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长期来,人们对朱熹的格物之说的研究多局限在认识论形式方面,对其中所包含的本体论内容少有涉及,故常常将其与以增加知识为目的的“穷物理”的方法相混同,从而导致从冯友兰到牟宗三对朱熹的修养学说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严重误解。本文试图由“张荫麟问题”入手,对朱熹的格物之说重新清理,论证格物之“物”主要指人伦日用之“事”,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对儒家价值的认同;而格物致知的本体论意义在于：根据社会生活之常道去发现并消除自然生存现象对人的社会本性的遮蔽,以实现某种不同于佛老的儒家式的本真生存。由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朱熹的整个修养学体系,并有益于澄清各种误解。     

张九成对《大学》致知格物的心学诠释

自朱熹将《大学》结构分为经传两部分,并为"格物致知"补传,由格物至平天下的八条目便逐渐成为对《大学》修养次第的通行解读。张九成作为理学向心学转化阶段的重要思想家,以本心天理作为构架自身思想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基础。他对《大学》八条目的结构分析和思想解读颇具特点,由致知、格物、知至到治国、平天下共九个条目,均统摄于"致知"之下。"致知"作为《大学》修养工夫的核心,其意涵是体认本心之理并将其推至到事事物物。张九成对致知格物的解读,可以看到他上承道南学派、下启陆王心学的时代特点。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

"格物致知"语义甚丰,程颐、朱熹将其解说为"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有将"理"与"心"分作两件的危险,故遭到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反对。陆象山和王阳明都坚持"心即理"。"心即理"在陆象山那里主要是理不离心,"无心外之理",而在王阳明那里,更有"心即是理",所以他于"心外无理"之外,更提出"心外无事"。与程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说成"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实则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心学虽然维护了"理"与"心"以及"致知"与"格物"的一贯,但却导致了"致知"在"格物"之先这一明显不合《大学》所言序次的尴尬局面。经典诠释如何在忠实原意的条件下又有创造性的发挥,真是一个大问题。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十)

再来看"论智".陈金镛首先从非基督教人士引黑格尔和幸德秋水思想为据入手,批评他们排斥宗教,排斥信仰,他们的智慧"自下而来",不是真智慧,不足道也.近代西人的智慧,反不如我国程子的主张.所谓程子,即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两兄弟,他俩开创了宋代理学,直接影响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程子认为,人莫不有知,而物莫不有理,人要想达到知(智慧),非格物不可,这就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格物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这就是四书中《大学》的根本思想.当然,程子所说的致知,并不是陈金镛时代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那种知,而是"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显"之类宗教上的知.     

方以智的“格物穷理”说及其对明清之际西学的回应

在阳明后学"蹈虚"和西学东渐"重实"的思想背景下,明清之际儒家学者对传统"格物"说进行了重新诠释,试图以此会通中学与西学。其代表性人物方以智折中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说,以"格"为能格之物和所格之物的心物交格,以"理"为物理、宰理和至理三者而一的天理,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均纳入到格物穷理的范围。方氏的这一格物观,使其一方面注重吸纳西学中合理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另一方面又以"质测"与"通几"互藏观扬弃西学,特别是批判天主教神学,从而保有儒家的价值关怀。     

“先王之道斯为美”试解

一、问题的提出“先王之道斯为美”见于《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对这段话的解说，一般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说法为准。朱熹认为，礼有体有用，“体”指的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养中”与“格物”:蔡汝楠对王、湛之学的融通

甘泉学派是中晚明与阳明心学分庭抗礼的存在。两家虽然学术宗旨相异,但并非泾渭分明。不论阳明后学还是甘泉后学中,一直有主张融通的声音。本文以甘泉后学中以往学界缺乏研究的蔡汝楠为例,通过对其“养中”与“格物”观念的分析,探讨其对于王、湛两家之学的融通。在蔡汝楠看来,其“中”与“养中”的观念可以消解“良知”与“天理”之间的紧张,使得本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得到统一;其“格物”观则可以将“致良知”和“随处体认天理”统一起来,避免双方之间的彼此攻讦。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蔡汝楠的“养中”和“格物”,正是颇能体现其自觉融通王、湛两家思想的观念。     

以理论孝：儒家孝道正当性的哲学辩护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理”既是宇宙起源之实然,又是人伦道德应然之本源。人伦道德源于天理,是天理的社会化外现。“理便是性”,仁、义、礼、智、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先验性地包容于理本体之中,并因为“理”之先验存在而获得形而上证明,儒家孝论从而实现了“实质上的系统”．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程朱天理观之辨

天理是二程和朱熹哲学的核心概念,但二者对其理解不一样。在二程那里,天指苍天,天性、天命都是苍天之命令。天理即苍天之理,进而延伸为宇宙之理,天理观便是宇宙观。在朱熹这里,天被当作形容词用,表示像苍天一样的自然性、自足性和绝对性等,天理指具有类似于苍天性质的理,即,理是自足而绝对之理,而不再专指苍天之理。理学家的天理观由此由宇宙观转化为存在论。     

朱陆争辩钩沉——兼析陆九渊心学的理论意义和重要价值

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分歧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由于对“理”的理解不同，朱陆在“为学之方”上存在分歧——朱“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谈“穷理”（“道问学”），陆说“明心”（“尊德性”）；在为学目的上也有分歧——朱以穷理修身为读书之目的，陆把读书为学归结到实理实事上。二是由于对“气”的理解不同，朱陆在为学宗旨以及修养方法上存在分歧：陆讲“尽我之心”“易简工夫”，朱讲“存天理灭人欲”“格物居敬”。三是朱陆对“心”的理解不同，朱熹有“道心”（义理之心）、“人心”（物欲之心）之分，象山认为“本心”既是道心也是人心，二者合一。四是朱陆关于本体的争论，即世界的本原是无极还是太极、阴阳是形器还是道。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当代格物”——从互联网数码图片处理手段分析视觉观看与绘画创作的关联性

《礼记·大学》有关于格物的记载:"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这句话谈及致知与格物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下,受到的自身或者环境的局限性影响,观看不同,认知不同,表达也不同。文章通过对"当代格物"的阐述来说明数字时代的创作特征是新的观看方式所带来的,通过当下创作手法变化所带来的新视觉现象来分析时代语境下架上绘画创作的各种可能。     

朱熹论“理一分殊”中的同一与差异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体层面上,才脱离了自身在开端处的抽象性,最终成为了活生生的、具有实在性的实存。     

论朱熹琴律理论中的儒家乐教思想

朱熹的琴律理论主要包括运用三分损益法的生律思路计算五音十二律与古琴徽位、琴上三准的掐断率并对其进行划分等。朱熹琴律理论中的儒家乐教思想主要体现在通过琴律以维护君臣关系,即论五音十二律以维护君臣关系、论琴上三准以区分君子与小人、论调弦之法以求五声伦序顺置等。他的乐教思想是以“理”为核心所生发出的一种音乐哲学思想:以“天理”作为乐教思想的理论依据,以“中和”作为乐教思想的心性基础,以“致知”作为乐教思想的最终归宿。     

“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朱熹体用论的辩证思想

在朱熹对于“体用”的论述中，“体”既可以指天理而言“本体”，亦可指事物而言“体质”。然而朱熹体用论中的双重内涵并非是漠不相关的，而是具有相互蕴含和内在过渡的关系。“本体”之中蕴含着实存，“体质”本身就是“本体”的实存，揭示出朱熹论本体与存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在朱熹对于“道体”的论述中，“道体”作为包含了“本体”与“体质”的最高整体性范畴，体现出本体的活动性与真实性。     

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以南宋政治面貌为背景,朱熹提出了以兰代文化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希冀建立一个既有上下之秩序,又有整体之和谐的国家。他以天理为最高准绳,要求君主和臣下顺应天理,各尽其职,上下互动。力求达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和谐有序。朱熹把这种政治理念,扩大到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加以说明,确立了一个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体系,在此之下朱熹从易学阴阳对待、交易往来的角度对事物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     

朱熹哲学余论

近年学界关于朱熹哲学,新著续出,辨析毫芒,几无剩义,捧读诸贤之作,颇有后来者无可置喙之感,墨翟夫子曾说:“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抬粟也。”然获后拾穗,含而咀之,仍觉有深味者,今集成篇章,题为“余论”,聊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