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君子——孔孟荀理想人格剖析

<正> 在先秦儒家孔、孟、荀的学说中,有关“君子”的论述占有显著地位。由于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使君子人格对中国国民性、特别是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至今仍不难见到这种影响的烙印。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君子人格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历史演变。一、儒家君子与西周君子的区别     

"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建构:先秦儒家的尝试

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道德秩序是如何可能呢?本以先秦儒家的努力来尝试回答此问题：从先秦儒家对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的认识,道德秩序的建构所应对的“欲”、“恶”的基本焦虑,以及传统道德秩序的“仁”—“礼”运行模式等方面来见证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秩序的稳定性和规范化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有一个自觉努力的建构的过程。     

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被称为“为己之学”,旨在引导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内蕴丰厚的道德自觉思想。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体道德自觉源自人之本性,生成于与他人、社会、自然等相处的各种关系场域中,受“君子”“贤人”“圣人”等理想人格范型的指引,遵循从“为人由己”的道德自我觉醒、“推己及人”的道德关系圆融到“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升华这一逻辑展开。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在历史赓续中形成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坚实的民族认同基础,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利于强化人民的主体作用、重塑社会伦理秩序和增强文化自信,对当前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意义。     

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畴,是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也是中国人的精神标识。先秦儒家孝德思想是中国孝文化的源头,它发端于夏商,萌芽于西周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儒家孝德思想内容丰富,养亲、敬亲、谏亲、安亲与丧祭等内容自成系统。这一思想系统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其当代价值作出科学分析。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

君臣关系问题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论经历了从忠君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诛暴君”、“天下为公”的演变过程。这与汉宋儒者营构的“君为臣纲”、“君臣之义”有根本的区别。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等人把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性精神又向前推进一步 ,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发生重要影响。如何充分利用儒家学说中富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资源 ,服务于新时代的民主理论建设 ,仍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任务。     

传统儒家道德义务思想研究

论文从五个方面对儒家关于道德义务思想进行了探讨：一、从词源上考察义务范畴的发展,指出义务在古代从“应当”至“规范”再至“职责”的内涵不断丰富或具体化的过程;二、对儒家关于道德义务在人伦关系中的对应性学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考察;三、认为儒家的道德义务的宗旨在于道德人格上立论,即人格确立的标志是在动机上立志为善而行善,在责任心为人格的实质;四、揭示儒家道德义务一种心理机制的特点,即意志力不是以理性对情欲的绝对压制为前提,而是以知、情、欲的和谐运作、水乳交融为自由境界;五、认为儒家关于道德义务的形而上基础的特点在于“天”是一种内在的伦理必然性而非超自然的存在,命运只为作为伦理必然性而不是外在必然性的意义上被注意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到道德境界。     

先秦儒家道德修养学说对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的资源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在道德修养问题上有诸多论述,在道德修养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上都有许多有益的观点。当今大学生道德状况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积极向上的,但由于个人、家庭、学校及社会各种因素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学说对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我们应该激发大学生道德修养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大学生道德知行统一的能力,教育大学生注重积善成德,加强大学生耻感教育。     

试论先秦儒家对逻辑正名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文章以整个先秦名辩逻辑的发展为背景,比较具体地探讨了先秦儒家在名辩思想特别在正名方面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贡献,并分析了先秦儒家未能在正名和名辩方面全面继承、发展名家和墨家逻辑思想成果的缘由。文章认为,孔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开拓者,他最先揭示了名实必须一致的正名原则,突出了“思”的作用,提出了“举一反三”、“能近取譬”等推类方法。孟子也承认自己“好辩”,但又对名辩采取否定态度,因而很少有所建树。荀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名家和墨家的正名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正名逻辑体系。其中尤以“制名之枢要”最具有创见的理论价值。文章最后指出,先秦儒家虽然为开拓我国古代的正名逻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终因坚持排斥名墨的错误立场,未能对名家和墨家在名辩学说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作出全面的继承,特别在命题和推理形式方面显得极为薄弱和不足,未能使先秦的名辩学说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荀子对孔学的继承和发展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批判地吸收前代儒家学说以及其他诸子学说,来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他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他家他派,以仲尼、子弓的正宗传人自居;依此,他对孔子思想学说应是全盘继承。但是,他又提倡在学术上“宗原应变,曲得其宜”（《荀子·非十二子...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致理想的道德境界.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先秦"心性"理论浅探

“心性”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范畴。“心性”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理论之一，它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过程之中。同许多范畴、学说一样，“心性”学说在先秦时期已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形态。从本质上看，先秦时期的“心性”理论，合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为一体，注重主体思维与道德理性的结合。本文拟从先秦“心性”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心”之修养方法等方面粗陈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先秦“心性”学说的理论基础——“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心”是人所特有的思维器官。“心性”源于“人性”。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对“人性…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

荀子以“礼”为中心,形成偏重于儒家“外王学”的哲学建构。他首先把“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方面把“礼”作为道德教化的依据,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把“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礼道—礼教—礼治”,构成了荀子哲学思想的主体。     

德感生活:儒家生活哲学内在构造解析

在儒家生活理念中,道德是生活的前导和感通性力量,该生活样态可定名为“德感生活”。在思想生态的历史变迁中,“德感生活”的理论重心也经历了从“礼”向“理”的转变,生活理性的反思面也从显像层转向潜隐层。先秦儒学重“礼”,反映在生活观念上就是先秦儒学倡导礼治生活,要求对生活事象的形式化引导,德感生活表现为对外在规范的重视;宋明儒学重“理”,更相信内在道德性的力量,表现为生活的性理化、道德的内向化。“礼备德盛”、“穷理明德”是儒家“德感生活”的两种诠释类型。在现代生活情境中汲取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精神,切入当下生活情…     

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董仲舒君子“中和”治身观念的天道逻辑与运作机制

董仲舒吸收了上古方术、黄老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先秦儒家的治身学说做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与逻辑演绎，把“中和”之道视为治身的根本法则，突破了先秦儒家抽象化、境界化的“中和”观念，在天道宇宙图式中搭配阴阳、四时、五行元素，勾勒出动态、立体、有序的“中和”运行原理，为君子治身找到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与坚实的信念本体。董仲舒把食、色两大本能欲求从道德领域上升至天道高度，以“中和”为人的两性结合与饮食节律确立行为准则。其中，养气是治身的关键，董仲舒强调以“内充”“自渐”的方法养人之和气。但是，天赋予人的生命潜能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天所设定的范围，就会对个体生命造成非自然损耗，人能否自觉顺应“中和”之道治理身体，将决定其寿命的得失长短。不同于孔子的命定论，董仲舒主张在天道法则与个体成长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合理张力，肯定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秦儒家人际关系学说浅论

先秦儒家的人际关系学说,是儒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有流毒深远的糟粕,又有至今仍有一定价值的精华。在个人与群的关系上,他们强调群对个人的制约,以群为重。在人与己的关系上,他们主张洁矩,即按别人在他的立场上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来对待别人。这些观点本身,当然包含封建等级宗法意识,如果剔除这些,而在人的政治经济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它们,是会为我们建立新型人际关系提供某种启示的。先秦儒家既强调道德主体的特立独行,又主张与他人的谐调统一;既提倡任贤使能反对嫉贤妒能,又劝导贤者对不肖宽容,教育。这种辩证的观点,对于调整今天的人际关系,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全球化”大潮中的孔子儒家

历史上孔子儒家的发展实际上关涉到两条线索:一是时序性的延革与发展,即由先秦而汉代而宋明而近代,直至当代新儒学的兴起;另一条线索则表现为地域、空间范围上的扩展,即儒家思想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传播并发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条线索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或更早;当然,孔子儒家最终成为东亚文明的象征及所谓“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则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趣的是,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学坛围绕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所开展的有关“东亚工业文明”的讨论,也同样是在两条线索上展开的:其一关涉到新兴的东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