对古人思想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面向生活世界的中国哲学

世纪之交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存在意义和研究方法。“中国哲学科”是中国现代学科分类中一个崭新科目 ,在历史上缺少的相应成型“学术传统” ,这意味着“中国哲学科”还处于自身发展的童年时期 ,因而具有未测性和可变性。追溯它的历史可知 ,“中国哲学科”的基本面貌是由胡适和冯友兰的两种《中国哲学史》奠定的。它们规约了材料的使用范围 ,借鉴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系统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一套历史和观念的重构 ,从而塑造了类似“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奠基人熊十力、张岱年、任继愈…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从中西交流和互动的视角看,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存在四种研究模式: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西方化研究模式,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以梁启超、张岱年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而这种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情境在其后并没有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倡导它在当今的再现。西方化研究模式强调近现代转型的“世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的变异性;中国化研究模式则重视“还原”传统民族性征,从而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在“世界化”和“还原化”的互动中前进的。所以,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研究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二者都失之偏颇,因此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将会处于主导地位。     

开启“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新范式——评郭齐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史》

在大学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有十多年了,坦率地说,我还从来没有用过专门的教材,不是我不信任那些哲学史教材,而是感到讲哲学思想史,总是要自己理解了原著才好讲给学生听。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想写一本“中国哲学史”,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行动。近日拜读了郭齐勇教授的新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下引仅注页码),让我惊喜不已!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克服了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共有的弊端,而且开启了“中国哲史学”写作的新范式。读罢此书,深感有使其在学界流布之责任,故写出如下文字,冀能生引介之效。其一,“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1987: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一年

1987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中专著问世最多的一年。李振霞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丛书”,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上、下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辑》(1—4)、《中国现代哲学史论文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受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采取“观念先行”治学原则。人们用某种观念统辖中国哲学文献,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和思想若即若离的中国哲学史述说。胡适的史料批判法、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确立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最初范式。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与中国传统阅读习惯接轨,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传统读书经验。     

“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在广州召开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哲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室,联合发起和组织“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会议于1981年8月17至18日在广州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工作者、中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问题

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可以多样化或多元化。下面所谈的 ,只是其中可能的一种。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 ,我主要想谈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 ;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问题 ;四、方法论的问题。一、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 ,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存在。然而 ,按其本来意义 ,它们首先是历史上的哲学创作 ,是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原创之论。以中国哲学而言 ,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所立之说 ,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     

慧命相续:冯友兰新论

该著汇集了作者近20年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作者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思想,深入地探讨了他重写“中国哲学史”的经验、教训,详细地考察了他关于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沉思,深刻地揭示了他在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创新中国哲学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推进“冯学”的深入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短短的几年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具有一定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展研究在我国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所以无论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不够的,尚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范围的“纯化”与“泛化”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象、范围的“纯化”和“泛化”问题一直存在。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受“等级的阶级”(《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关系的制约,基本上没有从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分化出来,和宗教神学、伦理政治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够清楚明朗。封建社会中的所谓“义理之学”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