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

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一文是以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为幌子贩卖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谬论的文章。该文分作两篇,分别刊登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期和第六期上。本文是该文的第二篇。本文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吹殖民地和半植民地国家可以在民主力量,即所谓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的领导下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到达社会主义。作者公开宣称:“列宁从未认为,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必须同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断言过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社会进步道路过渡一定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列宁所规定的原理的歪曲”。显然,作者明目张胆地反对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意义。作者为了论证其修正主义观点,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大加歪曲,并且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了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接着列宁发展了这种“理论”;说什么:“列宁把非资本主义发展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途径”。作者扬言,现在由于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和帮助,对落后国家来说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大大地扩大了,而且也更加有利了。作者认为: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形式是民族民主国家,而这种国家能够对已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造;并说这种国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还说民主力量,即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可以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能够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事实上,作者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一小撮上层分子身上,而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尤其突出的是:作者抹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論民族民主国家

作者不顾近年来一些民族民主国家中所发生的惨痛教训,美化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把民族民主国家说成好像是当代“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形式,散布关于“和平过渡”的幻想。文章一开头就说,社会主义体系对于民族解放革命本身发展的速度、形式和途径起“决定性的作用”。其次,作者还谈到在反帝、民族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关系,片面地夸大客观因素的作用,抹煞民族民主国家实行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说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时起,就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又说,任何一国,不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只要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支持,一般都能不经过资本主义,或者不必通过其所有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还说,非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可能,并非因为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要有了主观条件就已足够,而是因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足够高的水平对非资本主义发展起着客观条件的作用。作者把世界上的民族民主国家分为两类。他认为:在第一类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已得到一定发展,存在着或多或少发达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共产党。在另一类国家中,或者根本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微弱到还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已经形成的阶级来谈论。因此,在这里,劳动农民、手工业者、萌芽的工人阶级、民主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阶层结成联盟,而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领导这一联盟,领导这一政府。在这类条件下,民族民主国家也将是人民的政权,而且,“人民”这一范畴本身“可能还不具有明显的阶级色彩”。接着,作者断章取义地引证列宁的话:绝不能以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成分问题来顶替阶级专政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说,在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府成员中,工人和共产党人不一定占多数,只要在第一阶段主要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保证对这一政府从下面施加充分的压力就行了。作者把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采取“和平方式”的。总之,他力图把民族民主国家说成是当代“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形式,暗示民族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等革命力量不必准备在必要时推翻现存政权并进行武装斗争,实质上是要从思想上解除它们的武装。     

摆脫了殖民桎梏的国家的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問題

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谈民族民主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问题。作者大谈“不发达国家在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却避而不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国家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首要的革命斗争任务。作者完全混淆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线,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企图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观点,用改良道路代替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者胡说什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亚非民族民主国家里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职能”,它“在客观上体现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则”。按照作者的看法,亚非地区的无产阶级可以完全放弃在民族民主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作者企图对亚非人民进行说教:他们完全可以建立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似乎不经过革命斗争,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亚非国家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的后半部详细叙述了一些亚非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过程。作者大谈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因素”,似乎这些国家里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政党空喊几句“社会主义”的口号,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改良工作,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因此,作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卢森堡的“和平革命”論

本文作者从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主要介绍了卢森堡的政治理论的消极方面。作者说:卢森堡不是把资产阶级国家理解成固定不变的,而是把它理解为有内在矛盾的。她的资产阶级国家论,既不同于把国家职能的增大理解为国家的民主化、社会化和阶级压迫职能的减小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也不同于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等于资产阶级专政并主要强调其阶级压迫职能的列宁、斯大林式的理解。她在本质上理解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同时也没有忽略了与国家的阶级性相矛盾而实际存在着的国家的一般社会职能。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被反动政治势力加以否定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保卫资产阶级想要放弃和否定的民主主义,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作者接着说:卢森堡始终以社会主义革命即夺取政权当作明确的目标。但是,她虽然在某种形式上承认使用暴力,可是她不是暴力革命论者。她没有过高估计群众的自发性而过低估计先锋队的政治领导。她想把无产阶级在议会外的斗争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两者结合起来。她认为,议会外的活动就是经济性的、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而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是同资产阶级对抗来保卫资产阶级议会。她把议会看成是可以利用来朝着夺取政权方面一步一步前进的立脚点、据点、阵地。作者还说: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批评,不同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对俄国革命的攻击。她主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的“非民主性质”。她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不是在废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批判继承”中成立的。掌握了权力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是废除一切民主主义。卢森堡后来虽然改正了她以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部分批评,但是她的政治理论的骨胳却没有改变。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生产的全面社会化”——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问题

本文认为,《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在一些商品经济不发达资本主义不发展的落后国家中取得胜利,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生产全面社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由不成熟向成熟过渡过程中的结果。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一些落后国家中获得胜利,是资本主义临近末     

列宁論无产阶級專政形式的多样性

作者在本文一开头就大量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言论,以便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和平过渡”的路线作辩护。作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基本上划分为两种:一、苏联的苏维埃,即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二、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以共产党或工人党为领导的、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党或团体的专政。作者重弹苏共纲领关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的老调,“论证”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已不复存在,苏联已变成为所谓“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全民国家”。作者说:苏联之所以曾经实行一党专政,是由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而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则与苏联当时情况不一样,没有像苏联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有的人民民主国家成立后不久,就取消对剥削阶级选举权的限制。作者妄图使所有国家的人民相信当今世界上的阶级斗争已“缓和下来”,苏联的一党专政是例外,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多党制的专政,就是五花八门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根据这种修正主义的论点,作者公开无耻地为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政权形式吹嘘。     

历史概念区分——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

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一节，《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一节，《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节中多次提到“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那么，这两个概念如何区分呢？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 评菲恩伯克的报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还有效吗?》

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批判奥地利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奥共现代修正主义者菲恩伯克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和攻击。一九六五年奥地利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奥共总书记菲恩伯克在这次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还有效吗?》。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篇文章就是对菲恩伯克的有力反击。本文作者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菲恩伯克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这个学说是划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试金石。接着,作者无情地揭露了菲恩伯克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公然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避而不谈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胡说什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不过是政府的更替而已”,把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种继续”。作者正确地强调指出:世界的变化丝毫也没有改变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菲恩伯克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落后”和“愚昧”作为他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论据”,这只能暴露出他对人民革命力量的极不信任;菲恩伯克攻击斯大林,这只不过是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而已;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是复活剥削制度基础的历史倒退;奥地利共产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奥地利共产党已经完全堕落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去了。最后,作者确认:社会主义只能从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中诞生。     

“工会再造”与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

工会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范畴,标志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进入到"自为"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目睹的工会组织,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同资本斗争的共同体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会必然出现内卷化、贵族化问题,使其倒退为狭隘的经济利益社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对工会的政治形态、职能形态、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进行系统再造,领导工人阶级革命建国,使工人阶级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工会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工会再造"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现实依据。     

对“趋同论”的几点认识

人类社会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自由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九世纪末产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把资本主义推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二十世纪下半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随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新特点。如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作用大大加强,国有化比例提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苏联四十年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中的转折点。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乃是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的世界观。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奴役制度的枷锁,加在工人阶级身上,它没有可能去研究科学,研究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身受两重压迫——物质生活上的压迫和精     

社会过程的最佳化问题

这是一篇用“唯控制论”谈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荒谬的文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既发展着调节社会生活的职能,也发展着控制被剥削阶级的职能,困而被剥削阶级这个局部系统的利益不能得到实现;反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则对各个局部系统、即生产单位与个人没有这样的控制,而是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考虑到它们的利益,调节着它们的活动,困而它们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作者还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企业的利益不一致,因而各个企业不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非协作博弈”;反之,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的利益则是一致的,因而各个生产单位有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协作博弈”。作者用“唯控制论”的观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计划与经济杠杆、经济规律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问题。作者鼓吹:给各个生产单位、各个个人以“相对独立性”,以“物质刺激”调节它们的活动,说什么“这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赢利,给个人带来更高的工资”。这完全是从“唯控制论”喇叭里吹出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论调!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译者试加了若干控制论术语注释,很不精确,仅供参考。     

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进步

这篇文章是苏联科学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研究所写的,但以《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它从许多方面阐述了苏联新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总的看法,显然是代表修正主义头子讲话的。这篇文章又臭又长,但由于它有比较大的代表性,所以一点未加删节,照译出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竭力宣扬修正主义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认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成为“现实”,民族解放革命完全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就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苏共修正主义者取消革命的老调——“和平过渡”论的变种。他们之所以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大作文章,只不过为了欺骗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而已。现将文章的几个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有了新的特点;出现了实现这条道路的新的可能性。在一系列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在各种不同条件下,通过各种不同方法实现这些可能性,这就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前只有苏联边区各族人民和与苏联接壤的蒙古人民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而现在,在形成了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后,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内部已准备好走这条道路的国家面前都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出路只有一条——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这是一条经过一般民主改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革命变化,并不一定要通过急剧爆发的形式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且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可能形成这样一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向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过渡成为可能和必然的。对于大多数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来说,最近时期的任务是,扩大以准备向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为目的的一般民主斗争。在彻底实现一般民主纲领的过程中,民族解放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最终将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最近几年,在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开始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革命民主派,在没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它能够引导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军官和大学生。他们基本上反映非剥削阶级(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职员)的政治观点和利益。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必然会促使革命民主派的进步代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形式和团结形式,以及这种团结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在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威力的日益增长而变化。在新的条件下,解放斗争和正在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外国垄断组织的统治根源,取得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民的社会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将为已获得解放的民族把力量集中到社会经济进步的各种根本问题上创造前提。     

新牌修正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

意大利共产党副总書記L.隆哥在都灵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題名为“新牌修正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这本小册子揭露了安东尼奧·乔利蒂在“改良与革命”这本小册子中的修正主义观点。隆哥在文章中向讀者指出,如果揭开乔利蒂用以掩飾他的真实現点的假面具,便能看出乔利蒂是在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無产阶級在劳动人民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斗爭中的領导权,無产阶級專政,国家,民主,工人阶級的革命政党,等等。     

也谈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早已在我们这个经济不发达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近来有的同志在革命导师那里找到三段话,试图从理论上来说明这一问题,这本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从革命导师这三段论述中,“无讨如何也引伸不出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而他自己又没有提出其他的理论根据,好象在革命导师那里根本就没有这种理论。如果真是这样,那末除了创立新的理论以外,就会发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还有没有理由坚持下去的问题,而在“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中也会发生搞社会主义革命有没有理论根据的问题。所以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直接的实践问题。而我认为,只要从革命导师这三段话中抽出一段,就足以说明这个理论。它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就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也谈一点不同的看法。     

全民国家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斯米尔诺夫在他的文章中说什么工人阶级现在完全可以不必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只依靠“全民国家”领导农民。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发展

这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宣扬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观点。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全民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继承关系”。作者认为:“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继续,它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发展阶段。当还存在剥削者和剥削时,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消灭剥削时起,就变成“全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仍然保持在“全民国家”之中,但“全民国家”已不是旧意义上的国家,它表现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职能方面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全民国家”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作者认为:在对内职能方面它们的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执行苏联法律和保障公有制)和文化教育职能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在“全民国家”里,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职能已经“衰亡”并且“失去意义”。在谈到对外职能时,作者认为:它们的这种职能是共同的。它们除了制止帝国主义的袭击和使人民作好准备去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外,正利用一切可能,在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有时在军事方面努力寻找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和合作的更合适的形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用了较多篇幅,论证在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同时要保持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准则和法律的人,以及那些无纪律、无组织、不诚实的公民。但这种强制完全不同于对阶级敌人的强制,尤其不同于暴力。最后,作者还特别谈到物质刺激。他说什么:“物质利益的原则是使工作人员遵守纪律,鼓励他们提高专业能力,诚实地对待职守,养成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这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人们的因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创作史

列宁把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译者)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这本书是把对历史问题的深刻的理论研究同工人阶级革命解放斗争的迫切任务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该书的研究对象,似乎是与实际革命活动相隔很远,但是,全书都贯穿着强烈的坚定的党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仇恨,对工人阶级最终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与资产阶级学者“死啃书本”完全不同,恩格斯认为研究人类远古史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很多实际现象的钥匙。恩格斯在家庭关系的历史中,在国家和它的机构产生的历史中,找到了国家(少数剥削者压迫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工具)必然要灭亡的证明材料。     

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思想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现阶段,革命民主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能消灭垄断独裁的、广泛的反垄断联盟。现在无产阶级已有可能组织反对垄断资本统治的更广泛的阶级联盟。苏共纲领指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它也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其他小私有者,大多数职员和知识分子以至一部分中等资本家的主要敌人。     

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创造作用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所起的深刻变化显著地证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资本主义阵线破天荒第一次被冲破了。在与资本主义顽强的斗争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了,并且无比地巩固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苏联在这次大战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在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援助下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包括大约欧洲人口的一半和稍少于亚洲人口的一半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形成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代表着现代人类的领导力量,作为世界历史的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