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太虚大师与祇洹精舍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实施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这一政策从1901年开始实施,1906年达到高潮。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说:“依照满清政府的指令,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以佛教寺产来兴办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这在满…     

太虚大师与祗洹精舍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     

从《巴县档案》看清末“庙产兴学”与佛教团体的反应

庙产兴学运动是近代影响佛教发展的重要社会运动。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选取巴县在清末执行庙产兴学政策为考察对象,对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诸多面相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从具体个案中分析、了解地方官员、寺僧及庙会首事的态度,以达到了解此一运动运行的实态之目的。     

清末僧学堂：汉传佛教僧人教育现代化的艰难启动

1906—1911年间,直隶、奉天、江苏、浙江等地出现了一批僧学堂。这些僧学堂的产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一个缩影,是清末新政和庙产兴学运动直接推动的结果。清末僧学堂的数量不多,层次不高,开办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却是由佛教学务公所和僧教育会等现代社团,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有关规定筹办和管理的现代学堂,是汉传佛教僧人教育现代化正式启动的重要标志。在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科学与愚昧的矛盾空前激化的历史条件下,清末僧学堂的筹建和运行经常遭到基层官员的无情打击、办学绅士的肆意破坏和守旧僧人的竭力阻挠,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试论清末民初(1895—1916)的佛教寺产所有权问题

在清末的庙产兴学运动中,社会各界对佛教财产的争夺一直非常激烈。辛亥革命后,在多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开始制定寺产所有权政策性,几经修改,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规。这些法规体现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吸收了地方政府和佛教社团的意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我国宗教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庙产兴学"运动及佛教界的回应

晚清之际，全国掀起了“庙产兴学”运动，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生驱逐僧尼、没收寺产的重大事件，面对这种运动，佛教界也及时做出了回应，被动地去寻求各种保护，并向政府呐喊、吁请。与此同时，佛教界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对自身的不足与缺陷加以反思，进而大声激呼佛教的改革，最终催发了近代佛教的萌芽。     

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及其历史作用

正一、民国青促会成立的背景民国时期,青海之所以要成立"青促会",有其特殊的历史、民族和社会背景。(一)历史背景。清末,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施行新政,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开始了近代中国"废科举、办学堂"的教育新制度。在此影响下,回族中的先进分子进步意识逐渐觉醒,深感科学技术与启蒙思想的重要,从而掀起了近代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制度,倡导并兴办新式学     

庙产兴学:地方利益的再分配——以民初长沙陶公庙为例

陶公庙是长沙有名的民间庙宇,在当地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国初年,与大多数庙宇一样,陶公庙也经历了庙宇改建为学校的命运。不过,陶公庙的庙产危机并非源自学校,庙产兴学成为应对庙产危机的主要办法。陶公庙在遭遇庙产危机之时,将庙田收入划给梨江女校,保全了庙田的所有权。选择地方公立的梨江女校作为兴学对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保证地方利益不被"外人"均沾。陶公庙是长沙明道、万寿和龙喜三镇乡的"地方公产",而梨江女校是地方公立学校,将庙产收入充作梨江女校办学经费,实则是地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从地方脉络出发检讨陶公庙的庙产纠纷,会发现庙与学并非截然对立,国家通过庙产兴学达到挤压地方社会资源的目的也未完全实现。     

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

1898年3月，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抛出《劝学篇》奏折，揭开厂中国政教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庙产兴学”的序幕。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现实下，满清王朝被西方列强逼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于是办洋务，开工矿，派留学生……值此百事更新之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有头脑者，却开出了一剂急功近利的“庙产兴学”药方，欲取宗教教团之产业，以充国民教育之经费。不管是出于善意的动机，还是出于混水摸鱼的险恶用心，庙产，似乎成了垂死孤老的一笔无主遗产，成为各种社会集团势力觊觎的目标。满清覆灭以后，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和国…     

近代中国佛教兴学之缘起

清季佛门萎靡不振,在外且有庙产兴学压力。高僧大德试图改变旧有僧伽教育模式,仿效教外开办新式学堂来造就人才,扩大影响以培养慧命。不少佛教学务公所(1906年改名僧教育会)因缘而起,发挥组织作用,为后来全国性佛教团体的产生奠定     

法律、私庙与官官相争:兰州朝元观庙产纷争案研究

私庙作为私产,并不适用于民国的各项庙产法律,也不接受政府监督,更不能成为庙产兴学的对象。但是,在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主导下,作为兰州首富的水车园朝元观田地却逐渐由私产转化为了公产。对私庙和私产的侵夺,更赤裸裸地暴露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精英觊觎庙产的偏向性态度,也从三级政府、两地士绅之间的明争暗斗中,进一步揭示了民国时期庙产纷争下的复杂社会面相和历史实态。     

清代民国重庆城全真道的传承

清初随着战乱平息,移民涌入,重庆城中全真道依托宫观有所恢复和发展。晚清开埠后,重庆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在庙产兴学、乡村建设及废除迷信等社会运动影响下,受民国政府支持,全真道道士采取了制定章程规则、联合部分正一道徒及政商工医各界信众成立协会的形式,试图进行现代转型。然而这一转型并未真正完成,重庆市道教会并未将广大信众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并难免受袍哥帮会文化影响。尽管如此,以重庆市道教会会长张圆江为代表,少数教内精英的革新意识及行动,仍促使全真道由侧重个体修炼、靠香火及仪式服务生存的传统组织,逐渐向吸收社会各阶层参与、具备自养能力并能维护自身权利,兼重社会服务、参与抗战,适应城市生活并增强国家认同的现代宗教社团转型。     

民国时期湖北的保学制度与庙产纷争

民国时期的庙产纠纷一直跌宕起伏,究其原因,与庙产兴学有很大的关系。历届政府虽一直主导兴办现代教育,但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自筹。在地方有限的经费中,寺庙常常因产业相对较多,受到地方政府的注意。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权力逐渐深入社会基层,保甲行政人员充当了与寺僧争夺庙产的急先锋。各地寺僧无以为生,屡屡请愿,诉诸司法,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又屡屡受挫。     

教育兴教与教育兴国

清末,佛教随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衰朽而老迈不堪。面临列强的宰割、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爱国志士纷纷谋求自强之道,在一批贤达力倡教育救国的同时,佛教界也提出了办学兴教的口号,有感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的状况,曾游观欧亚,颇具近代世界眼光的杨仁山居士,受基督教和日本佛教开办宗教院校的启发,呼吁中国佛教“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伴随着采西方教育体制的新学堂的遍地开办,取新学堂体制的佛教学堂,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与一些长老们为对付庙产兴学风潮而开办僧学不同,杨仁山居士于１９０８年在金陵刻经处举办…     

“社会所有”抑或“公产”:寺庙财产权属形态的历史考察

我国目前关于庙产的政策文件将其主要界定为"社会所有"。解决当前庙产权属难题的关键切入点就在于如何理解"社会所有"。自清末民初之庙产兴学,始有庙产的公共性与公产化问题。但彼时庙产的公共性具有多元含义,包括宗族之公、村社之公、行政之公、财团之公等。寺庙僧团的组织形式植根中国传统社会,深受宗法制影响,并形成以师徒传承为纽带的拟制宗族。庙产也与传统宗族财产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譬如特殊"共有"、限制处分等方面。我国现行政策对庙产"社会所有"的界定并非完全忽略法权概念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实是出于对传统庙产权利形态的历史尊重与现实考量,而这也正是未来立法调整寺庙财产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中融儒入佛的特点——以《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为例

<正>一、太虚大师出生的时代背景太虚大师应世的时期正是近代中国世道最黑暗,社会最纷乱,人民最苦难的时代,由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朝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开始倡导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谋求富国强兵的改革之路——洋务运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佛教也是弊病丛生,清政府及地方豪强更想借兴办社会教育之名侵占寺庙土地、房产。因此"庙产兴学"与佛教本身的     

能海教育思想研究

生活在清末、民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能海法师,经历了中国佛教由衰微到复兴再到新生的整个历程。他的教育思想,曾在清末居士佛教兴起与民国庙产兴学之风的双重影响下犹豫徘徊。最终,他选择了“以丛林为学校,以僧众为学僧,以执事为教员,以清规为章程,以寺产为经费”的复古式僧伽教育,同时又吸收社会教育的一些先进理念。他的这一佛教教育模式,正在为现代佛教教育所广泛采用。     

中国佛教组织近代化转型的发轫——以“佛教学务公所”为中心

近代中国佛教最早的组织形态是“佛教学务公所”,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佛教组织近代化转型的开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组织价值定位转向重塑中国佛教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其产生过程与组织架构呈现兼顾僧俗的特点,组织功能体现出公共化特征。它刺激了中国佛教主体意识的觉醒,协调了“庙产兴学”运动下的僧俗紧张关系并遏制了这一时期依附日本佛教的风气,维护了中国佛教教权的独立。     

略论晚清佛教式微诸因

由于受历代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影响,晚清（1840—1911）统治者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佛教政策;再加上佛教无论是在义学的研究、僧才的培养还是在丛林建设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致使佛教的处境已十分困顿。晚清社会的不安定及战乱的频仍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的传播和庙产兴学运动的兴起等现实的原因,传统佛教遭到了更大的挑战,几乎处于灭亡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