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平等理论的三大特征

当代平等理论以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为发端。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正义论》两个正义原则的核心是差别原则,引发学术界争论最大和回应最多的也是这条原则。差别原则反映出罗尔斯对待平等的态度是偏爱最少受惠者的,这标志着"何谓正义之平等"问题重归理论视野并占据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的核心。本文设计了当代平等理论的四要素分析框架,围绕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四要素分析框架为切入路径,对当代平等理论代表人物与作品的核心主张、论证特征、批判关系、对平等实践的影响等,进行了考察分析,总结了当代平等理论的三大特征及所面临的挑战。     

桑德尔的自由主义批判

桑德尔(Michael Sandel)以批判自由主义闻名于世。在桑德尔对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批判中,他用共同体对抗个人,用善对抗权利,用德性对抗规则,确立了一种典型的社群主义批判模式。在桑德尔看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义务论自由主义:就方法论而言,这种义     

罗尔斯“社会基本善”的理论弹性：一个内部辩护

在罗尔斯正义理论中，作为社会的背景条件和通用手段，社会基本善是正义理论所重点讨论并予以分配的客观对象。这一观念遭到了阿玛蒂亚·森、理查德·阿内逊和G.A.柯恩等人的批驳，被指责缺乏理论弹性，因为其一方面无法容纳人们在善的转化上的人际差异而深陷“拜物主义”,另一方面低估未经选择的不良运气的影响而不足以体现平等和博爱之精神。然而，从罗尔斯关于人的观念、分配正义的适用范围以及公平正义学说的性质等理论的主要维度的阐释来看，他们的质疑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故社会基本善的观念仍有足够的理论弹性。对此观念的辩护和澄清，有益于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罗尔斯正义论的内在逻辑。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评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观

相对于功利主义而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两个重大转变,一是用基本善代替了福利,二是用两个正义原则代替了加总原则。这种正义理论的目的就是抵消偶然的、专横的因素的影响,也就是抵消运气的影响,不让任何人因为自然的或社会的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得益或受损。(罗尔斯,第10页)尽管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与基本善理论遭受了不少批评,但是其正义理论的道德预设却得到了西方很多一流学者的认可,成为现当代西方平等理论中的主流,即运气均等主义。这种平等理论认为平等要求抵消运气对人们的不同影响,因此,一些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自己选择的错误而比其他人处境更差,这是坏的(不公平的或不正义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G.A.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如何确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确立正义原则的原初状态理论,这一理论把正义原则等同于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的产物。对此,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在其《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实际上是把理想的社会管理     

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研究的两种价值取向及其意义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不同流派的激烈论争中,最重要的论争发生在共同善目的论与权利正义论之间,这两种理论反映出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研究的两种相反价值取向。双方在国家治理的目的、过程、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对立。前者强调共同善价值的根本性,后者强调个人权利价值的优先性。应该说,双方在各自的方向上都取得了重大理论成就,并对分析当今世界的国家治理实践,以及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罗尔斯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

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三个论证,也即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自尊论证和最高级利益论证。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的问题在于,良心自由保护的利益无法确保赋予其词典式优先性,针对良心自由的推理也不适用于其他基本自由;自尊论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证实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基本善,如何论证基本自由构成自尊的唯一社会基础,如何以自尊为根据去支持基本自由的词典式优先性;最高级利益论证的麻烦是,罗尔斯既未说明最高级利益的本质及划分利益等级的依据,也未具体解释最高级利益与各种基本善的关系。泰勒以康德式自律观念为基础,重构了最高级利益论证。重构后的最高级利益论证解决了原有论证的麻烦,在《正义论》的框架内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罗尔斯、帕斯卡与决策论——威廉斯论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证明

在《罗尔斯与帕斯卡之赌》中,威廉斯主要关注的是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的证明,他主要论及三方面内容:第一,罗尔斯在论证其正义原则时诉诸的基本想法,也即一组原则是正义的,仅当自利的人们在某种无知条件下能够对其达成一致同意;第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某些方面偏离了这一基本想法,这里的偏离主要指偏离自利选择的轨道;第三,他比较了帕斯卡之赌中包含的证明与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的证明,认为两者虽然在论证结构上高度相似,但后者更缺乏说服力。就第一方面的内容而言,威廉斯只是阐述了罗尔斯的基本想法,并未对此作过多讨论。就第二方面的内容来说,威廉斯所说的"偏离"要么缺乏足够的根据,要么仅止于断言;只有第三个偏离可以在罗尔斯的文本中得到印证。就第三方面的内容来看,威廉斯的批评并不令人信服,罗尔斯仍然有辩护的空间。     

持有权与程序正义的当代阐述者 --评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权利理论

诺齐克提出了有关一般权利和财产权的性质的深层问题 ,而其理论出发点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即是否可能不特别借助于关于人性及其目的的说明来发展出一种权利理论 ,以及是否可能发展出一种不预设人间善的观念的产权理论。他在具体论述时向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正义理论发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并且坚持了程序正义的底线和“最小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今天只有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诺齐克的权利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反至善论及其效应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基于善观念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根据平等的要求而将至善论排除在政治原则之外。这种反至善论的立场在自由主义内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与罗尔斯处于同一阵营的德沃金基于平等这一理想明确提出国家中立性原则,然而中立性本身又是一种需要辩护的立场;另一方面,由于罗尔斯的反至善论论证关涉正当的优先性,而正当的优先性也是充满争议的,它一开始就受到了社群主义的强烈反对。于是,基于对中立性及其可能性的怀疑,又鉴于社群主义的重要挑战,至善论者试图超越两者并基于至善论为自由主义辩护,从而使至善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得以复兴。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正义——从诺奇克与罗尔斯之争谈起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是维系社会秩序、塑造社会风尚的伦理智慧。新自由主义者诺奇克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在自由问题上无实质分歧,二人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平等,具体表现在正义基石—权利VS公正、政府角色—最低限度的国家VS多功能国家,以及分配正义—资格理论VS背景制度三方面。分析这些争论对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价值取向和大同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等思想渊源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可借鉴"最大最小值"规则,从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平等优先于善;合理把握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之张力,发挥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健全社会扶贫体系,增进百姓福祉等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期做好扶贫工作,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以罗尔斯为视角

罗尔斯一方面恪守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拒斥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认为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内在善,是公民应为之奋斗的共享的终极目的,两者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解释其张力,罗尔斯援引奥克肖特关于事业联合体和公民联合体的区分指出,有着共享目的的政治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而只是实践联合体(公民联合体),它相容于中立原则。但事实上,对于罗尔斯而言,中立原则和共享目的的和解依赖于更深层次的共享——对自由及其相关价值的共享。正是奠基于这两个层次的共享目的,政治认同得以确立,"稳定性论证"才得以完成。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下的财产权

罗尔斯的"正义论"区别了公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和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前者属于基本自由,系第一个正义原则调节的范畴;后者则归属第二个正义原则调节。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不同,罗尔斯将私法上的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相分离,否定了其自然权利性质,使其回归分配制度建构的本来面目。罗尔斯的财产权理论不仅为"所有权社会化"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私法提示了一种全新的财产权伦理观。     

论分配正义的“场域”——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有限辩护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新近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分配正义的"场域"问题,即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什么。罗尔斯指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罗尔斯的这一论断遭到柯亨和墨菲等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不仅包括社会基本制度,还应包括非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和市场)、个人行为意向和行为选择、社会风尚等。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批评与辩护关系,彰显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同以柯亨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当代的分配正义理论至关重要。     

儒家至善论:政治的,还是整全的?

儒家学说是一种要求国家推行特定良善生活观念的至善论主张。要想在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为强制性的国家行为奠定道德基础,这种主张需要得到其它宗教、哲学学说支持者的支持。据此,有学者认为,儒家至善论应该成为一种对所有宗教、哲学等整全学说都不持立场的政治观念;但也有人主张,儒家至善论只能是一种整全的学说。通过考察罗尔斯后期哲学中政治观念与整全学说的区分,我们可以证明,关于儒家至善论的这一争论其实是建立在对罗尔斯学说的误解之上的。不仅如此,由于这种误解,儒家至善论者们也错失了儒家学说在现代社会复兴的真正基础,因此大大降低了其自身的理论前景。     

论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讨论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委婉地表示,他的正义论不适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围绕罗尔斯的动物正义遗产,老年罗尔斯派与青年罗尔斯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老年罗尔斯派捍卫罗尔斯的结论,否认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罗兰兹等青年罗尔斯派则紧紧抓住罗尔斯思想的方法论精髓,通过重新阐释或重构罗尔斯的正义论,论证了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并激活了动物正义的话题,使之成为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纳斯鲍姆的以可行能力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唐纳森和金里卡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加纳尔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提供了与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不同的思路;它们各有自己的理论优势,构成了动物正义的辩护联盟。发展和完善罗尔斯式的动物正义论,倡导各种动物正义理论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不仅能够更好地为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提供辩护,而且还能有效地拓展生态文明的文化空间,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     

论克劳斯科对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的拯救

罗尔斯的公平原则与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是两种影响深远的政治义务理论,但是它们各自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难题:公平原则无法解释那些不情愿收到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公民的政治义务,正义的自然责任理论则无法证明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政治义务。与其他的政治义务理论一样,罗尔斯的理论也没能避免"普适性-特殊性"悖论的困境,但是罗尔斯已经尝试利用多种道德原则论证政治义务(责任)。为了拯救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面临的困境,克劳斯科提出了由公平原则、自然责任原则和"共同利益"原则联合构成的多元-原则政治义务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尚在雏形并且仍有缺陷,但是它对政治义务的解释力和前途就在于它符合了当今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

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典型代表的罗尔斯的正义论 ,自其在 2 0世纪 70年代提出后就遭到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的尖锐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认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十大错误 ,包括脱离社会生产来抽象谈论分配正义、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加批判地假定了社会阶级存在的永恒性 ,等等 ,同时 ,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也存在内在矛盾 ,是乌托邦主义的。本文即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的一个批判性考察     

论罗尔斯的道德人格观念

道德人格的观念是罗尔斯政治理论的基础,它包含公民正义感的道德能力和追求自己善观念的能力。以这种观念为依据,罗尔斯既继承了卢梭、康德的谋划,试图把正义原则表达为公民道德自主的要求,又和密尔、洛克一样,通过强调个人自主的价值来捍卫公民不受干涉的自由。他的政治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两种自主的结合之上,力图综合并超越自由主义内部卢梭传统与洛克传统的对峙。然而,由于罗尔斯是分别按照实质主义和程序主义的观点理解道德自主与个人自主的,这两种理解自相矛盾、不能兼容,本身就反映了自由主义内部不同传统的分歧和对峙,他的谋划因此无法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