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培养模式在医学教育中的建立

LAW模式的建立是要改变被动的、填鸭式学习方式为积极、主动及高效的学习,培养有能力、高素质、有知识的人才。LAW模式给出学习的目标、学习方式及自我检查的标准,基本特点:多层次、多角度学习潜力的调动;启发式、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学习方法;逻辑性、批判性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应用;重点与相关学科内容的整合方式;观察、思考、信息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LAW培养模式在医学教育中的建立

LAW模式的建立是要改变被动的、填鸭式学习方式为积极、主动及高效的学习,培养有能力、高素质、有知识的人才.LAW模式给出学习的目标、学习方式及自我检查的标准,基本特点:多层次、多角度学习潜力的调动;启发式、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学习方法;逻辑性、批判性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应用;重点与相关学科内容的整合方式;观察、思考、信息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政党理论视域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功能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理论的重要支撑,发挥着科学理论指导、政党形象价值呈现以及政党文化价值传承的功能。“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具体历史产物,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标识。从政党形象而言,“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直接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带领人民的政党形象与坚定的革命斗争的政党形象,保持政治宣传的阐释力,成为政党与公众之间产生价值共鸣的桥梁。“以人民为中心”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价值传承的重要载体,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动力、价值认同。     

在时间与历史中寻找跨文化秩序——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些评论

其他的、有别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产生出了不同的政治模式,而这些模式自身就是激活历史的不同方法。因此,存在着另外一种对西方模式进行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将会突破西方的那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经验。这个契机让我们能够去考虑不同的历史模式,以及进行某种“世界建设”的工作。这正是赵汀阳“天下体系”工作的旨趣所在。     

新中国文艺形态建塑的世界视野与方法论——从纪亚玛的启示谈起

对新中国的文艺生产,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复制在解放区或原国统区的实践经验,而是立足于新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局,进行新的、整体性的战略思考。相比过去的革命文艺和进步文艺,新中国文艺生产的世界视野得到发展和升华,将其根本使命更有效地融入时代使命中,引导受众将个人命运与新中国命运的思考相统一。同时,在统一文艺创作立场的基础上,新中国文艺的创作方法论也得到统一,文艺传统的个体生产方式加速向有组织的集体化生产方式转变,中国共产党意图以此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共同精神生产,引领并构成新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进步。由此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文艺,在短短70多年时间里,助力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深刻变革。面向新时代,中国文艺应引导人们就如何认识和把握人类共同命运达成共识,进而转化为现实力量,成为全人类的自觉奋斗。从此意义看中国文艺和中国文化,特别是它认识世界的观点和表现世界的方法,就真正具备了改变世界的能力。     

“理一分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刘述先跨文化思想研究

人类文化已经从西方文明的"独白时代"走向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时代",跨文化对话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化景观。刘述先认为,跨文化对话须建立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普遍性的责任意识基础上,必须立基于一共同的价值观念,文化的比较、跨文化交流才能达成真正的彼此理解、相互尊重;其次,"理一分殊"是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资源和中国智慧,它立基于儒家思想开放的性格;再次,精神"感通"为全球跨文化对话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跨文化对话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诠释自我的方法,还代表着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

中国传统学问、典籍体系是以治道为中心的。先秦时期大约有五种学问(知识)、典籍的分类范式,两汉以后刘向、刘歆父子开创的七略分类法一度成为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之前最主要的学问和典籍分类法。《四库全书》接受并综合以前的四部分类法,正式将四部分类法作为编纂本书的纲领,对近四百年来中国学问、典籍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文化的逐渐涌入,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的知识、典籍、学科的分类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问与典籍的分类体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重建国学学科体系,如何认识本民族学问、典籍的分类体系,将是重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共识、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     

论医学人文与医患关系——读“钟南山痛批‘医学人文沦落’”有感

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医疗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医乃仁术”的本质属性始终不会改变.人文医学发展的滞后必然会成为约束医学科学整体化趋势的瓶颈.因此,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重构医学的人文内涵,重塑医学的人文精神,重振医学的人文风采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波特模式的实践启示与反思——行为伦理决定模式中道德推理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波特模式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道德困境中行为伦理决定的道德正当性的分析模式,波特模式的分析包括境遇定义、价值、原则、忠诚四个板块,其分析拟确保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都奠基于理性的伦理分析.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把波特模式的运用看作是一种社会伦理方面的练习,它试图让人们在伦理分析的练习中养成一种价值自觉,以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在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指导下实施自己的行动方案.波特模式主要应用于传媒伦理领域,在公共关系领域及相关的职业分析中也多有应用.     

“兼”与“交”:墨家“兼爱”思想新探——兼与儒家“仁爱”思想比较

“兼爱”是墨学的核心与基础,平等与交互是兼爱思想的两大支柱。墨家对“交”的强调意在描绘一种交互式的群体结构,“兼爱”不表现为“反求诸己”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必须在群体交往中才能体现出并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墨家“兼爱”旨在建立外向平等秩序,个体与他人及群体在交互社会中密切关联,人己互动塑造着个体行为的边界。儒家“仁爱”思想包含深刻的平等思想,不能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笼统地归结为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只有通过对实现平等之爱的不同路径的反思才能达到对儒墨差异的深刻认识。     

“文化数学”理念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的实践研究

著名数学教育家张奠宙先生说：“数学奥赛得了名次,高考成了状元,其实他们的数学懂得并不多。”学生数学考试成绩很高,基础很好,但是并不真正懂得数学,数学素养水平不高。从前些年的“高分低能”,到如今的“状元”不懂多少数学。我们的数学教育教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高中数学教学过于应试化。教学只关注数学形式,忽视数学实质,重视数学结论,轻视数学过程,对概念、公式、定理和性质的教学只注重本身的理解,把课堂教学过程简单地看成“知识传递”的过程,缺乏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学习文化。本文以“文化数学”理念（即用文化等数学元素包装的数学）在高中课堂教学中渗透的实践研究为抓手,谈谈一些具体做法,供大家参考。     

坚持人本管理思想，促进师生共同发展——学校内部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这就要求学校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指导思想,实行人本管理,把“人”作为学校管理活动的核心和学校最主要的资源,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荀子“以政摄言”思想析论——兼论其与李斯“焚书坑儒”的关系

学者将李斯“焚书坑儒”归罪于荀子的做法有待商榷。荀子固然有“以政摄言”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对待异端邪说,但这并不会导致“焚书坑儒”,因为此事乃李斯行商鞅、韩非之说所产生的结果。在战国末期,即将建立的统一政权且日臻成熟的君主专制制度已不能容忍诸子“不治而议论”,“以政摄言”由此而生。不过,由于荀子将礼义之道视为评判学说是否为“异端”的价值标准,故“以政摄言”不至于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据此,该说仍展现着儒家“道尊于势”的观念,并区别于法家“以政摄教”之说。     

逻辑发展法:冯契哲学探索的基本特征——兼论“以马解中”的四种典范

纵观冯契的著述可以发现,逻辑发展法是冯契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也是其哲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前者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两个高峰"的论述以及"四大问题"的分析,后者尤其表现为他的"智慧说"是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继承发展。所谓的逻辑发展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个原则,将其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在列宁那里则尤其表现为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冯契的逻辑发展法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和中国传统哲学对理想人格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如果将其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可以发现,冯契的逻辑发展法和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的"社会史还原法",张岱年为代表的"问题为中心法",李泽厚为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法",共同构成"以马解中"的四种典范,并且以其哲学创作的成绩独树一帜。     

“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无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聚于文化,强调文化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和实践领域——文化实践。本文论述了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并把它安置在实践哲学的谱系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哲学已经蕴含了实践与文化关系的某些线索,但是这一线索并未彰显出来,其实践哲学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马克思“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置于社会领域,社会包含了文化,然而出于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要强调了社会的制度和组织方面。为了理解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动力问题,早期文化研究思潮挖掘和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文化内涵,系统论述了文化实践理论,构建了文化实践的新模式。这是在当代全球化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实践形式;它有力地批判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为实践哲学开辟了可能性;它使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潜在的文化意义彰显出来,使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更加完整;它关注大众文化实践,加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反精英主义。     

叶适对孔子“道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兼对叶适学说性质的探讨

叶适在孔子"道一以贯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道原于一而成于两"的命题。"道"在叶适这里并非是实体性的物,而是最高的统一性原理。与此相应,叶适强调的是"道"的实践意义,反对将"道"作为实体性的认识对象来加以把握。从实践的层面来说,"道"具体表现为义理与事功、知道与行道等的统一。     

“日本的道教”抑或“道教在日本”——百年来有关道教在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时,中国道教随着移民的脚步开始向日本传播,在唐宋时达到了高潮。但与儒学、佛教在日本的传播相比,道教在日本历史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一方面道教因曾被日本朝廷明确禁止,故在史籍文献中很难找到有组织的教团道教进入古代日本的记录,也找不到可确证的道士和道观;但另一方面,日本历史和社会文化中却留存有许多道教因素,成为日本在道教存在的鲜活证据。本文通过回顾近百年来日本学者有关道教在日本的研究成果,反思他们有关日本的道教的争议,并提出用道教在日本来概括道教在日本的传播现象。     

具身模仿论的回应:“模仿”需要“理论”吗?——兼与黄家裕博士商榷

<正>一引言近读黄家裕博士《模拟理论的综合进路》一文(见《哲学动态》2009年第9期,以下简称黄文),我对文中几个基本观点持有异议。鉴于黄文所涉及的模仿论(同黄文中所指的模拟论)问题是近来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的重要话题,且近期国外该领域的研究尤其活跃,新论证思路和论据的迭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及论争启示

以物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为主的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 ET)对人的深度“干预”使“人”陷入“深度技术化”状态从而引发了激烈论争,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双方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关于什么是“人”的形而上学问题;认知进化与退化、道德工具化与趋同化、情感真实性与同质化等人的社会属性问题;自主性与自主权、公平与公正、健康与安全等增强技术使用问题。双方论争角度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且各自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论争双方的对立,有的是利益分歧,有的是价值或文化冲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均衡,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推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