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运气知识论的德性知识论

运气与知识是不相容的,因此,在消极的意义上,知识可以被视为排除了运气的真信念。德性知识论提供了一种最有说服力的反运气方案,主张知识是出于理智德性的真信念,是一种理智成就或信誉,而不是碰巧为真的信念。然而,许多学者认为德性知识论并不能完全排除运气,因而是失败的,并基于安全性条件发展一种反运气知识论。然而,德性知识论者可以证明德性蕴含安全性,即安全性必须根据主体稳定的认知能力或德性来解释,即德性知识论本身就是一种反运气知识论。     

应用理智德性的追问

应用理智德性的追问既是应用伦理学的历史使命,更是解决人类生活世界面临诸多高新技术伦理问题的内在要求。应用理智德性具有科学、技术与理智三大要素。如果说科学是理智追求知识原理的平等路径,技术是理智运用知识原理的自由途径,那么理智则是在技术实践中运用或发现科学原理以便达成尊严的能力。也就是说,应用理智德性是理智把握、运用科学技术以达成平等、自由与尊严的应用德性,也是理智的认知与实践相统一的应用德性。     

思虑与实践三段论

"思虑"作为一种为实现目的而寻找手段的理智探索活动,它能否等同于一种实践的演绎推理形式,这个问题在学界有着广泛争论。本文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系统内部存在一种类似理论三段论的实践演绎形式,但这并不等同于思虑的表现形式。思虑具有的是理智探索功能,而实践三段论是用来解释和激发行动的。在某些情况下,如德性主体为实现其目的而付诸行动时,思虑与实践三段论二者的功能会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时候就容易产生混淆。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

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关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只是一般地坚持并主张了理智德性在道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但是,却很少讨论到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理智德性中五个主要的环节在道德选择过程中各自所承担的不同的功能和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深入而具体的论证。从这一理论需要出发,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诠释,可以论证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体系性的关联,尤其是明智在沟通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一般和具体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德性是否可教?——兼解柏拉图的《美诺篇》

在《美诺篇》中,柏拉图试图放弃他承自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信念,以彻底与智者决裂.但囿于定义论思维方式的固有局限,混淆了道德德性和技艺德性.只有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厘清技艺德性、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辨明柏拉图在《美诺篇》中陷入的困局,并合理解答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     

用智慧驯化勇敢:古希腊德性政治的演进

在古希腊人看来,"德性"的意思是好和卓越,它与政治的联系几乎不言而喻.如果宏观地考察古希腊的德性政治,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强调勇敢和战争德性的主线,在荷马和各个城邦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另一条是强调理智和智慧的线索,这条线索也可以在荷马史诗中看到端倪,但主要经历了从智者到斯多亚学派的演进过程,展现出不同的面向.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就是用理智和智慧驯化勇敢,把勇敢纳入智慧的轨道.古希腊德性政治的不同源流,在西塞罗那里得到了罗马式的吸收和转化,进而对后世的德性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培育反偏见德性是对抗认知不正义的有效策略吗

认知不正义源于不平等权力结构及由此产生的系统性偏见，不仅错失知识，而且贬抑人性。为了对抗认知不正义，弗里克要求听者培养并运用反偏见德性以辨识并化解偏见对可信度判断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一方案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反偏见德性的概念应用于日常实践时，面临稳定性与合理性不足的问题；其次，弗里克对反偏见德性运作方式的解释，存在循环论证问题；最后，当主体试图反思与纠偏时，存在标准缺失的问题。因此，个体的德性实践并非认知不正义最有效的反制策略。除了培育个体的理智德性，最终仍需通过培育集体知识自信、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等途径来消弭认知不正义。     

德性与知识——如何开展孔子启迪的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

本文从当代科学发展与道德衰落相伴而生的现象入手,阐释了中西哲学的异同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路径,指出中西哲学的经典范式是相通的。一方面,孔子的言论是由其弟子记录的,而苏格拉底的对话也是由其最杰出的学生柏拉图记录的;另一方面,关于德性、学问以及知识获取方式问题,孔子启迪下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采取了相通的处理方式,是双方的共同遗产。作者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是德性的知识,即将德性作为其本质内容的知识;二是作为德性本身本质部分的知识。孔子的知识属于后一种类型,因而他拥有和柏拉图相同的德性概念。     

科学理解的德性知识论意蕴

德性知识论是当代知识论领域的重要进展,"理解"是被德性知识论重新关注的课题。德性知识论主张知识规范性应从法则学和道义论的意义转变为以理智德性为核心的概念。这对于科学理解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转变,有关科学理解是否需满足事实性条件、是否排除认知运气以及作为能力知识的意义等讨论,都得到了新的深化与拓展,展现出丰富的德性知识论意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科学创新人才的德性素质的培养

所谓德性素质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道德德性 ;二是理智德性 ,三是审美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科学创新人才道德德性培育至关重要 ,因为道德德性决定科学创新人才自身的人生目标与价值取向 ,是其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理智德性的培育则有利于提高科学创新人才的科学精神素养。而审美能力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综合则可以使科技创新人才不仅能领悟自然美 ,产生科学 (技术 )美 ,而且能引发其对科学职业的尊崇感 ,进而义无返顾地献身科学事业     

德性知识论:品质与能力

贝尔对本文作者的德性可靠主义提出了批评,指责它忽略了责任主义的、能动的理智德性。作者将证明:1.德性可靠主义一直关注责任主义的、能动的理智德性;2.贝尔所主张的责任主义的、品质本位的理智德性是不完全的和不充分的;3.我们应该提倡积极的、自愿的理智德性,它是可靠能力的理智德性的一个特例;4.责任主义者强调的责任主义的、品质本位的理智德性,是可靠的能力的理智德性的一个特例,因此,责任主义是德性可靠主义的辅助理论。     

明智:性质、目的和意义——作为一种日常观念的明智概念

现代汉语中的"明智"一词,是由传统的"智(知)"的概念分化而来的。日常语言中的明智,兼有能力和品质的性质。从能力的角度而言,它对应于理智的理论认知能力和实践推理能力,而在实践推理方面又包括审慎推理和道德推理两种不同的推理活动;从品质的角度而言,道德推理中的明智可以被发展为一种品质,但却又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基于此,常识道德对明智的评价不但不是最高的,反而略显暧昧和可疑,因为明智所指向的目的常常是"为己",而非"为他"。这种意义上的明智可能会在日常观念中引发一种近乎直觉的质疑:道德应该是与对他人的关切有关,致力于实现行为者自身目的的明智似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道德。更重要的是,明智与道德之间的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日常观念之中,还存在于将德性与幸福视为核心概念的德性论之中。要想澄清这些与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有必要对日常观念中的明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考察。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阿奎那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及其对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德性转向",即从现代规范伦理学向传统德性伦理学的转向。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再次引起了学界的瞩目。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因其"综合性"、"体系性"、"超越性"和"渊博性"等特征被誉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德性伦理的一大典范,又因其鲜明的"理智性"与世俗道德哲学有着更为亲和的关系,也更适于参与到当代道德哲学的新发展和新思潮中,因此,对当代德性伦理复兴和道德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幸福观辨正

“德性论”与“幸福论”构成了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幸福论”认为,德性取决于幸福,幸福即德性。“德性论”则认为“幸福取决于德性”。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和康德都对“德性即幸福”这一原则进行了理智主义的辩护和论证。中世纪伦理学(或基督教伦理学)作为西方伦理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幸福问题无疑也是其核心问题。那么,基     

由德性与知识关系看当代新儒家之"新"——评《分判与融通——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

德性与知识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近,由齐鲁书社出版的赵卫东博士的力作《分判与融通——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就是一部以当代新儒家为个案来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何为真正的智慧?——迈蒙尼德对《耶利米书》9章23-24节的解读

本文尝试透过迈蒙尼德对《耶利米书》9章23-24节的解读,考察他在《迷途指津》最后两卷即卷三53-54章对"慈爱"(h·esed)、"正义"(s·edaqah)、"审判"(mishpat)及"智慧"(h·okhmah)的释义。本文力图阐明,迈蒙尼德将"慈爱""正义"和"审判"视为实践德性,将真正意义的"智慧"即哲学式智慧视为理智德性加以考察。对迈蒙尼德来说,人的终极完善在于理智的完善而非道德的完善,就此而言,人的最高目标是通过认识上帝获得真正的智慧。与此同时,迈蒙尼德并没有忽略实践德性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取得理智完善的人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而是应当"下降"到"行动"领域,着眼于"慈爱""正义""审判"等与他人打交道所需的道德德性。     

从“德性”到“德能”——马基雅维利对“四主德”的解构与重构

《君主论》第15章所开列的德目表尽管令人困惑,却并非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它对传统"四主德"的回避也不能说明马基雅维利对相关议题的忽略。事实上,马基雅维利不动声色地对经过西塞罗扩充和改造后的"四主德"做了深刻的解构与重构;这项工作连同他在虔敬(信仰)、慷慨、仁慈和信义等问题上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利对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人文主义的德性论的全面背离与颠覆,实现了从"德性"到"德能"的转化。"德性的政治化"与"德性的去道德化"表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重在"破旧"而非"立新",建立一种新的现代伦理观与社会-政治理论的工作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