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德刑观的审视与解读

孔子德刑观承前启后。与前人不同,跨越运象以思阶段,形成完整的形上体系;同时又统领后来者,后儒在德刑之"神"、之"形"上都在沿用、传承孔子之所创。表达方式上,孔子首创直接对比方式,将德、刑直接对比,更利于观点的表达、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便是缺少类似于此的精炼表达和内容阐释;孔子还开了从心理层面诠释德主刑辅的先河,增强了德主刑辅观点的可信度,当下中国道德建设亦应重视伦理道德的心理属性,切忌按经济操作手法来建设道德;最为主要的是孔子在德与刑之间植入了"礼"这个制度性规范,通过礼这个"制度"来保障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中国封建社会悠久而成功的德治典范便是归功于此,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也应借鉴于此,将"德治"的软实力通过"德制"这个硬措施来保障和实现。     

法刑事件中孔子德法互济思想观略

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孔子提供了一种"德法互济"的思想。以法刑事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思想的意涵。在孔子那里,"杀"与"礼"的矛盾仅仅是一种表象,基于"礼"所指向的政治秩序构建这一目标,二者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孔子不但注意到了任刑对于德教的反向推助作用,同时亦以德教之于任刑的先在性作为必要条件。孔子对听讼者的德行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并通过自身的司法实践证说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孔子试图在社会正义与民众幸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以此构建一幅道德生活的理想图景。此种"德法互济"思想既没有偏离"德主刑辅"的基调,亦没有视法治为一种绝对的消极手段。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孔子的此种思考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贡献新的治国智慧。     

孔子与“礼”

“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准则 ,近似于不成文法与道德伦理精神的综合 ,有着明显特点。孔子认为“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面对着时代的变革 ,孔子在继承和总结前代遗产的基础上 ,对“礼”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 ,他把传统的“礼”纳入到他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之中 ,使之成为他所倡导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 ,在此基础上 ,他把“礼”与“仁”结合起来而赋予“礼”新的内涵。第三 ,在政治上 ,孔子把“礼”与“德”联系起来 ,特别强调“礼”与“刑”的对立。第四 ,在“礼”的社会作用上 ,孔子更强调其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孔子对“礼”的内涵的补充和发展 ,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     

孔子讥刑鼎辨析

孔子反对晋铸刑鼎就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本文对此作了三点辨析:刑鼎上所铸的“范宣子所为刑书”实际上是范宣子一度承用过但已被他自己废弃了的夷蒐法;孔子和蔡史墨都认为荀寅把这样一个废法铸之于鼎是违背礼的精神的,是“失度”、是“法奸”;子产其人和其所铸刑书都不是“弃礼”的,郑刑书和晋刑鼎并未创制一种如叔向所担心的“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法律制度,孔子反对晋刑鼎而不批评子产铸刑书,正是他坚持礼制的一贯立场的表现。作者认为,孔子反对晋刑鼎不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而是为了维护礼制。     

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实现的制度伦理路径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的思想理念,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可以通过制度伦理的规范实现,主要包括国家立礼、天下行礼、个人示礼和本心美礼的四层逻辑路径。国家立礼的路径是国家树立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道德观念,尊重礼之理,才能在国家层面以德树立时代新人。天下行礼的路径是以天下大道树立社会的根本价值观,使人以新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礼义准则而为人处世。个人示礼的路径是以规范的行为展示礼仪,个人行为与制度相结合,内外相合而成为新时代表里如一的人。本心美礼的路径是以礼的美善为目标,提升本心之礼的理想和超越境界,达到内心至善的美礼目标,内心趋向美善而内化成为新时代理想崇高的人。从哲学逻辑上分析,新时代立德树人目标实现的制度伦理四层路径体现了体、用、合、美的哲学逻辑。     

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自觉于规矩——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看孔子的自由观

"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所达到的人生成就的最后评述,其真谛是"从心之仁,不逾礼",即自觉于规矩,这是真正的自由。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但绝不是牺牲内心去迎合不合理的社会规矩。孔子"从心所欲"所意味的自由,非随心所欲,而是自觉自愿行礼为仁、立德顺天,在此过程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地达到了礼与仁的合一,达到人与天的合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中,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即无论人做什么,都符合天地的根本原则——德。     

自觉于规矩——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看孔子的自由观北大核心CSSCI

"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所达到的人生成就的最后评述,其真谛是"从心之仁,不逾礼",即自觉于规矩,这是真正的自由。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但绝不是牺牲内心去迎合不合理的社会规矩。孔子"从心所欲"所意味的自由,非随心所欲,而是自觉自愿行礼为仁、立德顺天,在此过程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地达到了礼与仁的合一,达到人与天的合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中,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即无论人做什么,都符合天地的根本原则——德。     

文化承续与义理重构中的先秦儒家礼让观

先秦儒家传承春秋尚让传统并推陈出新:从礼治秩序的构建、社会理想的追寻、安身处世的需要阐释礼让的功能;通过揭示让仪的内涵、重塑让礼之要义、协调德制的张力,力图使让之礼仪重新焕发生机;转而关注让的根源、施教促让的方式与君子修养让德的方法来夯实根基,同时还通过惠民富民并彰明礼法、躬行表率以感召行让、德礼为先与政刑为辅等治道手段而期望民间兴让。"教学相长、修养让德→彰明礼义、躬行礼让→和乐安治、无讼俗美",构成了儒家君子的共同认知。"养民教民、德主刑辅→民众躬行礼让→和乐无讼"的治民思路具有强烈的儒家特色。     

儒家德刑观论析

在道德与法律、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从其仁爱的思想原则出发,主张为政以德,强调社会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德刑兼治、德主刑辅,重德治、轻刑政;主张宽猛相济,先教后刑;主张富而后教,强调社会道德教化,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儒家的德刑观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仍然可以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荀子法思想的内涵辨析与理论来源

在儒家内部,荀子第一次对法作了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其法思想容纳了礼法、政令和刑法,并以礼入刑,把其作为刑法制定的终极依据。基于"类的二分"的群体观,荀子所阐述的"礼刑分治"、"刑当其罪"等法思想,是其本于儒家立场对法治思潮回应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荀子之法在内涵、致思理路和达成方式上与法家有着本质差异,其思想远承孔子,而更深的根源则在于上古的治世传统。     

仁学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仁学——荀子仁义思想发微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荀子的仁义偏重于义,主张"处仁以义",通过义来成就仁。荀子以差等为正义,为儒家礼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突出等级、差等,缺乏平等精神,是其思想的不足。今日儒学应发展出寓差等于平等的正义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儒家的忠恕之道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使其成为礼的原理、法则,这样仁的内在原则与礼的外在原则才可以真正得以贯通。     

仁的思想与轴心时代中国的政教典范

在孔子那里,仁不能仅仅在道德或伦理的范畴内加以理解,而必须作为与帝王时代不同的政教典范而被确立。作为轴心时代中国的政教典范,它将帝王之道,即德的典范与礼的典范在人之为人的地基上再结构化,以文教与神教两个层次完成了面向一切个人的塑造普遍政教主体的要求。     

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对《史记》修撰的影响

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之一是为"上明三王之道",其修《史记》实效孔子作《春秋》而为,故《春秋》"王道"思想对司马迁修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德"尊"礼",强调以"亲民"为中心的德政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德"性对国家直至君王个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司马迁重视"德"性的作用有时对其传记的写作间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德"性的书写上也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在尊"礼"问题上,司马迁对礼让精神的揄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都反映了《春秋》"王道"思想对太史公精神的渗透,直至"法天则地"这一"礼"的最高理想的彰显。司马迁既接受了《春秋》"王道"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孟子、董仲舒等人"王道"思想的濡染,并加以了发展,将"德"政思想与刑名之学关联起来。     

孔子“仁”德浅识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 ,怎样做人与调节人际关系是仁的思想的核心。关于仁的伦理学思想孔子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其基本精神是有差等的爱 ,这既在普遍意义上肯定了人的价值 ,也包含了阶级性和血缘亲情在内。孔子的仁不是单一的道德 ,而是以忠孝为本、包罗众德的总道德 ,仁者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的修养理论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强调“为人由己”发挥主观能动性 ,并且提出了“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两条基本的道德原则。孔子的许多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 ,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礼法·法天·法术——先秦法制模式及其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 中国就有丰富的法学资源。儒家、墨家乃至道家都有自己对法的独特理解, 法家思想更是源远流长, 在先秦时期即与儒家、道家和墨家分庭抗礼。通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可以加深领悟各家的思想特色。一、礼法·法天·法术———先秦的法制模式先秦诸子对法的理解各不相同,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归纳起来, 先秦的法制思想主要有三种模式:1. 儒家的礼法模式对于刑与德两种治国方略的效果, 孔子做了如是比较: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这就是说: 其一, 孔子…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