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法》中的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的解决方案及其遗留问题北大核心

罗尔斯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性的考虑,在《万民法》中将世界正义的主体设定为国家,从而明确拒绝了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主义正义。以国家为主体需预设国家的自主性,而国家自主性对内构成个人自主性的潜在威胁,对外构成战争的潜在动因,由此成为万民法理论中一个悖反性预设。为因应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以人民去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并着力论证人民之对内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的兼容,及其对外自主性与普遍和平理想的兼容。但这一方案未能明确回答非自由社会的自主性问题,并使万民法理论的主题变得暧昧,而万民法理论相对于世界主义正义是否更具现实性,也不像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确定。     

一个努力与整个世界沟通的哲学家——访剑桥哲学家欧诺拉·奥尼尔

此次访谈涉及了奥尼尔教授个人的求学经历、对哲学兴趣的由来、英美哲学系的训练方式、对罗尔斯哲学的评价,以及当代自由主义者能从康德哲学中学到什么。其中重点探讨了罗尔斯与康德两种不同的建构主义、罗尔斯证成方法的缺陷、规范性思考的边界(boundaries)问题,以及当代英美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不够重视等问题。     

人们应得什么 ——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及其困难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人们不应得基于自然天赋和资质获得的利益,因为从道德立场上看,这种应得的基础是任意的和偶然的。由此,作为公平的正义反对亚里士多德等应得论者的主张。后者理解的应得是一种前制度性应得,罗尔斯只承认制度性应得的合法性,即应得依系于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决定着应得的正当性。诺齐克和斯特恩伯格等人对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提出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存在误解。"反应得论证"的真正问题在于:一是罗尔斯因"权宜之计"放弃对前制度性应得中关于人的自主性的考虑,而人的自主性是支撑正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二是他把制度性应得、资格和合法期望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     

略论托马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

托马斯·斯坎伦是以约翰·罗尔斯为首的平等的自由主义阵营内一位重要政治哲学家,面对《正义论》发表以后所遭受的各方面的批评,他在罗尔斯道德契约论的基础上,转变罗尔斯专注于宏观社会基本制度的学术走向,提出了一种实质性的契约主义,从微观角度来论证个人道德的本质,论证人们为什么要关注正当和不正当的问题,论证为什么正当和不正当对其它关怀和价值具有优先性。从而发展了罗尔斯道德理论的契约形式,对罗尔斯强于制度美德而疏于个人道德论证的缺陷做了有益补充,在伦理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病人自主性与家庭本位主义之间的张力

在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背景下,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一直被置于家庭之下,个人自主性被包含在家庭自主性之内,表现为一种家庭本位主义。源自西方历史、文化的知情同意移植到中国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对知情同意的认知、理解以及实践方式均不同于西方人。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人们对家属同意权的认可。以个人本位主义为背景的病人自主性与中国文化中的家庭本位主义之间存在张力。对知情同意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不同践行方式,应以文化宽容主义的态度对待之。     

公共理性与公共领域理念的扩展

有一种广为接受的批评认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存在政治缺位的问题,而且它的公共理性理念严重地限制了公共领域中政治慎议的活力。但原初状态中所塑造的公共理性应当被解释为一种慎议政治的模式。根据这种解读,政治自由主义与公共理性恰恰在两个方面扩展了公共领域理念的政治潜力:一是把制度法律结构的建立间接地确定为公共领域理念与慎议政治的产物;二是基于公共领域的理念塑造了私人自主性,并在良序社会中将私人自主性与政治自主性置于平等的价值位阶上,最终实现了两种自主性的同源性。     

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 ——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个人-组织契合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基于个人-环境契合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223份员工数据,检验个人-组织契合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个人-组织契合显著正向预测员工创造力,个人-组织契合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影响员工创造力。(2)工作激情在个人-组织契合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3)工作激情的调节作用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实现,当工作激情较低时,个人-组织契合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对其员工创造力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罗尔斯论个人应得

罗尔斯对个人应得的思考是其分配正义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与如何恰当地理解其差别原则具有重要关联。然而,与罗尔斯理论中的其他论题相比,他对应得的论述不仅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还很容易遭受误解。本文试图表明,罗尔斯并未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应得的概念,而是在其公平正义观的理论框架中将它转化为制度规则下的“正当期望”概念。此外,差别原则不仅符合罗尔斯在其理论中对传统意义上的应得的处理,实际上也是他将前制度意义上的应得概念转变为正当期望概念的主要方式。因此,罗尔斯对应得的处理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在其理论中制造了内部张力。     

为了历史的记录-访罗尔斯

罗尔斯的好友和哲学同事Ｒ .阿尔布莱顿 (Ｒｏｇｅｒｓ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在 描述罗尔斯时说道 :“我对杰克 ② 的主要感觉是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在 他讨论其他人的时候具有很强的道德感。他不仅仅写出了巨著 ,而且是一个非 常值得钦佩的人。他是我们中的佼佼者。”③ 罗尔斯发表于 1 971年的《正义论》 一直被看作是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转折点 ,因为它复兴了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 域。它也是最为全面和具有深远影响的现代自由主义巨著。该书 2 0余万册在 全球范围内销售一空 ,有 50 0 0余部论著专门讨论它 ,这些惊人的事实正是由 于《正义论》是一部严谨而深刻的理论著作。 罗尔斯在他的论著中对他的个人生活始终守口如瓶 ,但对他人的帮助和观 点却感激不尽。他回绝了大多数的采访 ,只接受了与他始终保持个人关系的某 些大学的荣誉学位 ,如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很长时间都没 有同意把他的名字收入《名人录》。以下的采访见于 1 991年的《哈佛哲学评 论》 ,是罗尔斯作过的仅有的三次访谈之一 ,而这三次访谈都是与现在或以前 的学生进行的。罗尔斯的个人生活完全奉献在关于社会正义、合作和个人权利 等问题的思考、教学和写作当中。 罗尔斯于 1 92 1年生     

大学毕业生目标自主性与无望感:社会支持与性别的作用

大学毕业生面临重要的生活转折, 其个人目标自主性对未来的无望感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以192名大四毕业生为被试, 采用特殊目标测量法考察个人目标自主性, 用问卷评价社会支持与无望感, 探讨目标自主性与无望感的关系, 并分析社会支持和性别的作用。结果发现:(1)毕业前夕去向已经确定的大学生, 无望感更低;(2)大四毕业生目标自主性越高, 对未来的无望感越低;(3)目标自主性对无望感的预测受到性别因素调节。对于男生, 高目标自主性能够显著降低无望感;对于女生, 目标自主性对无望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4)社会支持对于目标自主性与无望感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但是社会支持越高, 其无望感越低。由此可见, 大学毕业生建立自主的个人目标和改善社会支持对降低无望感具有重要意义, 目标自主性的效应对男生尤为明显。     

论纳斯鲍姆及其能力进路对正义主体的拓展

纳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考虑到残障者、国际领域以及非人类动物的正义问题,这主要是受限于他的正义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传统对正义主体的理解和设定。因此,她提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个人观,试图重新界定和拓展正义主体,并将尊严与能力联系起来;以此成为能力进路的基点,从而试图解决以上三个领域的正义问题。然而,纳斯鲍姆对于正义主体的界定与拓展存在诸多模糊和自相矛盾之处,她的能力进路亦并非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和契约论传统的成功超越。     

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吗?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已经成为众说纷纭的棘手问题。高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持有单薄的经济自由观,他只将择业自由和个人财产权视作基本经济自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契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这两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实际上并非基本自由。然而,罗尔斯对单薄的经济自由观的辩护并没有说服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托马西认为,罗尔斯本应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应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列入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但是,托马西证明罗尔斯应该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的决定性善观念论证和不合理的例外论论证都是失败的,因此未能借助罗尔斯的理论证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     

残障人问题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挑战——兼论纳斯鲍姆之"能力法"

残障人问题给罗尔斯的理论带来的巨大的挑战,这根源于罗尔斯对公民之理性平等的设定.由于人只有在生命的某个特定的阶段才会具备独立性以及实践理性的能力,因此在罗尔斯的理论设计中,残障人就丧失了参与建构正义原则过程的资格.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纳斯鲍姆从四个方面,即首要善、康德哲学之人性、大致平等和互利,对罗尔斯的理论进行了审视,并提出了"能力法"的理论.在许多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纳斯鲍姆的理论要比罗尔斯更具有解释力,但仍需更多的探讨.     

罗尔斯与功利主义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功利主义都把对方看做最主要的理论对手.这篇文章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对罗尔斯提出了批评:一方面,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所做的大量批评完全被误解了,也就是说,罗尔斯不仅没有驳倒功利主义,而且他对两个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的比较也是无法成立的;另一方面,因为两个正义原则与功利原则处在不同的层面上,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不仅能够论证功利主义可以作为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的基础,而且事实上罗尔斯也依赖功利主义者所使用的论证.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重思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并给予很高评价。正义问题是罗尔斯解读马克思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二是通过回应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出马克思预设的正义观;三是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值得期许。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蕴含着双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实质,但对共产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读。     

罗尔斯“分配的正义观”与诺齐克“持有的正义观”对照研究

分配正当性的根据是什么 ?人的基本权利与平等的要件如何分配才是符合正义的 ?罗尔斯和诺齐克从两个向度上对此作了深入研究。罗尔斯从平等的权利出发 ,主张用“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来取代功利主义 ,认为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应当不平等 ,否则就应当平等。并要求依据“公平的正义原则”分配公共资源和自由体系 ;诺齐克从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出发 ,认为除非有充足理由证明应当平等 ,否则就应当不平等 ,通过“资格”理论确立“持有”的正当性。在功利主义、财产权、国家的作用、自由平等、分配模式和社会稳定的意义等方面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观点也各有契合与对立。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思考──兼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理解

一、社会公平的含义和基本原则 公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主要是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即个人在享有社会权利和承担社会义务时与社会上其他人相比较是否合理的问题。美国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５页）在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它们深刻体会到只追求效率不顾社会公平所付出的十分沉重的代价;因此,从实践上都着眼于把确保社会公平从而达到社…     

情感与罗尔斯公共理性再释

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人可能是无知、自私和反复无常的,所以自由的内涵往往被精英们所定义,这种“强迫自由”沦为他治和权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他论证了一种不依赖于分歧观念的政治正义观,以此兼顾人的自主与政治的共识。不过,罗尔斯的方案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本文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所扮演的角色,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正义感”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罗尔斯与霍布斯之争

在政治制度之稳定性的问题上,罗尔斯批评霍布斯的观点,认为正义感可以在政治共同体的两个关键问题——"消除孤立"和"建立确信"上替代强制权力。然而,罗尔斯在论证中存在着循环问题,忽略了正义感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着强制权力的存在。这使得罗尔斯关于"正义感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观点变得非常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