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纲要》教学中对近代在华基督教本质的阐释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信息借助新型传播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认知。持历史虚无主义论者常常片面夸大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刻意美化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曲意抬高某些传教士的历史地位,碎片化评价某些在华传教士的道德情操,使当代大学生对近代在华基督教产生误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可以选取近代在华基督教为切入点,联系现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在全球史观和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基督教比较视角下,多维度地阐释近代在华基督教的本质。     

马礼逊与中文圣经翻译

马礼逊（Robert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于i807年9月6日抵达广州,开启了基督教近代在华传播的历史。     

侨居者与文化适应：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视角——以福建地区为例

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一个重要视角是传教士“侨居者”的角色与身份,这一长期在学界研究中处于“隐形”地位的现象从另一层面反映基督教在区域社会传播中呈现的常态化的表征。通过以福建地区为中心的考察,阐述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多个方面适应于中国地方社会活动与发展的需要,提醒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中,应积极关注基督教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所不可忽略的地方“情境化”之现象。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文摘

中国基督教的大众情怀章铸在2007年7月上半月版《天风》上发表文章《中国基督教的大众情怀》。作者认为,回顾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不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基督徒,都曾致力于反省如何结合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他们主要从两个不同进路入手:调适与对话,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汇通点,     

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研究现状及史料利用综述

基督教与近代北京的关系约始于19世纪中期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进京,传入北京的基督教亲历了历史变迁并且在其中异常活跃。近代北京基督教史既反映了基督教在近代北京发展历程的曲折,又展现了基督教与近代北京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还揭示出近代北京基督教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引起教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学者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空间建构探析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历史活动既体现在百年的时间长河中,亦展现在相异的空间建构内。早期来华传教士因受制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生存境遇极其逼仄。鸦片战争后所形成的条约体制拓展了来华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活动空间。传教士活动空间的新造与延伸,与原有的传统空间形成冲突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微观的身体活动与空间建构,为基督教在华历史叙事模式的形成做了最好的注脚。     

“洋教徒”与“外邦人”

由于历史原因,诸多国人把外国人称为＂洋人＂,其所信奉的基督教被称为＂洋教＂,入教的中国人则被称为＂洋教徒＂。而在教会内,信徒会把非基督教信仰的人称作是＂外邦人＂。＂洋教徒＂与＂外邦人＂这两个称谓常常导致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因着近代基督教入华的历史因素和对现今中国基督教认知滞后的原因,民众与教徒双方在某些概念上存在着理解的偏差,阻碍了双方的彼此接纳。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教事业,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被视为“骑在炮弹上”传播福音。近代中国是基督教教会与民众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传教士们推动的文教事业,以文化征服为主要目的,遭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抵制。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性批判。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徒走上了“爱教必定爱国”的康庄大道。     

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况及影响——纪念基督福音传入福州160周年(1847-2007年)

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首位基督教传教士来福州传教至今,基督教在福州宣教已有160年的历史。在这百多年风雨历程中,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揉和。本文描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福州后,基督教圣乐事工在福州教会的发展概况,分析了教会音乐对福州社会、音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矛盾进行了剖析。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

文章对我国学界关于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地评述。近20年来,学界主要围绕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动机、历史过程及其影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失败原因、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和冲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清政府对基督教在公立学校传播的政策

自洋务运动起,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近代新式学校陆续成立。面对传教士的基督教宣传,晚清政府以儒学为圣教,明令禁止教员在公立学校教授基督教。禁令虽没有遏制住传教士在公立学校传教,但传教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多不信基督教。清政府对教育主权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督教在公立学校的传播。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北大核心CSSCISSCI

丛曙光、邱兴旺在2006年第2期《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上发表文章《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初期,以当时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阶层作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她们地位的活动,如创办女子学校、提倡女子天足、支持中国女子反对中国传统的婚姻形式和惯例、帮助一些农村妇女识字读经、医治某些妇女的病痛等等。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

本文论述近代教会团体及传教士在华的医疗活动与基督教慈善精神、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改良的关系。认为治病救人效法了耶稣基督生前的济世善举，既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同时也是一项有利民生的慈善事业。教会举办医疗的主要目的本是以治病施药为手段，吸引中国百姓信仰基督教，但在客观上却缓解了乡村和边疆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推动了西方近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促进了中国社会风俗的改良。     

太虚大师的佛耶对话与人间佛教的肇始

近代中国佛教面临内外困境亟待革新,20世纪早期传教士对待佛教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在此背景下,佛教与基督教在民国初期进行了有效的交流对话。其中,太虚大师既从佛教本位出发对基督教神学教义进行了批判,也在佛教革新过程中发挥大乘佛教善巧方便的智慧对基督教现代性组织、传教方式等进行了借鉴。近代的新教期刊《教务杂志》中对太虚大师的基督教神学观及其对基督教现代方式的借鉴也有所反映,同时对太虚大师的改革与现代佛教的兴起多有涉及。太虚大师吸收借鉴基督教现代化经验对中国佛教所进行的革新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进程,书写了人间佛教的序章。     

中国内地会内地九省及西部边疆开教考略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西方传教士获得许可进入中国内地、西藏传教,以向中华全境传遍"上帝的福音"为宗旨的基督(新)教差会中国内地会,率先进入清代十八省中尚"未有福音传入"的内地(西部)九省。西部九省开教,成为近代基督教中国内地及西部边疆传播的时间窗,有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条款为时代背景,也是内地会的传教宗旨、戴德生的传教策略的结果。西部九省开教,为内地会日后发展成为近代最大在华基督教差会叩开了成功之门,结束了基督教自入华以来仅局限于沿海地区的布道格局,随之而来的教会势力大量涌入内地,引发了民教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王立新近代英美传教士为了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不仅热衷于传播西学,而且还从事了广义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工作,即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并在比较和批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与嫁接。为此他们...     

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

近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处理差会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措施进行考察分析。基督新教入华的第一个百年,传教事业完全在差会和传教士的控制之下,但随着新一代中国教会领袖的成长和传教士“中国教会”意识的增强,到20世纪初期,主张差会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从“教会在中国”(ChurchinChina)逐渐过渡到“中国教会”(ChurchofChina),已成为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共同理念。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直到1950年代初,能完全做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还是很少一部分。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传教士的不愿主动放权以及中国信徒自身能力的缺乏。     

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

关于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学人一般把目光投向学术层面,研究的对象多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传教士。事实上,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来到中国,其最终目的是传播基督福音,他们不仅在中国的京城及重要城市建立了传教会,还把影响扩展到偏远的乡村,因而当中国政府用武力实行禁教的时候,乡村教会成为传教士和基督徒的避难所。明清全国乡村天主教的发展以鄂北的磨盘山最为典型,本文将此作为特殊的个案进行讨论,希望从中找出中国乡村天主教发展的若干特点。通过调查研究,作者发现,乡村天主教在清朝禁教期间并没有绝迹,而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因而,基督教来华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对于天主教来说似乎不太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