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与元代多族士人的交往

吴全节在元代文坛是个特具意义的存在。他身为高道而有儒者风范,以忠孝立身,好善而不居功,为士林所敬重,于多族士人间颇有凝聚力。他乐于结交文人雅士,以诗文作为交流工具,有意识地引导不同文化群体进行良好沟通,在多族士人间具有重要联结作用,有力促进了元代多族士人的和谐交流和儒道二家的共同发展。以之为代表的正一教道士,是元代作家队伍中的重要一支。他们的创作成就和文化贡献突出,值得深入关注。     

佛教传入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儒佛关系的调和

本文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此争论的调和,认为慧远的努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儒佛之辩与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互相冲突融合的和合体。佛学精华那些被理学所汲取？理 学如何融合佛学？本文通过对朱熹与陆九渊、湛甘泉与王守仁两次儒佛之辩的考察,以彰显这个 长期困惑宋明理学研究的问题。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 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的的道德形上学。探索了理学的分系,以及分 系的根据,对以往分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儒佛思想与古代书画批评

相较道家思想而言,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对于艺术创作及批评的影响不占主流。不可忽视的是,它们对于古代书画批评之浸渗仍然是明显的,具体表现在古代书画批评之批评思想、思维逻辑、术语范畴、语言方式诸多方面。     

朱熹的儒佛之辨

宋代士大夫的排佛兴儒运动持续时间很长,如果将朱熹等人对佛教的批评也列入其中,那么,这一时段则从北宋初年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初期,几乎与理学的形成与确立相始终。其中,排佛思潮最为剧烈的时间当为北宋初、中期,其代表人物有所谓“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欧阳修、李     

马一浮的儒佛会通观

我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先生（1883－1967年）,名浮,号湛翁,又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上虞人。马一浮终生不仕,潜心治学,早在而立之年便有明心志之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马一浮先生纪念册》第12页）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揉合百家,贯通融会,熊十力先生赞其“道高识远”（《与贺昌群》,《十力语要》卷二）,梁漱溟先生则称许其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足见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文所论,是马一浮学术思想中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问题。三教圆融,是理学的特色,因为理学原是一种吸收、融合佛…     

论儒佛孝道观的歧异

以报恩为理论根基,佛教孝道始终保持着自己宗教伦理的基本特色,从而在孝道内涵、孝道境界以及行孝方式上与儒家孝道发生了歧异.总体上看,佛教孝道的慈悲、平等精神,与儒家孝道对尊卑上下等级秩序的追求形成鲜明对比,佛教孝道浓厚的出世、宗教色彩,也与儒家孝道世俗、人间的面貌大相径庭,并由此而成为对儒家孝道的重要补充.     

印光的儒佛融合思想论

印光从本体与工夫上分析了儒佛之同异,认为儒佛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如"五戒"与"五常"即是同,不同则在于做人准则、时空观和生死观上,在"孝"的问题上也有层次之分。因儒重日常人伦,佛重明心见性,印光坚持佛法本位论,提倡儒佛融合则双美,务求佛教所追求的出世信仰能水乳交融在儒学所推崇的入世言行中,以求教化人生、净化人心和有益社会的效果,出离生死之樊笼,通过儒佛思想的互补来落实人生的道德关怀,促成俗世礼义道德的重建,终以弥陀净土信仰作为终极关怀。     

宋初文化政策与儒佛道之关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之后建立的。为了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重整封建伦常,以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北宋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具体到文化学术上,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儒、佛、道关系的问题。本文选取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为背景,运用大量的史实,对宋初三帝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对儒、佛、道的关照程度也不置一等,其中儒家处于首要地位,佛、道二教又分别次之。同时指出,宋初对儒、佛、道的鼓励和扶植并不等于是任其姿肆,而是以不妨碍封建国家的统治为前提的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论佛骨表》与韩愈排佛心态

在隋唐文化史上,韩愈可算是一位风骚独领的思想家。 韩愈(768—824),字退之,出身低微,自幼刻苦学儒,稍长尽通六经百家学,登进士第后,曾做过藩镇的幕僚,后仕学官、史官及刑、兵、吏等诸部侍郎。韩愈一生成就,一是他倡导古文运动,即用所谓三代两汉文体代替魏晋的骈文,从而使文体一变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趋于辞意平实、文从字顺。经韩愈等人的奔走呼号,古文写作竟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后人对韩愈此功德称为“文     

罗钦顺的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

在明代理学中,罗钦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与理学、心学和气学都有较深的瓜葛,但又是三方都难以完全认可的人物。本文通过对罗钦顺在理气、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具体主张的分析,揭示出其对理学的继承与转向、对心学的抗辩与纠偏以及对气学之开规模、定纲维的作用,并以此对其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作了初步的衡定。     

宋代儒佛之辩的逻辑演进

宋代儒佛之辩主要包含以“实有”或“实理”对治“空”这两个方面。以“实有”对治“空”主要以北宋儒者二程、张载为代表,其中二程以价值立场批判佛教之“空”,张载则以太虚实有驳斥佛教之“空”。中国佛教拥有完备精深的心性论,释氏会通儒佛时实际是以佛为本、以儒为末,以佛为体、以儒为用。因此随着宋代理学体系逐步完善,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必然从更深层面回应和攻击佛教,即以天理之“实”驳斥佛理之“空”。如何理解现实世界的体用问题,如何理解世界及其本根的问题,是朱子辟佛的重点,也是儒佛之间最根本、最激烈的矛盾点。儒家“实理”作为形而上本体,根植于现实世界有序运转的事事物物,是从本体层面对现实世界的奠基。佛教之空则认为一切有为法没有自性,需破除物执与我执,才能达致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     

儒佛“孝”道观的比较

在中国文化中,儒佛两家都十分讲求"孝"道,各自都有系统的有关"孝"的教义,但是儒佛两家的"孝"道观是有差别的:(1)儒家以德教为基础,而佛教以感恩为基础;(2)儒家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身心之困,而佛教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获得佛教的解脱;(3)儒家要求子女以"三年之丧"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而佛教要求子女以"盂兰盆会"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4)儒家提出了"人伦父母"的观念,认为互为"人伦"关系的双方都应该发展"孝"的关系。而佛教提出了"众生父母"的观念,认为"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因而我对一切众生都必须有"孝"的态度。儒佛这两种不同的"孝"道观已经融合在一起并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卫元嵩以儒融佛思想与南北朝三教论衡

卫元嵩是北周佛教史上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以儒融佛思想汲取了东晋、南北朝三教融合思想的精髓,并为北周现实政教矛盾的缓解提供了理论指导,由此也成为北周灭佛前后三教论衡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儒融佛思想的内在缺陷,在佛教界的反驳中逐渐暴露出来,但北周灭佛并未因其理论缺陷而停止。以儒融佛思想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导向之一,隋唐时期仍然发挥了多方面的影响。     

佛、道、儒合一与社会和谐的建设

宗教既然作为社会文化的典型构成,宗教的融合就成了社会和谐一个重要部分。古代中国佛、道、儒三家长期和平共处,甚至产生一体化的倾向,并带动了其它文化因子的共同融合。这种特殊的宗教现象既然作为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则必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宗教会通、社会伦理与现代儒佛关系

一宗教会通是近来宗教界和宗教学界关注的课题。我自己所关心的宗教会通,首要和主要的,是指中国宗教的会通。宗教会通应当涵盖了几种意义,如,可指在传统中国长期发展流衍至当代的本土宗教(儒、释、道等)的会通;又如,可指在中国文化的地区里面,各种有较大影响的宗教的会通,这就不限于儒、释、道等本土宗教,而可以包括基督宗教等。我在这里所讨论     

论藕益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

藕益智旭是晚明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智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圆融各家各派特色,对佛教与儒学的会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心性论的会通,对儒学心性论中的许多范畴和命题都作了佛学化的诠释;二是修养论的会通,他继承了前人以佛教之五戒来解释儒家之五常的思想,并提出五戒高于五常;三是孝道观的会通,他统一了世间孝与出世间孝,并进一步将儒家的孝和佛教的戒与慈结合起来.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不仅使得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高度,而且也表明晚明佛教摆脱衰落困境、走向复兴的迫切要求.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

崂山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一家"的格局。此一格局的形成,在于儒佛道三教都能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都在起着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三教在心性论上有一致之处,又能够在辩论争衡中一则相互取长补短,一则加深自我反省,实际上促进了三教的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