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及其现实启示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既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理论构想,但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虽然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但是毕竟时间有限。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本质——也谈柯尔施问题

意识形态往往以观念的形式出现,因此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批判或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对马克思来说,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不过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或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恰恰不是观念的,而是实存的、现实的和实践的。这构成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部分地被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所捕捉,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从来都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就主要不是观念的批判而是现实的批判,这才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本质,其他统统只是形式。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同时被特别地忽视了,那就是,这正好为后来第二国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轻视理论特别是哲学提供了借口,然而正是在这里,隐含着意识形态批判的另一深层本质:意识形态本身内在实践结构。因此,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实践的和本质的批判,坚持和创新意识形态就不能不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创新与社会主义实践

一所谓创新 ,就是抛弃旧的 ,创造新的。创新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 ,首先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和创造性的科学理论 ,它在创造性的实践基础上形成 ,又在创造性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青春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就在于它不断从实践中吸取营养 ,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突破空想社会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局限 ,不仅在于它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更在于它突破前人的思想成果 ,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理论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是”与“非”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20世纪20年代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积极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其思想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受到吞噬的积极抗争,其所开启的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积极关切、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的强调和对无产阶级意识和文化的重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重点领域。同时,我们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第二国际对唯物史观进行机械化、片面化理解上是积极的、正确的,但由此走上用黑格尔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样是片面的;它们分析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下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不同方式,进而主张通过高举人道主义和文化思想批判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解读;他们批判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开启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离解析、开启对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断裂"也是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涵和真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贡献力量。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多重开展与范式追求——近三十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问题,既涉及比较研究工作的深化,又涉及意识形态概念史的梳理。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与历史逻辑问题而言,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或作用等的探讨理应得到肯定;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演进问题实质上关联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学说。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创造性转化问题上,"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近年来国内相关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

我完全意识到了,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讨论,不论是对广大作者还是对广大读者,都是一件多余的事情,或者往好了说,是不合时宜的。但我还是不能苟同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趋向。 假如十年前有一位苏联公民或外国苏联学专家推测说: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我国将被宣布为乌托邦主义者(甚或骗子),而他们的理论则被宣布为极端残酷的极权制度的赞歌,那么人们就会嘲笑这个有远见卓识的人,说他是个毫无现实感的家伙。然而这件事却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一个马克思主义不仅曾经是国家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几乎是民众信仰的国家。但这绝非偶然。以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好象是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全面崩溃,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不时执掌政权;当然,它们早已不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不过它们毕竟还承认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遗产的历史联系。我之所以把业已形成的局面小心翼翼地形容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其原因即在于此。     

实践范式和思想转折:列宁晚年社会主义观的演化逻辑及其时代启示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改变世界",并非一种基于善良意志的非理性冲动,而是合乎历史规律的革命的创造性活动。但由于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的哲学诠释,这种革命活动被本体化为一种具有不可置疑的先验原则和实践范式。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社会主义观的演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这种先验原则和实践范式提出了质疑,并对其进行了变革。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将列宁的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观将在进一步的自我更新中回归生活的固有逻辑,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提升和扩展自身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本质能力,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理性原则所指示给我们的未来方向。     

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构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法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构成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主观追求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追求的历史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当下体现。法治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他元素一样,不仅发挥着意识形态的种种功能,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克尔凯郭尔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转向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受其影响,部分学者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口号下,相继完成了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转向.其中,既包括他们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生存""激情选择"以及"内在自由"等概念出发,对当时被官方马克思主义遮蔽的个体性伦理责任的凸显,又涉及他们在个性伦理学基础上,通过挪用克尔凯郭尔的"瞬间生成""永恒片断"与"可能运动"等范畴,对彼时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对必然规律的批判.据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在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之外,以存在主义视角重构了现代性宏大叙事关于人类永恒福祉得以实现的传统路径.值得一提的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向无疑是相关学者对战后及至斯大林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近二十年东欧社会主义探索历程进行反思的结果.而在马克思主义与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的博弈中,他们的思想旨趣从马克思主义向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嬗变,又勾勒出东欧社会主义探索的复杂心态历程.     

重申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柄谷行人的经济学-哲学理论

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以及各色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破产,柄谷行人提出了"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号召。为此,柄谷主张清理出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地基:一方面要扫除苏东社会主义运动当中所存在的理论误区,即对劳动价值论的形而上学理解;另一方面必须揭示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柄谷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归结为"使用价值-经验论"或"货币-信用-经验论"。但最后柄谷并没有回到马克思本人,而是将他的"共产主义形而上学"嫁接在"死亡本能"等精神分析概念上,于是其理论的不足之处就暴露了出来。     

对编写哲学教科书的若干意见

编写哲学教科书自然要考虑、说明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功能。为此,当前考虑和研究以下几个问题,我认为很有必要。一、哲学和社会主义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的唯物主义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直接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学说产生、发展的关系,论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发展怎样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编写教科书不能不论证和体现这一“理论终结”。这也是说,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发挥自己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不仅如此。现在社会主义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而是有几十年历史实践的现实。现实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为了向前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正确地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而最根本的总结必然是从哲学理论上的总结。也只有从哲     

斯大林哲学中的问题

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这句话流传甚广。事实上,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一些经典作家,都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实践家,也是杰出的理论家。而且,他们的理论还极其深刻极其广泛地涉及哲学、经济学等所有科学,展开于各个领域。斯大林也不例外,他在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在理论上也占居领导地位,在各个方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系统阐述——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宗教观研究

《反杜林论》是在马克思完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并成为欧洲工人运动指导思想的情况下,恩格斯为回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散布的错误思想、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维护党的思想统一、在马克思支持帮助下完成的宏篇巨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恩格斯通过批驳杜林在宗教问题上的谬论,以十分精练的语言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他和马克思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百科词条",对列宁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新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研究《反杜林论》中的宗教观,对深入学习、运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前途

"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这一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正确?对这一理论和这一实践的关系所进行的批判性的(客观科学的)分析表明,就主要标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所有制关系;社会阶级结构;分配原则;政治结构等)来看,所谓"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写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毫不相符.     

意识形态:从批判术语到独立论域——论马克思、列宁和青年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意识形态提出了不同的界定,因此,他所界定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也存在细微差异。不过,从整体来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的意识。列宁将其理论探索转向政治学领域,改变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把意识形态看做思想体系,研究其如何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并在现实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青年卢卡奇进一步改变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兼与俞吾金等同志商榷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只理解为一个贬义词,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如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指“虚假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质应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参见《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李毅嘉、王娜又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等于唯心主义（Ideologie一Idealismus）（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理念体系简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4期）,等等。对此,笔者认为,要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及其特征,就…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马克思1879—1882年期间研究笔记札记

王伟光院长的重要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马克思1879—1882年期间研究笔记札记》深入分析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涵。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回答了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王伟光院长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概念,在今天一些人看来已不合时宜,但仍是概括当今时代本质的理论抽象,它们并没有所谓‘意识形态终结'。但用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来看,发现时代并没有过逝,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过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前进于世界历史大道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选择。"这一结论从时代的精神状况出发,澄清了是非,明确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学习和研究。     

回到列宁:论齐泽克向马克思主义回归的理论取向

齐泽克高度重视列宁的思想遗产。他倡导回到列宁,强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尤其是政治性的维度的重要性:列宁在俄国1910年代的绝境中,以创造性的姿态突破并改造了马克思的原创理论,使之成功应用于革命实践并实现了马克思理论的普遍化。这一杰出贡献可与保罗对基督教、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再创造相提并论。今天要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潜能,就必须重复列宁对马克思进行再发明的姿态,把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再政治化。这也意味着齐泽克开始重回马克思的理论方向。     

列宁的宗教观(上)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基础。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理论去认识和解决宗教和宗教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转向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文化审视

马克思文化理论的话语逻辑及其实践旨趣在于:一是其现实前提与可能基础是现实的人以及现实生活实践活动的统一性;二是其实践旨趣或主题在于文化自觉与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等核心价值目标及其现实化路径的探寻;三是其逻辑路径与方法论则是基于"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相结合的社会总体性批判。马克思文化理论的超越性在于科学的真理性与哲学的价值性、内在具体的社会分析与哲学思维的形上价值相统一的二重属性。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把重点转向了文化价值批判,由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承继与发挥且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了马克思文化理论的主题及其实践方式,从而为当前中国文化实践提供了启示:需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为审视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提供了文化路径与理论资源。