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提诺论幸福兼驳亚里士多德

一方面,普罗提诺继承了古代西方(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幸福伦理的理智至上主义;另一方面,普罗提诺又从两方面批评了亚里士多德:(1)幸福是纯粹理智活动,既不包含快乐也不包含偶性的善;(2)幸福不限于人,动植物也可以是幸福的。普罗提诺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在局部意义上也是对整个古代西方幸福伦理的批评,并造成了一种新的幸福伦理观念。普罗提诺的幸福伦理是古代西方伦理观念的重要转折,为西方思想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伦理观。     

存在与一:皮科·米兰多拉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柏拉图的复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成为人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其中,斐奇诺站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柏拉图哲学的最高本原是一,高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高本原存在,学习亚里士多德是学习柏拉图的基础准备。而皮科·米兰多拉则认为,在存在与一的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本文试结合皮科《论存在与一》的文本,分析表明: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主要依据托马斯主义和基督教化的新柏拉图主义(以伪狄奥尼修斯为代表)。皮科的这一调和方案,虽然既不可能容于斐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也不可能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但对于重新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对于构建他的古代神学、实现哲学的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到底意味着什么?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见塔朗菲在阐述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时,对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给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这样写道:“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这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便成了现代系统科学中的一条著名定理.有人在讨论了现代系统科学中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定理之后,又试图对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进行一种更为全面的概括.他们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具体区分为三种情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整体小于部分之和”.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性接纳——论《物理学》卷1章1中的一个“普遍”疑难

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卷1章1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对我们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就其自身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在阐发这一研究进路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探索原因的科学研究都从某种“普遍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个别的事物。这种观念将读者带入某种“普遍”疑难，因为它既不符合我们对科学研究以“普遍”为旨归的常识性认知，也无法与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他文本中对“普遍”的相关论述相调和。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读者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此处对“普遍”的不寻常运用也许有其柏拉图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意义上分离的、作为某种普遍之物的理念理解为是对事物实存的某种确认，并把它作为不可分离的属■或者本质属性■接纳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并视其为某种科学研究的起点。     

陈康论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

陈康先生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可谓是中西学界首部系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的专著。他不只是系统梳理了亚里士多德有关理念与可感物的分离观以及分离的不同表达形式,而且他宣称亚里士多德在分离问题上不是柏拉图的反对者,而是柏拉图的追随者。一方面,国内学界认为陈康对分离问题的独特贡献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他的观点迄今为止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很多讨论。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尝试对陈康有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的论证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他的观点进行评议与反思。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思辨哲学与自然法传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提出了一种古代自然法理论。根据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古希腊自然法具有规范性、自然性和恒常性三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关于法律的论述符合古代自然法的这三个特征。《劝勉篇》的写作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反驳伊索克拉底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正是这两个背景,促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兼容抑或冲突?

心灵哲学的功能主义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他们的理论先驱。他们指出亚里士多德既不赞同柏拉图的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也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物理主义,因而他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共享深层的理论预设。功能主义者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时涉及了三个主要观点:反物理还原论、心灵状态的"物理构成的可塑性",以及心灵与身体的"随附性"关系。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试图主张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兼容的,并指出他的灵魂观应当称为"质料-形式主义的"。     

亚里士多德的美学

一、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和美学 要谈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不能不简单叙述一下他在哲学上和美学最有关系的几个根本论点。 第一,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把理式看成宇宙的原型而客观事物只是理式的摹仿的说法,相反,他认为世界是客观的存在,这些事物     

自愿、决定与品格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论道德责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不自愿"行动的两个条件——受强迫和无知——重新加以了界定,由此推进了古代哲学对于道德责任问题的认识与探讨。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少数极端情况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受强迫"而做出的不自愿行动,多数混合性的行动尽管也受到外部压力,但是仍然可以归于自愿行动的范畴,行动者需要为此类行动负责。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区分不自愿的行动与非自愿的行动、出于无知的行动和处于无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焦点从柏拉图所强调的"真知识"转向行动者对于具体环境的把握与判断,并进一步转向行动者的品格。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成功地避免了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在继续捍卫知识对于行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也要求行动者同样为自己的美德与恶行以及品格的形成负责。这一观点不仅更加符合日常道德直观,同时也为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作为亚里士多德注疏者的波爱修——其对《解释篇》第九章的注疏和发展

从波爱修对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第九章的注疏,特别是从他处理未来偶然事件问题的方式上,可看出他是位忠实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沿用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决方案,而非斯多亚派的方案:他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一同将此问题视为一个逻辑决定论的问题,而斯多亚派则将此问题视为因果决定论问题。本文在揭示波爱修之亚里士多德传承的同时,也将揭示他如何在《哲学的慰藉》中将柏拉图关于永恒和时间的理论融入他对此问题的讨论之中,从而得以优雅地解决亚氏所提出的两个关于未来偶然事件的悖论。     

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奥古斯丁对灵魂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到“精神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出现离不开“柏拉图学派的书籍”(libri Platonicorum)的影响.在此之前,奥古斯丁认为天主和灵魂都是物质.主要在普罗提诺的影响下,奥古斯丁认识到灵魂是无形的、精神性的,灵魂赋有理性并且不朽.与普罗提诺不同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灵魂不具有神圣本性,同万物一样是被造物.对灵魂本质认识的转变,使其灵魂思想乃至其个人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向.     

人类同等性和文化多样性

全人类有什么普遍之处？怎样把他们区别开？在考察这两个问题时,可以根据类型分成三个阶段：柏拉图式的论述、浪漫主义的对比法和当代的综合,最后是在当今的人类生物学和语言学中被推进和发展了的假说。一、柏拉图式的论述柏拉图式的论述中经常被引证的章句,不是见于柏拉图而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在一本早期的小册子《论解释》的开头这样写道：全人类的书写标记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有声语言也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首先都是灵魂的情感符号,在这一点上全都是一样的;这些情感具有的事物相似性也是相同的。这说明人们所关心的都是相…     

伽达默尔论“语言的遗忘”

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伽达默尔批评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造成了“语言的遗忘”。这一说法可以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遗忘”相互呼应。但伽达默尔并没有盲目追随海德格尔。恰恰相反,他的“批判”只是一种假言判断、一种柏拉图式的反讽、一种对话辩证法的实行。伽达默尔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证明柏拉图遗忘了语言,而倒是证明柏拉图没有遗忘语言。借此,他实则在与海德格尔争辩：一方面,要逆着海德格尔的“弑父”倾向肯定柏拉图-海德格尔的统一效果;另一方面,要借助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实现对海德格尔的某种矫正。     

关于正义的不同认识

“正义”(justice)是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公正”基本同义。时至今日,对它的理解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认识发展阶段,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肯定性的原初认识,到霍布斯对正义的否定,再到罗尔斯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对正义的新的肯定。一关于正义的原初认识最早开始思考正义问题的是苏格拉底,而最早比较完整地界定正义范畴的是柏拉图。他在其著名论著《理想国》一书中,明确地将正义规定为每一部分都各司其职,不介入其他部分的事务。在柏拉图那里,正义者最终被证明是哲学家。生意人和武士即使在正义城邦中也不真…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多部分与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对灵魂部分的划分,他认为灵魂的各部分在空间上不可分,仅在定义上可分。"灵魂在定义上可分"指的是各个部分的定义不包含彼此,因此,灵魂仅有三个真正的部分:营养、感知和理性。然而,灵魂的多部分如何构成统一体对于亚里士多德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生物体的灵魂都是单一的形式。《论灵魂》第二卷第三章解释说灵魂的统一性是由于"低级部分潜在地存在于高级部分之中"。本文指出这个解释是不清晰的,灵魂的统一性辩护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虚拟潜在性"概念,另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将生命活动作为整体目的的论证。     

永恒、时间与无限：菲列珀努斯与普罗克鲁斯关于“世界永恒”的争论

在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思想交锋中,“世界是有开端的还是永恒存在的”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针对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鲁斯的“永恒论”,公元5世纪的基督徒菲列珀努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无限”概念进行反驳,从而论证“神创论”的立场。通过深入分析菲列珀努斯论证的思路和论证策略,并比较普罗克鲁斯以及其他柏拉图主义者的回应,本文力图挖掘争论双方的理论预设,还原双方在时间观、永恒观和宇宙图景方面的根本差异,并且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将这些差异追溯至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对于神义论问题的不同回答。     

解释：对欧几里得评释的经历

这些解释为瓦尼萨所写序言据说全部哲学只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种评释。或许是这样。但是 ,柏拉图自己的哲学不也是对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毕泰戈拉学派和智者们、更不必说苏格拉底的哲学的一种评释吗 ?而反过来说 ,圣托马斯所撰写的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释 ,难道不也是他个人的哲学吗 ?或者再反过来说 ,普洛克罗所写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评注》 ,难道不是也体现了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数理哲学吗 ?普通的传统说法将我的第一句陈述归诸萧伯纳。审察的讥讽实际上是他个人的典型风格。至于“评释”这个术语———在启蒙时代已受到…     

柏拉图伦理学的宇宙论基础:从《理想国》到《蒂迈欧篇》

柏拉图在以《蒂迈欧篇》为中心的后期宇宙论对话中,放弃了《理想国》的精英主义,转而承诺,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在把握可见宇宙之上的理念的意义上占有哲学,但是他们能够通过研究可见宇宙本身,获得对于自然秩序本身的初步把握。他将证明,宇宙为人类的伦理提供了最宏大的模型,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最深远的意义。因为两者的关系既是一种作为"模型"的宇宙或自然的运作与作为"模仿者"的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种作为"整体"的宇宙或自然(Nature)与作为其"部分"的人类本然状态或人性(human nature)之间的关系,"伦理学的宇宙论基础"正是这两种关系的内在要求和具体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